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
中国的经济转轨已经进展到了关键阶段,让更多的利益群体分享改革成果成为今后转轨顺利、持续深入的关键所在。但是,一方面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还与各个利益群体的改革贡献不匹配,二是中国改革成果的现有水平还不足以满足分享需要,需要持续扩大才能满足分享。同时现有的研究没有对转轨控制者——中央政府的作用给予足够重视。那么,如何实现经济权力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效率配置、如何实现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有机匹配,进而推动转轨平稳、持续的发展?深入研究转轨中利益群体的形成和权力转变过程,以及由其相互博弈形成的制度体现和变迁过程就十分必要。
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魏建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2007年度招标课题“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07JJD790132),自2007年立项以来着重围绕:(1)中央控制者的作用、动力来源、控制机制、控制重点的相机转变、控制支持条件等问题;(2)主导性利益集团——政府的行为特殊表现:产权的选择性保护;(3)特定利益群体(村民、乡镇政府、村干部)之间的博弈等展开了研究。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同时,注重对理论的实证检验,不仅注重数据的计量分析,而且侧重于实证调研。
(一)中央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是中国转轨的控制者和节奏把握者,这是共识。但是现有研究更多的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作用,没有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发挥是在中央政府许可之下这一事实。我们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由直接的控制者转向间接控制者,更多的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也即在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允许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探索发展道路的同时,中央政府紧紧掌握着对地方政府各种发展行为的评价权、奖惩权。对于符合中央政府价值取向的发展行为给予政治和政策鼓励,不符合的则给予惩罚。中央政府通过官员晋升权、中央财政收入来保障仲裁权的可信性。同时,通过对人民群众利益和需求的满足不断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中央政府的动力来自社会的认可和掌控转轨节奏的成就感。
(二)产权的选择性保护。所谓的“中国之谜”认为在较低的产权保护水平下,中国却取得了30年的长期经济增长,这与良好的产权保护是经济增长必须前提的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论断并不一致。但实际上 “中国之谜”是一个伪命题,中国30年来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产权保护方式——选择性保护,来配合经济增长的需要。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选择性地对那些符合中国特定阶段经济增长需要的产权进行了强力保护,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形成了与中国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匹配产权保护格局,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权的选择性保护在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对非对称保护的消极结果,并且随着经济增长进程的不断推进选择性保护的消极结果不断累积日益接近社会不能容忍的水平,因此生成了转变选择性保护为全面性内在要求。
(三)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村民、乡镇政府和村干部是中国农村三个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博弈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发挥(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着密切关系。自1987年实施的村民自治法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重要法律体现,但是村民自治法实施之后迎来的却是农民负担快速上升、农村发展缓慢的时期。并且在富裕、贫穷的村庄都能够同时观察到村民自治法实施良好和不佳两种局面。将公共产品区分为政治类公共产品和经济类公共产品能够较为有效解释上述现象。同时,基于共同代理模型的分析能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村民自治制度没有发挥良好绩效。强势的乡镇政府对于背离村民利益目标的追求,是导致村民自治制度严重偏离本初目标的关键原因。取消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提高了乡镇政府目标与村民利益的一致水平,改善了村民自治,但其依然面临城镇化、商品化等的挑战。要应对挑战、发挥绩效,就要切实将乡镇政府转变为村民的代理人。
课题还在进展中,相关阶段性成果发表在国内CSSCI来源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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