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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内容提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均为经济学家所获得的崇高荣誉，二者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事实上，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自于国家科学院院士，而国家科学院也会增选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院士或外籍院士。本文主要对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为进一步预测分析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科学院 院士 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NAS)于2012年5月1日在第149届国家科学院年会上宣布，本年度新增选84位院士和来自15个国家的21位外籍院士，以表彰他们“在原创性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而持久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有4位华裔学者被增选为院士，3位华人学者被增选为外籍院士。截至目前，国家科学院共拥有2152位院士和430位外籍院士。
根据林肯总统签署的国会法令创立于1863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是民间、非营利和荣誉性的自治组织，而非政府部门，其下不设研究机构，其成员由杰出的科学家组成，在任期内无偿地作为“全国科学、工程和医药的顾问”，其研究报告大大增强了美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科学性。在美国科学界，国家科学院院士无不因得到同仁们的承认而感到自豪，辞去或拒绝接受院士资格的情况极为罕见。
一、通向国家科学院院士之路
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原则是，每位当选院士应当是所在领域的年轻科学家们的表率，并让年轻科学家了解什么是一流的科学研究水平。从创立以来，遴选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多轮投票（Successive Ballots）制度日趋复杂，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领域快速发展的现状。从追求公正性的视角来看，院士遴选的日趋复杂性也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即防止任何个人或者小团体对选举结果产生不良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院士遴选流程的特点就是信息透明仅限于院士评委之间，对外则是严格保密，蒙在鼓里的反而是最后的当选者。
院士增选过程首先从提名候选人开始。虽然有很多人被非正式推荐，但是正式提名却只能由院士提交。提名材料包括：候选人的简短简历，主要是一份250字的候选人学术成就的介绍，用以说明候选人被提名的理由；数量不超过12篇的代表性论文和著作，这一限制条件主要是强调被提名人的著作质量而非出版物数量。一旦候选人获得提名，候选人的材料会送到科学院31个学部（Section）中的某一个学部委员会主席手里。
每个学部都有自己的遴选流程，以甄别潜在的候选人和通过该学部院士的多轮投票以筛选候选人。有些遴选流程简单直接，而有些遴选流程冗长复杂，其包括选举协调会、核心小组会议投票以及其他机制等。虽然前期存在差异，但是，在学科部内遴选的后期，每个学部的候选人都必须经过两轮选举——即“非正式选举”和“正式选举”（其渊源已无法考证）。大约40%（含）以上的候选人有机会通过“非正式选举”进入“正式选举”，这一比例可以根据学部遴选程序进行适当的修改。如果候选人获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部同时提名，则情况更加复杂。在“非正式选举”阶段，跨学科部候选人至少获得每个学部25%的选票才能够进入“正式选举”；在“正式选举”阶段，跨学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50%的选票才能够成为被提名人。一旦顺利通过这两轮选举，候选人就有机会参加由学部组成的六大学科片（Class）的选举。在“非正式选举”和“正式选举”阶段得票排名40%以下的候选人均不得不通过再推荐方式获得下一年度的提名机会，而在“正式选举”阶段，得票排名在2/5（40%）-2/3（不含）之间的候选人将自动获得下一年度的提名机会。
候选人也可以由“自愿提名小组”（VNG）提名，或者由国家科学院理事会指定的“临时提名小组”（TNG）专门提名。比如，美国科学院的第一位经济学院士赫伯特·西蒙当年就是通过“自愿提名小组”提名的方式而成为院士的。在2003年，根据21世纪提名与选举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国家科学院理事会组建了六个这样的“临时提名小组”——每大学科片一个小组。这些小组也负责甄别和提名相对年轻的候选人或女性候选人，因而“临时提名小组”的工作对各学部提名更多的女性科学家和年轻科学家起到了促进作用。
科学院章程规定了每年新增选院士人数的上限。科学院理事会会根据科学院的规模以及可能增长较快领域的情况，决定各个领域分配的名额数量，当然，关于名额分配问题向来争吵得非常厉害。
大概每年二月初，六大学科片院士委员会（由本学科片院士代表组成）将分别召开会议以对候选人进行讨论筛选。这些候选人包括：已通过各学部委员会评选的候选人、自愿提名小组和临时提名小组提名的候选人。每个学科片的院士委员会最终都要提出一份排序的名单，该名单人数为本学科片名额的150%。因名额限制而未能进入这个名单的候选人，将自动获得下一年度选举中相关学部的提名。
上述六大学科片提交的排序名单组成一份“优先名单”（Preference Ballot），连同每位候选人的传记材料，及其在“正式选举”名单上的排名信息，在每年三月初提交给所有院士。院士们必须对所有六个学科片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而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并且，选出的人数必须达到每个学科片可推荐候选人的数量下限，这样，投票才有效。投票结果被统计整理绘制成表，于每年四月底在年度大会的院务讨论会上展示。与会院士就“最终名单”进行表决，该“最终名单”以预定的新增选院士人数为上限，由得票最高的候选人组成，其中每个学科片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学科片的上限。其余候选人组成第二份名单，同前期过程中未获得学科片院士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一样，在下一年度，自动获得原提名学部的提名机会。虽然“最终名单”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投票表决，但是任何一位与会院士都可以要求提出某位候选人，进行单独讨论和专门表决。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
每年四月，国家科学院在华盛顿举行年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将公布新当选的院士及外籍院士的名单，介绍他（她）们的情况，并正式欢迎他（她）们加入科学院院士的行列。从年龄结构来看，在过去的两年间，新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为56岁。
二、国家科学院院士与诺贝尔奖得主
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自然被认为是科学家所获得的崇高荣誉，当然，获得诺贝尔奖无疑更被公认为是科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鉴于每年增选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名额远比每年评选出的诺贝尔奖得主多，从表面上看，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似乎要比成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容易，然而，国家科学院虽然每年新增选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名额较多，但所涉猎的领域却相当广泛。
国家科学院设有数理科学(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Sciences)、生物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工程与应用科学(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生物医学科学(Biomedical Sciences)、行为与社会科学(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应用生物/农业与环境科学(Applied Biological,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等六大学科片，下设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生理学和药理学、细胞和分子神经科学、植物生物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系统神经科学、生物物理学和计算生物学；工程科学、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医学遗传学/血液学和肿瘤学、医学生理学和新陈代谢、免疫学、微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社会和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动物/营养和应用微生物科学、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人类环境科学等31个学部。因而，每一学部每年新增选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平均数也不过3位左右。
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不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仅涉及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理学、经济科学等4大学科，每个奖项的获奖名额不超过3位，因而获奖总人数自然偏少。但就诺贝尔奖所涉猎的上述领域而言，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与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二者之间，其难易程度相差并不悬殊，至少就经济学领域而言，二者的难易程度其实相当接近，这一观点我们不难从国家科学院院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者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证实。
三、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的经济学家们
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资格还主要限制在物质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范围内。60年代中期，国家研究理事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类及心理学处开始推荐在当时种种限制下未能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家进入其主管部门，这为经济学家成为科学院院士创造了机遇。在此过程中，“临时提名小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提名小组可以绕过学部，以回避学科分类的问题。1967年，赫伯特·西蒙成功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有趣的是，西蒙的出版物目录的第一项是其发表在一份物理学领域杂志上的论文，这也反映了经济学家研究兴趣的广泛性，有利于理解为何有些经济学家也是其他领域的院士。之后，肯尼思·阿罗、贾林·库普曼和保罗·萨缪尔森等陆续通过“临时提名小组”而成为科学院院士。1972年，科学院进行了结构改革，行为与社会科学正式成为科学院的一个学科片，当选为院士的经济学家逐渐增多，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s)学部的成立更为经济学家成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国家科学院目前拥有多少经济科学领域的院士？这似乎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也许我们不难从官方网站上直接查阅到，目前经济科学学部拥有院士54位，外籍院士11位，共计65位经济学科院士。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经济科学学部并未囊括经济科学领域的全部院士，一些经济学家可能隶属于其他学部。比如，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和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就隶属于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部，另一杰出资深会员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隶属于人类环境科学学部。隶属于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部的经济学家还有罗纳德·李(Ronald Lee)、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S. Massey)、约翰·邦加特(John Bongaarts)等，隶属于人类环境科学学部的经济学家还有莫琳·克罗珀(Maureen L. Cropper)、凯里·史密斯(V. Kerry Smith)等。与此相反，隶属于经济科学学部的院士有时却并未归于经济学家之列，比如布莱恩·贝里(Brian Berry)通常被归于人文地理学家，唐纳德·萨里(Donald Saari)更多地被归于数学家，艾伦·吉伯德(Allan Gibbard)则基本上属于哲学家。而从事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身份更难以界定。比如，隶属于数学学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更多地被归于数学家，隶属于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通常被归于心理学家，隶属于人类环境科学学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往往被归于政治学家。与此同时，隶属于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部的管理学家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则被有时被归于经济学家。
考察健在院士的经济学家身份尚且不易，考证已故院士的经济学家身份则更为复杂。主要原因是，官方网站上对已故院士并未做任何分类，全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除对少数已故院士附有生平传记(Biographical Memoirs)资料外，绝大多数已故院士只提供了生卒年月日与当选院士年份等简短的信息，并无任何学科背景或专业特长方面的介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参考有关经济学家的相关资料对其做一大致考证。我们可以较容易地考证出，在已故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外籍院士中，包括1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按照当选院士或外籍院士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赫伯特·西蒙(1967)、贾林·库普曼(1969)、保罗·萨缪尔森(1970)、西蒙·库兹涅茨1972)、米尔顿·弗里德曼(1972)、詹姆斯·托宾(1972)、佛朗哥·莫迪利亚尼(1972)、瓦西里·里昂惕夫(1974)、西奥多·舒尔茨(1974)、乔治·斯蒂格勒(1974)、列昂尼德·赫维茨(1974)、扬·丁伯根(1974)、热拉尔·德布勒(1977)、约翰·希克斯(1979)、詹姆斯·米德(1979)、约翰·豪尔绍尼(1990)、威廉·维克里(1990)、莫里斯·阿莱(1990)。其中，扬·丁伯根、约翰·希克斯、詹姆斯·米德、莫里斯·阿莱等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选为外籍院士。
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外，已故国家科学院院士中还包括部分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或杰出资深会员。事实上，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一任会长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就曾于1878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不过，除弗朗西斯·沃克这一特例外，其他14位经济学家均在20世纪下半叶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们按照当选为院士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970)、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chak,1973)、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k Houthakker,1974)、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74)、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 Boulding,1975)、兹维·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1975)、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1978)、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1980)、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F. Denison,1985)、阿瑟·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1986)、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1986)、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1991)、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1998)、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2000)。
除上述两大类经济学家以外，已故著名区域科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1985)和发展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Ruttan,1990)也曾先后当选为国家科学院经济科学学部和人类环境科学学部院士。据此粗略估计，已故美国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中包含至少34位当代经济学家，加上目前健在的70位左右经济科学领域的院士或外籍院士，先后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经济学家大约为100余位。
四、国家科学院院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首度颁发以来，截至目前共计有69位经济学家获奖。而自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于1967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以来，约有100余位经济学家当选为院士或外籍院士。总体而言，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难度系数要小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二者的难易程度相差并不悬殊。不仅如此，国家科学院院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间其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一方面，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自国家科学院院士之中，另一方面，又有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获奖后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
来自于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计有32位经济学家，他们按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间（括号内第二个年份）以及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时间（括号内第一个年份）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保罗·萨缪尔森(1970,1970)、肯尼思·阿罗(1968,1972)、贾林·库普曼(1969,1975)、米尔顿·弗里德曼(1973,1976)、赫伯特·西蒙(1967,1978)、西奥多·舒尔茨(1974,1979)、劳伦斯·克莱因(1973,1980)、詹姆斯·托宾(1972,1981)、乔治·斯蒂格勒(1975,1982)、热拉尔·德布勒(1977,1983)、佛朗哥·莫迪利亚尼(1973,1985)、罗伯特·索洛(1972,1987)、加里·贝克尔(1975,1992)、罗伯特·福格尔(1973,1994)、约翰·豪尔绍尼(1992,1994)、罗伯特·卢卡斯(1981,1995)、威廉·维克里(1996,1996)、罗伯特·默顿(1993,1997)、丹尼尔·麦克法登(1981,2000)、詹姆斯·赫克曼(1992,2000)、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88,2001)、弗农·史密斯(1995,2002)、丹尼尔·卡尼曼(2001,2002)、托马斯·谢林(1984,2005)、罗伯特·奥曼(1985,2005)、埃德蒙·菲尔普斯(1982,2006)、列昂尼德·赫维茨(1974,2007)、奥利弗·威廉姆森(1994,200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1,2009)、彼得·戴蒙德(1984,2010)、托马斯·萨金特(1983,2011)、克里斯托弗·西姆斯(1989,2011)。其中，保罗·萨缪尔森、威廉·维克里于同一年度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国家科学院院士于4月底或5月初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0月初公布，因而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早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有14位，其中院士8位，外籍院士6位。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按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间（括号内第一个年份）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西蒙·库兹涅茨(1971,1972)、瓦西里·里昂惕夫(1973,1974)、约翰·纳什(1994,1996)、乔治·阿克洛夫(2001,2003)、罗伯特·恩格尔(2003,2005)、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2008)、埃里克·马斯金(2007,2008)、罗杰·迈尔森(2007,2009)。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按照获得诺贝尔奖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扬·丁伯根(1974,1969)、约翰·希克斯(1979,1972)、詹姆斯·米德(1981,1977)、莫里斯·阿莱(1990,1988)、莱因哈德·泽尔腾(1994,1996)、詹姆斯·米尔利斯(1996,1999)。有趣的是，目前只有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外籍院士，尚无来自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综合上述统计分析结果，截至目前，同时拥有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双重身份的经济学家共计46位。未曾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计23位，而未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多达60位左右。
与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无缘的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计10位，按照获奖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朗纳·弗里希(1969)、冈纳·缪尔达尔(1974)、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74)、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1975)、伯蒂尔·俄林(1977)、阿瑟·刘易斯(1979)、理查德·斯通(1984)、特吕格弗·哈维尔莫(1989)、默顿·米勒(1990)、克莱夫·格兰杰(2003)。健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未曾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依然有13位，按照获奖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詹姆斯·布坎南(1986)、哈里·马科维茨(1990)、威廉·夏普(1990)、罗纳德·科斯(1991)、道格拉斯·诺思(1993)、迈伦·斯科尔斯(1997)、阿马蒂亚·森(1998)、罗伯特·蒙代尔(1999)、迈克尔·斯彭斯(2001)、芬恩·基德兰德(2004)、保罗·克鲁格曼(2008)、戴尔·莫滕森(2010)、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2010)。平心而论，除近年来的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外，这些经济学家或者年事已高，或者与国家科学院评选院士或外籍院士的遴选标准有差距，因而，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方面，未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大约60位左右，其中健在者依然达40余位，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自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可能性很大。
五、国家科学院院士与潜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国家科学院经济科学学部中，未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健在的院士与外籍院士共计43位。除经济科学学部外，隶属于其他学部的经济学家还包括有艾伯特·赫希曼、理查德·伊斯特林、威廉·诺德豪斯等部分院士。从整体上而言，他们均属于潜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经济学家的获奖可能性也可能相差很大。比如，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年龄统计分析上看，获奖年龄大多不超过80岁，最大的获奖年龄不过90岁，因而部分高龄院士或外籍院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尤其是，个别院士已超过90岁高龄，如詹姆斯·摩根(James Morgan)已到94岁高龄，艾伯特·赫希曼也高达97岁，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同样，个别院士过于年轻，如本年度当选为院士的女经济学家苏珊·阿西(Susan Athey)年仅42岁，短期内也难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么，哪些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份受到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预测名单似乎可以提供部分答案。其一是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司每年公布的一份具有预测诺贝尔奖性质的“引证桂冠得主”（Citation Laureates）名单。自2002年以来，汤森路透已先后公布了23组名单共计41位经济学领域的“引文桂冠得主”，其中，已有7位“引文桂冠得主”事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二是由瑞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休伯特·弗罗姆莱特（Hubert Fromlet）自2006年起每年发布的一份40位左右的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该名单每年提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范围变化不大，主要是剔除已获奖兑现者，替补适当的候选人。自2006年名单首次公布以来，除2007年度获奖者外，其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出自该名单。
同时被列入汤森路透公司的“引证桂冠得主”名单和弗罗姆莱特的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共计7位，他们按照当选为院士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1978)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1995)
拉尔斯·彼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1999)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2001)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2005)
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2006)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2012)
除上述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外，被列入汤森路透公司“引证桂冠得主”名单者的院士有：罗伯特·威尔逊，另外有6位院士被列入弗罗姆莱特2011年版的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这7位国家科学院院士按照当选院士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次为：
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87)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1994)
戴维·克雷普斯(David Kreps,1997)
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2004)
南希·斯托基(Nancy Stokey,2004)
查尔斯·曼斯基(Charles Manski,2009)
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2010)
除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外，经济学家能得到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认可也很重要。历届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杰出资深会员、外籍荣誉会员，早期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等，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也很大。据此，可以整理出80周岁以下符合上述条件的11位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名单，他们按照当选为院士或外籍院士(标*号者)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马克·纳洛夫(Marc Nerlove,1979)
威廉·布罗克(William Brock,1998)
雨果·索南夏(Hugo Sonnenschein,1990)
罗纳德·琼斯(Ronald Jones,2001)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2)
李仁贵，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jjslirg@163.com;高鸿鹰，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1149，电子邮箱：gaohongyingwuda@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