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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
——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内容提要：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拉杰·切蒂是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于五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二是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三是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及其对教育质量提升政策启示的研究；四是相关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五是与风险规避和投资行为相关的其他贡献。本文通过对切蒂一系列论文进行梳理，从这五个方面对其学术贡献做出评介。
关键词：克拉克奖 拉杰·切蒂 公共经济学 应用微观经济学 税收政策
2013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杰·切蒂（Raj Chetty）获得。切蒂1979年出生于印度新德里；2003年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起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2009年4月起执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2010年被聘为终身教授。2008年获得美国年轻经济学家奖，2012年获得最佳经济政策论文奖，2012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资深会员。此外，他是著名期刊《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主编、《经济学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编委，并于2009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应用经济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切蒂是公共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他在税收政策、社会保险、教育政策以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中的行为和心理因素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研究视角取得的经验证据对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对不同经济学分支、结构型和简化型经验研究方法以及劳动供给弹性等重要参数估计结论的非一致性进行了整合，对当前颇具争论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具体而言，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影响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表明，税收政策的显著性、调整成本、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认知以及公司内部股权和治理结构等在传统新古典模型中被忽略的因素对个人和公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2）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研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福利分析的“精确识别”方法和策略，得出了最优失业保险公式。（3）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及其对教育质量提升政策的启示。他一方面推进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早期教育项目研究文献和学校投入（如教师素质）影响研究文献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强调了找到提升教育质量的合适政策对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价值。（4）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他在多个工具变量识别、福利分析的充分统计、风险规避的估计等方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5）其他贡献。他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两大基本困惑，提出了关于利率的后向弯曲投资需求曲线。
一、税收政策对个人和公司行为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影响是切蒂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较重要的贡献。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这一领域；另一方面，其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献《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Looney & Kroft，2009）也与税收政策有关。虽然，他关于税收政策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二是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传统的基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新古典税收政策研究文献忽视了经济个体心理因素、行为特性等对税收政策响应的影响，因而，其研究结论的应用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切蒂融合了其他学科以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税收政策的显著性、调整成本、纳税主体关于税收政策的认知等“摩擦力”，对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解释。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摩擦优化情境下的弹性边界：劳动供给弹性的宏微观证据综合》（Chetty，2012）、《调整成本、企业响应以及宏微观劳动供给弹性：来自丹麦税收记录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 et al，2009）、《应税收入弹性足以估算无谓损失吗——逃税和避税的含意》《Chetty，2009》、《应用社区间认知差异揭示EITC项目对收入影响》（Chetty et al，2012）、《主动还是被动决策以及退休储蓄账户的挤出效应：来自丹麦的证据》（Chetty et al，2013）等文献中。
在《摩擦优化情境下的弹性边界：劳动供给弹性的宏微观证据综合》（Chetty，2012）一文中，切蒂回答了“当个体面临诸如调整成本或政策疏忽等摩擦因素进行最优化决策时，价格弹性如何被识别”的问题。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对政策变动疏忽或者阻止个体响应的调整成本，他推导出了结构价格弹性的边界。该边界是观察到的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影响、价格变化大小以及“摩擦”程度的函数。其中，“摩擦”程度由个体能容忍的偏离无摩擦最优的效用损失衡量。价格弹性边界意味着摩擦因素对集约边界弹性的影响大于对扩展边界弹性的影响。切蒂进一步将这一弹性边界应用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研究，发现较小的“摩擦”便能解释现有研究文献中宏观、微观劳动供给弹性存在的差异。在综合现有文献中对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基础上，考虑“摩擦”因素之后，切蒂估计出集约边际上的希克斯劳动供给弹性为0.33，扩展边际上的弹性为0.25。该研究成果的贡献在于，不仅证明了现实中的“摩擦”因素会导致个体对政策的响应偏离标准经济模型所预测的最优选择，而且提供了一种价格弹性边界估计法，该方法能用于估计跨期替代弹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重要参数或者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等领域。同时，弹性边界的提出也为现有经验研究结论不一致问题的解释带来了新的思路。
在《调整成本、企业响应以及宏微观劳动供给弹性：来自丹麦税收记录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一文中，切蒂应用丹麦的税收记录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变动对劳动供给弹性的影响。首先，他构建了一个企业提供有工作时间要求的岗位、工人支付搜寻成本并找到工作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依赖于工人的调整成本和企业工作时间设定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应用丹麦的整体税收记录数据，通过分析扭结处群聚（bunching at kinks）数据的特征得到了3个支持模型预测的证据。（1）较大的扭结处（larger kinks）产生较大的应税收入弹性，因为处于这一位置的个体更可能克服搜寻成本；（2）靠近大量工人的扭结处产生大的弹性，因为它们导致了工作时间约束的改变；（3）企业通过定制工作岗位使其与工人在均衡状态的加总税收偏好相匹配。最后，校正模型以匹配上述经验，作者得到集约边际宏观弹性的下界是0.34，大于应用标准的微观计量方法对数据中工人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结果。此外，切蒂还给出了个体层面劳动供给弹性较小的两种解释：（1）对于一项特定的工作而言工人没有能力改变工作时间，如果一个人想通过转换工作减少工作时间和降低边际税率，那么转换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只有当边际税率有足够大的变动时转换工作才会发生。（2）雇主通过最优化时间——工资组合最小化总的税负，以至于代表性工人的应税收入刚好与边际税率的上升相差不远。总之，这一研究表明，工人仅对较大的税收调整做出反应，并且企业通过捆绑工作时间和工资最优化工人的税收支付。
《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理论和证据》（Chetty et al，2009）则是切蒂的研究成果中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献。传统公共财政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个体能够对税收政策导致的激励做出完全的最优化反应。在该文中，切蒂和合作者应用两种经验研究策略检验了这一假设。首先，他们在一个食品杂货店做了一个实验，针对750种需要缴纳销售税的商品张贴含税价格达三个星期。应用扫描数据，他们发现张贴含税价格使处理组商品的需求相对于附近商店中控制组商品的需求降低大约8个百分点；其次，他们发现国家层面消费税的上升（包含在价格内）比销售税的上升（另外登记因而没那么明显）更显著地减少了总的酒类消费。两组结果都表明，税收的显著程度影响行为反应。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限理性模型解释为什么税收的显著性重要，并发现该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经验证据以及几个额外的典型事实相一致。在模型中，尽管部分税收对社会福利和政府收益有较大的影响，但忽视这些税收只会使个体承担较小的福利损失。应用这一理论框架，他们构建了一个测度个体不能完全最优化行为情境下以弹性为基础的商品税税负分担和效率成本公式。该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税收显著程度是决定个体反应的重要因素，增进了对税收分担程度和效率成本的理解，而且其理论分析可以看作是当个体行为不遵循新古典范式时政策福利效果分析的开创性成果。此外，该成果对近期广泛关注的政策讨论——消费税（包含在价格内）以及税收简化价值等的理解有重要的启示。
高收入个体的应税收入对税率高度敏感，那么向他们征税的效率成本一定更大吗？自费德斯坦（Feldstein，1999）以来，学者们大都通过估计税率对申报应税收入的影响作为收入税超额负担。在《应税收入弹性足以估算无谓损失吗——逃税和避税的含意》（Chetty，2009）一文中，切蒂将大多数文献所支持的所得税缴纳者高估逃税被抓概率的影响引入模型，再次估计了当个体能逃税或避税时作为超额负担测度的应税收入弹性。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作者分析了私人部门内个体之间税收转移如何影响超额负担的估计，指出已有的调整税收抵消的公式（e.g. Slemrod，1998；Saez，2004）在存在私人内部转移时不再有效；（2）即便忽略私人内部之间的转移，文章提出的公式也成为存在税收抵消和罚款时测度税收超额负担的一种替代方法。虽然，Slemrod & Saez通过增加来自其他税收对总税收收入变动的影响项改进了Feldstein(1999)公式，但切蒂在私人和社会收入隐藏成本存在差异的情境下拓展了Feldstein(1999)的应税收入弹性公式，并且该拓展公式仅仅依赖于对收入税的行为反应，以及掩藏收入的边际成本的估计。这就允许在不需要完全了解由于逃税或避税引起的与其他税基复杂互动的情形下估计收入税的超额负担。这一简化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实施，并增进了对逃税避税行为对税收超额负担影响的理解。
鼓励低收入群体工作的劳动所得退税制（EITC项目）是研究者们检验税收显著性对个体行为影响的重要“自然实验”。在《应用社区间认知差异揭示EITC项目对收入影响》（Chetty et al，2012）一文中，切蒂应用美国税收返还数据考察了劳动所得退税的受益者是否对税收返还做出了完全的最优化反应。作者通过运用不同区域个体对EITC项目认知的差异获取政策反应的反设事实，并应用这种方法描绘工作所得退税（EITC）项目对收入赚取行为的影响。作者发现，更熟悉EITC项目的地区显著地有更多的工作所得收入分布在EITC均衡处。此外，小孩出生导致的边际激励变化对那些熟悉EITC项目的地区的工资赚取行为有更大的影响。总体而言，EITC项目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中有增加工作收入和净收入水平的效应，特别是对那些EITC申请者密集的地区影响更大。该研究成果还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1）可以应用研究中提出的反设事实思路研究EITC对其他行为的影响，比如税收延迟储蓄账户的贡献，家庭形成和收入动态等。（2）研究者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构建关于其他政策认知的代理指标并分析其影响。更一般的是，将拥有较少政策认知的组作为反设事实可以帮助揭示各种难以在传统的研究设计中证明和刻画其效应的重要政策的影响。
退休储蓄政策，比如税收补贴或者雇主提供退休金计划，增加了总的退休储蓄或者导致了不同账户之间的转移吗？在《主动还是被动决策以及退休储蓄账户的挤出效应：来自丹麦的证据》（Chetty et al，2013）一文中，切蒂运用丹麦4500万居民财富观察数据重新考察了这一经典问题，发现一项政策对财富积累的影响依赖于它是否通过主动或被动选择改变了储蓄率。税收补贴这项依赖于个体采取提高储蓄行为的政策对总财富有较小的影响。相反，那些提高退休金的政策，即便个体不采取行动，退休账户的雇主自动缴纳（automatic employer contributions）也将大幅提升财富积累。价格补贴仅仅影响对激励有反应的主动储蓄者的行为，而雇主自动缴纳机制增加了那些不会采取再优化行为的被动储蓄者的储蓄。进一步地，作者总结了雇主提供退休金比价格补贴对增加储蓄更有效的三点理由：（1）补贴仅导致相对较少的个体采取行动；（2）补贴对个体反应产生了有条件的挤出效应；（3）补贴不会影响被动储蓄者的储蓄行为，但雇主提供退休金会迫使他们被动储蓄。这篇文章提供了退休储蓄政策对总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但是没有比较这些政策的福利效果，而这样的规范分析是深入理解退休储蓄政策优化设计的必然要求。从政策含义的角度看，作者的发现引起了对补贴和降低资产收入税是否为增加储蓄最佳方式的质疑。显然，作者的结论支持自动工资扣除或者默认储蓄替代补贴政策的主张（e.g. Thaler & Sunstein, 2008; Madrian, 2012）。
（二）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
相对于税收政策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研究而言，切蒂关于税收政策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两篇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即《股息税和公司行为：来自2003年股息税减税的证据》（Chetty & Saez,2004）和《企业代理模型中的股息和公司税》（Chetty & Saez,2010）。不过，这两篇文献通过将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税收理论与基于委托代理的公司金融理论有机结合，在标准的代理模型中分析了股息税的影响，解释了许多目前公共财政文献中关于公司税收的“新观点”和“老观点”模型所不能解释的经验现象，为设计更优的公司税收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股息税和公司行为：来自2003年股息税减税的证据》（Chetty & Saez,2004）一文中，切蒂应用1980-2004年间的季度数据，针对美国2003年颁布实施个人股息收入大减税改革后迅速出现的股息支付浪潮，分析了股息税变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作者发现，2003年股息税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变化：（1）大量企业开始实施定期的股息支付计划，结果是公共贸易企业支付股息的金额在经历了过去20多年的持续下降之后，在2003年开始了增长；（2）许多在改革之前已支付股息的企业显著地提高了股息支付额；（3）特殊股息也出现了增加。而且，所有上述效应在引入利润以及其他企业特征因素等控制变量之后仍然稳健。特定企业组群的实证分析表明，减税导致了总股息支付的增加，而不是股息和回购之间的替代。低预期增长水平企业的税收反应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相一致。此外，对于股息税的反应不同的公司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些有高经理层股份和低经理层股票期权比例的企业在减税后最有可能实施股息支付方案，那些拥有大的股权独立董事和高应税机构所有者比例的公司对减税改革也有更强的反应，而由非应税机构（改革不改变其税收激励）控制的企业没有响应。那些既没有较强的代理激励（低股份和高期权所有者）也没有大的委托人的企业实质上对税收改革也没有反应。这些发现表明，税收激励对于重要决策者——强有力的代理人和大的股权委托人的影响是公司对税收反应的第一决定因素。税收反应的差异还给出了减税效率效应的证据。税收反应主要集中在低或者中等增长速度的企业，那些有较高的盈利增长预期的企业面对减税没有改变股息支付政策。而且，股息支付的激增也不会出现对股票回购的净替代。这意味着资金可以通过外部资本市场从低增长企业流向有更好投资机会的企业，进而潜在地改善福利。
以上股息税改革的经验发现表明，目前公共财政文献中关于公司税收的“新观点”和“老观点”模型都出现了由于抽象掉代理问题而遗漏了影响公司对税收变动响应行为的重要因素。发展明确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股息税理论能更精确地评估股息税的效率成本，并优化设计公司和个体的收入税收政策。在《企业代理模型中的股息和公司税》（Chetty & Saez,2010）一文中，切蒂和其合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股息税代理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引入了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应用这一代理模型，作者较好地解释了上述与公司税收的“新观点”和“老观点”模型不一致的经验发现，并构建了一个关于股息税效率成本的经验公式。他们指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效率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企业在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契约是次优效率（second-best efficient）的，即由一个单一的委托人所有并监督管理者，那么即便存在由于管理者过度投资导致的扭曲，股息税仍有二阶（较小）的效率成本。因为在给定管理者——所有者关系内在的信息约束下私人市场仍能实现次优效率结果，哈伯格公式仍可以使用。然而，如果契约是次无效率（second-best inefficient）的，即企业由很多股东持有，正如大多数现代公司，由于存在监督上的“搭便车”行为，私人市场不大可能实现次优效率的结果。因而在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均衡契约中遵循信息约束的帕累托改进存在未充分挖掘的部分。在这样的情境下，股息税放大了监督问题，并产生了一阶（较大）的效率成本。最后，作者应用美国2003年股息税改革数据估计了股息税效率成本，发现其数值与税收收入大体相当。
切蒂及其合作者的上述研究有两条重要的启示：（1）增加股息税带来的无效率的主要潜在根源是监督下降导致的经理层资本错配，而不是“老观点”模型中强调的总投资水平的经典扭曲。（2）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有其他的工具（如将公司税整合在一起的渐进收入税），既能达到类似的分配效应又不产生一阶（较大）扭曲，在给定股息税无效率的前提下应少使用股息税。事实上，股息补贴可能是补贴监督和校正“搭便车”行为所需要的。
二、最优失业保险及其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除了对税收政策的贡献以外，切蒂在社会保险领域也有突出表现。与已有研究文献不同的是，切蒂主要应用劳动供给数据代替消费数据以识别社会保险对个体跨期行为的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最优的失业保险水平以及一次性离职支付方式对工作搜寻行为、工作匹配质量的影响，并提出了最优失业保险计算公式和福利分析的“精确识别”方法。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最优社会保险水平的一般公式》（Chetty，2006）、《内生私人保险下的最优税收和社会保险》（Chetty & Saez，2008）、《道德风险、流动性和最优失业保险》（Chetty，2008）、《可支配收入和跨期行为的竞争模型：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Card，Chetty & Weber，2007）等文献中。
在《最优社会保险水平的一般公式》（Chetty，2006）一文中，切蒂对贝利（Baily，1978）的经典文献中决定最优失业保险水平的三个重要参数（风险规避、失业保险的消费平滑收益、救济失业弹性）背后的经济假设进行了检验，提出了一个可以用于计算随机动态模型中社会保险的福利收益和最优保险水平的经验公式。在引入了任意的借贷约束、内生保险市场、职业搜寻和休闲收益之后，得到了与直觉不一致的结论，即消费平滑收益之外的任何保险利益、失业保险率与失业期限之间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相对大小对最优保险水平都没有影响。虽然，这一最优保险水平经验分析公式由失业问题导出，但可以推广到其他政策的分析，如在一种状态下保险收益不变、另一状态下税收不变的双状态模型（two-state model）中最优的伤残保险、福利项目政策等。虽然这一研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个可以对许多大型政府支出项目的最优规模进行稳健估计的简化型行为响应经验估计公式，但仍存在不少的局限。如假定失业保险收益不随时间变化、不存在“财政外部性”、不涉及一般均衡效应、所有个体都能自动获得失业救济、个体能够实现最优化行为等。这些假设大多与现实不符或者过于苛刻，当然，切蒂意识到了这些不足，并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了拓展分析。
为了考察私人保险市场对社会最优保险的影响，切蒂和合作者撰写了《内生私人保险下最优税收和社会保险》（Chetty & Saez，2008）一文。他们分析了私人部门提供部分保险的情境下来自社会保险和再分配税收的福利收益。在引入逆向选择、先验信息、私人保险市场不完全最优化导致的政府干预等因素的新古典模型中，他们推导出了一个将简化型经验估计方法应用于最优税率和社会保险政策量化预测的简易公式。应用这一公式对失业和健康保险的经验研究表明，私人保险市场的确对最优的社会保险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私人保险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正式私人保险市场的规模，二是公共保险对正式私人保险的挤出效应。此外，私人保险契约和社会保险契约分别适用于怎样的风险环境，以及在经济中如何分工等都是值得进行经验检验的重要内容。
在《道德风险、流动性和最优失业保险》（Chetty，2008）一文中，切蒂运用美国的数据检验了失业保险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发现失业保险的接受者由于有抵押贷款需要支付、或者单身、或者家里没有其他工作赚钱的人，其流动性受到限制，他们更可能感受到快速找到工作的压力。相反，那些拥有较大的一次性收入（如离职支付）的失业者更可能保持失业状态。进一步地，他推导出了最优的失业保险计算公式，该公式仅仅依赖于流动性和道德风险弹性。该研究成果的贡献在于：（1）给出了失业保险救济影响搜寻行为的新证据。作者综合简化型和结构型两类经验分析策略发现，在失业期间60%的失业增长由失业保险救济导致。失业保险救济通过两条通道影响搜索行为：一是福利提升的流动效应；二是福利减少的道德风险效应。应用美国数据，作者估计出在当前的救济水平下，流动效应占期间失业保险救济边际效应的60%。这一估计结果意味着等于失业前工资50%的救济金接近于支付6个月固定救济额的失业保险系统中的最优救济额。（2）提出并应用了福利分析的“精确识别”方法。作者指出，提升失业救济金水平带来的福利收益可以通过估计一组高水平弹性系数而不是识别全部的参数很好地近似估计。流动效应与道德风险效应的比例是一个在一般环境下测度提升救济水平导致的福利收益的充分统计量。尽管该文献主要关注失业，但其理论概念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显示性偏好能应用于估计来自社会和私人保险政策的福利收益，途径是分离道德风险效应和流动效应。而且，这种方法不需要有关保险条款的相关数据，特别是健康、消费或者工作匹配质量等很难测度的数据。更一般地，整合简化型经验分析和结构型经验分析各自优点的“精确识别”策略对社会保险之外的最优政策研究与设计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支配收入和跨期行为的竞争模型：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Card，Chetty & Weber，2007）是切蒂等关于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的又一篇重要的实证文献。作者运用奥地利非连续的一次性离职支付和广泛覆盖的失业保险救济数据，估计了工作搜寻行为对可支配收入（cash-on-hand）的“过度敏感性”，分析对象涉及50多万失业者。研究得到了三条经验结论：（1）等于两个月收入的一次性离职支付使得工作寻找率平均降低了8-12%；（2）失业保险救济潜在期限由20周到30周的延长类似地将在前20周内降低工作寻找率5-9%；（3）通过提高一次性离职支付和延长失业保险救济期限导致的工作搜寻时间增加对后来的工作匹配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上述估计结果与标准的持久性收入模型的预测结果以及行为的“拇指法则”不一致。事实上，文章研究样本中的代表性工作搜寻者有70%是处于持久性收入标准模型和对可支配收入敏感的信贷约束行为模型之间。
切蒂的上述研究成果有如下的规范意义。首先，私人保险和社会保险实现有效分工能提高社会保险的效率，而社会保险最优水平的经验估计公式能为社会保险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重要依据。其次，在更广的层面上，收入的暂时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比传统模型分析的要重要得多。再次，现金救济改变搜寻行为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与失业保险救济的影响相似，这意味着大部分的行为反应来自社会保险项目暂时收益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收入效应或流动效应，而不是激励扭曲导致的道德风险效应。最后，延长失业者的工作搜寻时间并不能提高工作匹配质量。
三、教师素质对学生的长期影响
及对教育政策的启示
教师的素质（Quality）或附加值（Value-Added）如何衡量？它与学生的测试成绩及成人以后的表现或成就存在怎样的关系？它对长期的收入不平等有影响吗？如何设计提升教育质量的政策？切蒂对这些问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你的幼儿园班级如何影响你的收入——来自明星工程的证据》（Chetty et al，2011a）和《教师的长期影响：教师的附加值和学生的成就》（Chetty et al，2011b）两篇文献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在《你的幼儿园班级如何影响你的收入——来自明星工程的证据》一文中，切蒂和其合作者检验了美国田纳西州明星实验项目（Project STAR）的长期效应。该实验将田纳西州的11571名学生和他们教师被随机地分配到不同的班级，从幼儿园一直持续到3年级，其中人数较少的班级作为对照组，人数为通常规模的班级作为控制组。作者通过说服美国国内收入署(ISR)，获得明星实验项目学生长大以后的税收记录，估计班级规模、教师素质的长期影响。首先，他们证明了幼儿园的测试成绩和诸如27岁时赚得的收入、大学入学情况、住房拥有情况以及退休储蓄等长大后的成就高度相关。然后，他们总结了四组经验结论：（1）小班的学生有更高的概率进入大学，并且在其他的方面也有更好的表现；（2）那些在幼儿园时接受更有经验的教师教育的学生赚得更高的收入；（3）方差分析揭示出班级差异对成人时赚得的收入有显著影响；那些随机分配到同一年级中更好班级（以班级课程测试成绩作为衡量指标）的学生能够赚得更高的收入，有更高的大学入学率，以及其他突出的表现；（4）班级质量对以后年级测试成绩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对非知识性受益的影响是持续的。
传统的衡量教育影响的指标是标准测试的成绩。而该研究表明班级环境在提高测试成绩的同时，对长期的表现或成人后的成就也有改善。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思考以提升测试成绩为目标和由长期测试成绩评估干预措施的做法。虽然年末测试成绩是一个合理的班级质量的短期衡量指标，但教育质量最好由对成人后的表现或成就的影响来直接衡量。那些仅仅检验明星实验项目对测试成绩影响的研究者可能错误地得到早期儿童教育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而该研究成果是对这些研究的有益拓展和补充，并将相互独立的早期教育研究文献和学校投入（如教师素质）影响研究文献有效地对接起来。此外，该研究成果还表明好的教师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教育质量的差异可能导致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因而，他们进一步提出通过联邦财政和税收改革改善欠发达地区的早期教育质量，降低未来收入不平等的建议。
《教师的长期影响：教师的附加值和学生的成就》一文是对前一文献研究的补充。首先，作者就“教师对学生测试成绩的影响（即附加值）是教师素质的好的测度”存在的分歧进行了讨论。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附加值是否提供了教师对学生影响的无偏估计，二是高附加值教师是否改善了学生长期的表现或成就。作者通过分析来自3-8年级的250万学生学习期间的相关数据以及父母特征、成人后的税收记录数据等讨论了上述两个问题。应用基于教师变化的准实验研究设计，研究发现，不存在附加值估计偏误的证据，并且，那些被分配到高附加值教师班级的学生进入（好）大学、赚取更高工资、住更好的社区、为退休储蓄更多的概率更高，而成为少年父母的概率更低。平均地，单一年级中教师附加值1个标准差的改善可以提高28岁时赚得收入的大约1个百分点。研究样本中，用平均水平的教师替代附加值为最低5%的教师可以使一个标准班级的学生一生收入的现值增加25万多美元。其次，作者对“附加值能否作为评价教师的政策工具”进行了讨论。他们指出，已有的关于教师长期影响的附加值测度是有益的。但在决定是否应用附加值来评价教师之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应用附加值测度在高风险评价中可能导致诸如教育如何应对测试或者作弊之类的反应，侵蚀附加值测度的信号价值。这一问题可以在给定它是一个长期影响的好的代理指标的情况下，通过检测附加值测度是否来自高风险监测环境加以解决。如果不是，则需要构建更稳健的指标，如Barlevy & Neal （2011）中的指标，也可以像Jacob & Levitt（2003）指出的那样，应用测试成绩的数据识别是否存在测试作弊，从而构建一个更稳健的附加值估计指标。二是必须权衡人事决策失误的成本与改善教师附加值带来的平均收益的大小。
总之，切蒂的上述研究表明好教师有很大价值，找到提升教育质量的政策，不论是通过应用附加值测度、改变工资结构，还是教师培训都很可能有重要的长远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过，作者并没有研究优化教师工资或者业绩支付的政策。
四、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
作为杰出的青年应用微观经济学家，切蒂还在方法论方面做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贡献。这些贡献体现在《多个无效工具变量的识别和推断》（Kolesar，Chetty，et al，2011）、《福利分析的充分统计：结构式和简化式方法的融合》（Chetty，2008）、《风险规避估计的一种新方法》（Chetty，2003）三篇主要文献中。
在《多个无效工具变量的识别和推断》一文中，切蒂和其合作者分析了带有单一内生性和多个工具变量的线性模型。不同于已有的文献，作者允许工具变量对结果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直接的影响对标准估计量产生不同的效应。如有限信息极大似然（LIML）估计量，在多个有效工具变量的情形下有效，但当工具变量对结果有直接影响时不再一致。如果这种直接效应与工具变量对内生回归量的影响不相关，BTSLS和JIVE估计量是一致估计量。不过，这一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在许多情形下工具变量对结果的直接影响也与对内生回归量的影响相关。因而，作者弱化了这一假设，允许所有的工具变量对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并考虑了这些直接影响的限制，允许对感兴趣的效应的点识别。这一设定导致关于传统估计量特性的新认识，新的识别策略以及实施这些策略的新估计量。最后，作者还对多个工具变量情境下LIML估计量和其他估计量相比的优点进行了重新评价。
在《福利分析的充分统计：结构式和简化式方法的融合》一文中，切蒂试图整合结构式和简化式方法两大阵营。引发这一构想的直觉是有几个重要的“简化型”参数不随基础模型中的变动而变化，并且易于转化为结构参数，应用于政策制定。例如，税收超额负担的标准哈伯格公式。切蒂认为，人们没必要在哪类模型最好的问题中进行争论，因为任何合理的结构模型传递了同样的政策信息。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保险市场的，保险的价值能够通过对“好”和“坏”状态下消费边际效用的差异估计得到。然而，切蒂还证明了“好”状态和“坏”状态下消费货币计量差异的不同估计方法导致不同的政策含义。因而，作者鼓励应用更稳健的结构模型，并强调将简化形式的估计结果转化为有效的政策结构参数。现代公共经济学文献已经发现纯简化式方法和结构模型之间的潜在“中间地带”，不少近期文献尝试综合简化型方法易于理解且具有识别可靠性的优点和结构模型反事实结果和福利预测能力的优势。在回顾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切蒂提出了一个一般性框架，分析了如何通过识别一小组充分统计量以评估各种政策效应。进一步地，应用这一框架综合了关于税收、社会保险和行为福利经济学的现代文献，并讨论了劳动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那些能被充分统计方法处理的主题。总之，充分统计方法为简化式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强调了给定问题中最感兴趣的参数。尽管充分统计分析有时被用作结构分析的替代方法，但伴随的公式精确性、模型可信性以及充分统计背后元素的结构估计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因此，充分统计方法应该看作结构估计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注意到如果随着财富的增长一生财富的边际效用迅速下降——高风险规避行为的特点——个人将会由于工资上涨（一生财富上升）而选择工作更少的事实，切蒂在《风险规避估计的一种新方法》（Chetty，2003）一文中，发展了一种从劳动供给数据中估计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方法。他证明在不超越任何期望效用理论假设的前提下，劳动供给弹性估计对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有一个紧的边界。这表明在保持消费和休闲互补程度不变的情况下，效用函数的曲率与劳动供给收入弹性和工资弹性的比值直接相关。互补程度则可以通过随机雇佣（就业）时消费选择的数据推导得到。应用大量已有的工资和收入弹性估计结果，作者发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估计值的均值为1。而校正性讨论表明正的非补偿性工资弹性（正如在多数劳动供给研究中发现的）意味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小于1.25，并且，在互补参数合理值范围内，估计值最大的变动为0.25。这一研究成果意味着，当考虑劳动供给行为时需要观察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是否较高。如果较高，货币的边际效用将随着收入增加快速下降，并且劳动供给将随收入上升而显著减少。
五、其他贡献
除此之外，切蒂和其合作者还在《消费承诺和风险偏好》（Chetty & Szeidl，2006）一文中通过在标准消费模型中引入“消费承诺”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中“中等风险和高风险下的风险规避差异以及保险购买者却参与赌博”的两个基本困惑；在《利率、不可逆性和后向弯曲投资曲线》（Chetty，2007）一文中提出了不可逆且成功与否不确定投资环境下的后向弯曲总投资需求曲线。
在前一篇文献中，切蒂指出当个体存在消费承诺时，风险规避程度在不同的情境下是不同的，特别地，会随着风险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承诺通过将中等冲击集中于一组消费商品上而使个体对中等冲击的风险规避程度大于对较大冲击的风险规避程度。此外，个体还可能在特定的风险范围内是风险追随者，因为承诺使财富的效用函数变成非凹的。消费承诺对失业冲击反应影响的经验证据表明，住房承诺使家庭将较小的冲击集中于诸如食物等可调整的消费商品上，这与理论模型的预测相一致。进一步地，他们总结了承诺影响风险偏好的两条途径，一是面对中等风险冲击时放大风险规避，二是产生了采取大额支付冒险行为的动机。这便较好地解释了期望效用理论中“中等风险和高风险下风险规避的差异以及保险购买者却参与赌博”的两大基本困惑。同时，切蒂将不断增长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强调的由于缺乏远见、自我控制问题以及有偏见的预期等导致的当前倾向型偏好（present-biased preferences）引入到包含承诺的期望效用模型中，考察了这种偏好的影响。他发现这种偏好可能导致事前的过度承诺，进而进一步放大承诺对冲击的福利成本的影响；具有这类偏好的个体面临着作为储蓄机制的承诺（Laibson，1997）带来的利益与冲击发生时缺乏弹性的福利成本之间的权衡，并可能增大部分有消费承诺个体的投资动机。显然，这些问题的讨论对社会保险和税收政策优化设计、资产组合选择等的研究和应用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后一篇文献中切蒂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利率上升如何影响企业投资”给予了与新古典投资理论完全不同的回答。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利率上升通过提高投资成本而降低投资”（Haavelmo，1960；Jorgenson，1963）。切蒂则指出，在进行不可逆且成功与否不确定的情境下利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在这一情境下，利率的变化既影响资本的成本，也影响延迟投资而获取信息的成本，这两种成本共同作用形成了关于利率后向弯曲的总投资需求曲线，即在低利率水平上，利率上升使延迟投资成本大于资本成本而增加投资，在较高的利率水平上，利率上升使资本成本高于延迟投资成本而降低投资。不难发现，这一非单向投资需求曲线的提出必然使得政府需重新思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设计。
六、结语
虽然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的批判早已有之，而且“有限理性人”假设也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中不断出现，但将其应用到税收政策、社会保险、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仍不是十分普遍。然而，现实中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对公共政策的反应直接影响了政策的实际效果。从现实出发，通过引入和综合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以及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对公共政策响应主体行为特征的洞见，切蒂对税收政策、社会保险、教育政策等公共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与拓展。其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税收政策显著性、对公共政策的认知、调整成本、委托-代理问题等启发式认知偏向、摩擦因素在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推广，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现有公共政策设计的反思。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克拉克奖授予切蒂，是对他为解释和解决现实公共政策困境而做出努力的极大肯定。同时，其导向性十分明显，似乎在再次向世人宣告经济学并没有离现实越来越远。而给我们普通经济学研究者的启示则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定是来源于现实的，一定是解释和解决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和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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