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国家社科基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企业并购成为持续的社会经济热点。尤其是2009年以来政府推动下的“产业集中”导向成为新一轮中国企业并购的重要特征。但与此相关的一个不争事实是，我国转型期政府竞争导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使得企业并购出现地域“同属化”、产业“逆集中化”现象。那么，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尤其是政府竞争介入企业并购的发生动因和过程机制是怎样的，其产业整合路径及其在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如何？如何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甚至最优化？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与思考这些问题的理论脉络和与逻辑演进，是对“转型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学”研究命题的丰富与深化，也是中国经济学进入主流的必由之路。同样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实证探索，对于深入理解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匡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以为现有制度条件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实证参考。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王凤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此进行了探索和解答。
    王凤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竞争、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机制与效应》（项目批准号为11BJY148），自2011年立项以来，通过数据规划、调研、搜集和处理，构建起我国地方政府财政与产业经济数据库，奠定良好的数据支撑体系。然后，基于政府竞争范式，从转型期我国企业并购的本质问题切入，以“企业并购浪潮的存在性--政府竞争下的企业并购发生机制--政府竞争下的产业整合过程--企业并购的微观绩效与宏观绩效”为逻辑主线，揭示政府竞争范式下企业并购对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演进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同时以政府竞争动因——政府竞争行为——政府竞争效应为隐线，考量政府竞争的变迁路径及其影响机制。政府竞争的相关分析体现于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的逻辑框架中。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逻辑内生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及其对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的作用机制。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由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共同驱动的地方政府，具有市场上厂商的诸多特征，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取向内生决定了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地方政府竞争的基本着力点是资本流动的区域性分割——吸引资本流入和限制资本流出。而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作为存量资源的配置机制，取决于市场因素和政府行为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政府竞争作为中国市场化发展路径的必然构件，是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发生的宏观动因；其次，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关键性制度因素，与市场环境因素相互耦合，共同决定企业并购行为与产业整合机制，进而影响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绩效。政府竞争的产业整合效应因政府竞争方式和路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
    二、中国企业并购浪潮是由市场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驱动生成的周期性经济现象。中国是否存在并购浪潮？哪些因素会影响并购浪潮的发生与运行特征？政府行为在中国企业并购事件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理清这些问题是本项目研究的事实和逻辑起点。遗憾的是，经典并购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并购浪潮的存在性。基于实证解构，该成果发现，“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为中国企业并购浪潮提供了市场基础，宏观经济周期是并购浪潮出现的经济基础，而体制环境和政府行为则是中国企业并购浪潮存在的特有制度基础。
    三、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控制权转移呈现二元动因，并出现由经济动因向政治动因过渡的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推行“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有企业改革策略，涌现出了大批国有企业民营化现象。基于logit回归模型和异方差多元回归，该成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地方国企控制权转移的动因呈现二元性。出于经济动因，地方政府倾向于将经营业绩较差的国企转移出去或者民营化；出于政治动因，地方政府则更倾向于保留对规模较大、处于管制性行业的企业的控制权。进一步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节点的两阶段实证检验显示，我国地方政府控制权转移动因呈现出由经济动因向政治动因过渡的趋势。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不再一味追求高经济增长率，而更多地转向以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为重，体现了我国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
    四、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总体上显著影响企业异地并购行为，不同竞争手段呈现不同资本流动效应。长期以来，税收竞争的资本流动效应是公共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尤其受到近期研究关注。企业异地并购作为资本跨区流动的方式，也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立足于企业角度，发生异地并购主要基于两类动因：旨在获取节税效应的成本动因与旨在获取环境效应的成长动因。该成果发现，基于节税效应的成本动因没有得到实证支持，而环境效应已成为企业异地并购的成长动因。上述发现对于地方政府匡正竞争行为具有启示意义。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改善区域环境，比仅仅依靠税收优惠的税收手段更为有效。在引资竞争方面，相对于税收优惠手段，财政支出手段对企业成长和引资的效果更加明显，操作方式也更为灵活。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强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改善区域环境，促进当地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此外，应适当调整引资方式，从注重绿地引资转向绿地引资和并购引资并重。
    五、地方政府基于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驱动的标尺竞争引致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我国地方政府“标尺竞争”的动因既来自“自下而上”的经济驱动，又有“自上而下”政治激励。标尺竞争的本质是地方政府在相互竞争中产生模仿行为。本成果实证分析表明，标尺竞争对产业结构的作用可能遵循U型曲线规律，不同竞争变量所处竞争强度不同，对产业同构现象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也不同，吸引外商投资这一竞争方式有助于缓解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可见，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是导致区域经济同构、产业“逆集中化”现象的制度根源。在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下，设置更为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衡量体系是优化政府竞争秩序、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顶层制度安排。依据本研究构建的政府竞争力指标体系，建议从制度创新效率、技术创新效率、公共品供给效率、政府行政效率四个维度度量地方政府（官员）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综合素质或能力，对其任职期间的边际贡献进行科学测度。
    六、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专业化和区域间的市场整合具有双刃效应。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驱动的我国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或者开发区建设等手段对流动要素展开争夺会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耗尽地方政府的寻租所得，推动地区的专业化进程；相反，如果地方政府间采取“以邻为壑”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各地区将形成一种大而全的工业体系，进而阻碍市场一体化和地区专业化的发展。本成果经由实证发现，地方政府的引资竞争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地方保护主义则显著为负。可见，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间的市场整合具有双刃效应。上述发现的政策启示是，在中国式分权改革路径下，地方政府应着力于自身的专业化优势，弱化并摒弃地方保护主义举措，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等吸引要素流入，维持良好的竞争秩序，努力与周边地区形成竞争合作关系，提升地区专业化水平，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七、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并购及其产业整合绩效呈现生命周期差异。从企业生命周期看，当地方国有企业处于成长期时，较高的政府干预会导致并购绩效的下降；处于成熟期的地方国有企业，在较高政府干预情形下，并购后绩效得到显著改善；从产业生命周期来看，处于产出扩张阶段即成长产业、集中产业内的地方国有企业，其并购绩效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负面影响，政府干预成为其产业发展的“掠夺之手”。处于产出收缩阶段即技术变迁产业、衰退产业内的地方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对其并购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成为“援助之手”。进一步选择代表性产业进行考察。对于制造业，总体实证研究发现，并购有助于提高产业收益绩效，但没有提升结构绩效；分行业来看，并购提高了C1(纺织、服装、皮毛)行业的结构绩效，制造业其他子行业则相反。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于混合并购发生数量及绩效考察，发现尽管其微观绩效尚未显现，但混合并购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其宏观绩效开始凸显。上述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干预应尊重生命周期规律，提升产业经济动态成长绩效。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基本定位应是克服市场失灵。对于处于幼稚阶段的新兴产业来说，政府应通过激励性制度安排将外部性内在化，孵化新兴企业与新兴产业的成长。随着产业发展，政府的干预力度应该逐渐减弱，倚重市场主导及产业内部竞争，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得以提升并满足产业演进的需要，新兴产业进而成长为支柱型产业。
    这项课题的一些阶段性成果已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和《中国工业经济》等刊物发表；部分政策建议被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采纳；最终成果是近20万字的研究报告。因此，该课题研究无论从探索主题，从研究质量还是成果数量来说，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其结项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鉴定为“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