编制到底有多少价值？

    用工的双轨制即同时存在有编制的“正式工”和无编制的“合同工”一直是困扰我国公共部门编制改革和收入分配的难题，特别是后者收入低下、工作不定甚至成为公共部门替罪羊的事件屡见不鲜，不仅影响了组织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有违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尽管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如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合同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部门的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事实上并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相对于非公共部门，我国公共部门的改革严重滞后。那么在公共部门，“正式工”和“合同工”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多大差异呢？编制到底有多少价值？山东大学钱先航、曹廷求及西南财经大学曹春方合著的《既患贫又患不安：编制与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研究》一文对此进行了解答。
    针对“正式工”和“合同工”的问题，学术界多为规范性的分析，而实务界则以新闻报道为主，难以提供二者收入差异的经验证据。而论文在描述我国公共部门用工双轨制的制度背景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详细数据，在控制个体和工作特征等因素之后，实证检验了公共部门内部“正式工”和“合同工”在个体收入状况、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的差异，同时进一步考察了编制对个体风险投资、消费观念、未来预期、幸福感等主观态度的影响。相比现有的文献，论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深化了关于阶层、权力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将相关研究推进到更具深层和现实意义的编制层面，因为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权力和阶层结构，编制内群体也是社会分配的主体。二是拓展了关于公共部门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考察了收入之外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论文将视角定位到公共部门内部的“正式工”和“合同工”，关注此二者的不同是我们理解公共部门收入差距的关键。三是数量化了编制对个体收入分配的影响，这对于回应当前社会关切、推进机构编制和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分析，文章研究发现：第一、相比“正式工”，“合同工”在收入状况、劳动强度和社会保障方面均存在劣势，处于“既患贫又患不安”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影响了“合同工”的主观态度，其风险承担能力和幸福感都相对较差。第二、对编制的分解研究发现，行政编和事业编除了前者在收入和住房公积金方面有优势之外，其余均无显著差异，这凸显了编制的普遍价值。而在其他因素中，综合来看教育对公共部门个体是最有价值的，但党员身份则无足轻重。第三，论文还对比了“合同工”和其他部门员工的差异以探究人们从事“合同工”的可能原因，发现其主要目的在于以当前的低收入来换取未来的退休保障，而这也是暴力执法的重要原因所在。
    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公共部门的用工“双轨制”事实上源于僵化的编制供给体制与灵活的编制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推动编制的动态管理体制就成为题中之义。一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人口数量等因素，构建合理的模型，科学的确定和预测各地的编制规模；另一方面，需要定期如每两年一次依据模型动态调整各地的编制，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统一，从源头上遏制“双轨制”。其次，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都在推进，但由于编制内群体是各项改革实施和推进的主体，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公共部门的改革相对滞后。为此就需要深化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实现市场化的分配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编制内外的统一。再次是要真正落实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实现不同部门间的“同工同酬”，切实保证公共部门“合同工”的工资待遇；同时严格管控其执法资格，这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遏制暴力执法现象的发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加快改革步伐，打破编制的“铁饭碗”，逐步实行竞争性的聘任制，消除编制导致的身份差异，为编制内外的个体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只有推进并落实以上几方面的改革，方能使无编制人员“既不患贫又不患不安”，提高公共部门的组织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避免“死也要死在编制内”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