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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编者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特殊性、紧迫性和创新性，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施路径，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开辟了一条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开启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推进、大发展的春天。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反复讨论，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作为工作重心。2017年5月16日，在“纪念习近平同志‘5·17讲话’发表一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启动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围绕当前亟须深化研究的9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春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
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我们正在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构思，也是贯彻讲话精神的一种实际行动。
1.国内经济学界对中国改革之成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成功可以统一归纳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这是中国道路的核心部分）和随之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学术界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现有的经济学无法合理地解释中国道路及其成功的秘密。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不能做出解释，似乎还可以理解。因为，它分析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体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不能提供一种可信的系统化解释，就有点让人费解了。其实，只要深入探究一下就可以化解这种费解。那就是不重视或缺乏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深入研究，还没有摆脱“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学风，以至被边缘化。例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在重复着20世纪80年代争论的内容，甚至还在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我们将在充分吸收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解释。为完成这一任务，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做出贡献，我们将以清晰的、准确的语言说清楚这样一个问题：被称之为“主流的”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究竟是哪些类型的“中国特色”问题，以此辨明政治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2.充分借鉴、吸收已有学术成果。完全否认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又称为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力，是一种片面的不诚实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出的说明中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哪一种理论提供的证明？当然是这种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毕竟，我们对于市场机制及其有效率运行的制度基础的许多知识，主要来源于它。我们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分析，也有相当一部分借鉴的是它的新制度经济学。但是，这不等于说它能完整地解释中国道路及其机制。
首先，它无法解释中国改革的方式、经验和由此而形成的制度安排。在理论上，这种经济学是以最优逻辑的形态出现的。被视为“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也是以它为基础的。中国的改革方式所遵行的并非是这种最优逻辑，而是基于国情的逻辑。在这种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
中国改革最本质的特征是渐进式改革，同时尊重地方各种力量的积极性，以这种方式对次优状态做出适当的反应。例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于农民的自发行动，随后获得政府的认可，正式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要求农户按照计划价格向国家缴纳某一额度的产量，剩余部分可以按照自由价格提供给市场。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农户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有剩余产品索取权和价格双轨制之间的有机结合，解决了农民的激励问题，同时又暂时保持着统购统销的传统制度，避免了这种改革可能带来的对财政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重大冲击。随之而来的是，用于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出乎预料的突起。这种企业的所有权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各种类型的“集体”所有。以新古典的最优产权理论来看，这种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企业与基层政府的有效合作，使它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其次，它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所体现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制度不外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所有制充当的只是一种激励功能；国有企业之所以分布于公用事业之类的自然垄断领域，仅仅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与之不同，在我们的概念里，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充当着约束和激励的功能。它们还体现着“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质，还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程度体现着具体的新型生产关系。最典型的是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仅是激发各种经济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也体现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再次，它无法解释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制度安排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在新古典经济世界中，标志性的制度构成是：个人经济自由、私人产权和市场交易系统。有些制度安排最终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本期望，如竞争性市场、保护私有产权等，但是它们所体现的理念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差异。
再如，最保守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在产权制度上主张“完全的私人所有权”，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仅仅强调机会均等，力图把政府的作用最小化。与此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想建立的是一种市场效率与社会均衡有机结合起来的体制。因此，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强调基本经济制度；在收入分配上，强调“按劳动分配为主兼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在再分配上，强调共享；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概言之，中国政治经济学要讨论的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上述类型的问题。一旦明白了要研究的问题类型，进一步的重点工作就转变成为：挖掘“中国特色”理论的参照系，使之贯穿于上述各个论题的讨论之中。
3.辨明“中国特色”的理论底色。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理论底色：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中华文明基因”的理论化。限于篇幅，这里只谈后一问题。
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又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寻找和挖掘各种制度安排所隐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并使之理论化。这是理论工作者的时代课题。例如，渐进式改革方式就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文明之特性。改革首先在小范围的几个地方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之后，制定相关的政策，再推广至全国。再如，我们的社会政策接受着这样一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中华文明基因不仅仅体现在思想层面上，也隐藏在某些制度安排之中。例如，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通常与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内在的关系，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行的等级式政府结构、部门设置及其治理和运行机制，就明显地传承了“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等历史制度的基本逻辑。如果我们不清楚这种历史传承关系，就无法理解中国式治理的特性。其间隐藏着多层级的集权与分权、委托与代理的关系。
当然，在这种理论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使用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语言、范畴。在这种意义上，《大纲》将基于“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的认识，讨论各种制度安排。例如，讨论分配制度时，我们就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如何决定收入分配的理论。这种“借用”如何展开其所讨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性质呢？那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讨论代表着收入索取权的各种资源的非市场性获得的制度安排。
4.以“直面现实重大问题和怀疑者的质询”的态度，讨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改革没有完成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各种制度安排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也需要理论的勇气，理性地看待“中国特色”实践中的各类制度安排，思考其中哪些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哪些是具有长期性质的，不能简单地用政策思路来替代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特别地，我们要重视对存在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例如，我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OECD国家。这与防止“两极分化”的基本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再如，中国的“政府失灵”类型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的“政府失灵”理论所能解释的。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
我们要吸取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训。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其间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不成熟和错误，但总体上较好地总结了指导苏联模式的经济思想。它的主要教训是，缺乏对这种体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深入检讨，以至于没有能够对体制的改革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郭冠清：“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持续高增长，似乎说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问题”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其实不然。我们尚不能证明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某些特征就一定在突破“中等收入阶段”或者更远的阶段能够有效。苏联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以两位数增长最终解体的事例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解。即便苏联的计划经济从1929-1985年能够以官方接近9%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西方估计为4.2%），也由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存在着米塞斯称之为“理论核算”问题，不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相容这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并以国际可交流的语言揭示中国道路。近期由马云关于“大数据技术可以使计划经济更多一些”的演讲引发的回归计划经济的思潮也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为什么在非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中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不能解决“理性核算”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理性核算”问题？要解决这一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问题的“理性核算”难题，我们需要重新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为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问题指明改革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始于米塞斯1920年的著名论文（1920），经过20世纪30年代，延续到40年代。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之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到对这一观点的讨论之中。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而反对米塞斯观点的学者却有两类。一类被称之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有迪金森、泰勒、兰格等。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类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来创造出一种秩序，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对上述批评米塞斯的两类观点做出反击。他认为，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也没有考虑到许多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的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像兰格等人所想的那样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个人分散化的、“默会的”知识的激励制度问题；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
到20世纪40年代末，争论似乎已经结束。学界普遍认为，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的一方，其实不然。从50年代到80年代，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伴随着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争论以“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主角却是在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和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来直接反思米塞斯们与兰格们的争论，并且几乎一致地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给予肯定（以科尔奈的评价最为典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这场争论进行重新评价，得出的结论与科尔奈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直接批判对象——“苏联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经济学家的反思主要转化为对新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市场和价格理论方面的差异的解读上。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与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大争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献日益增多，但直接以此为专题的单独的研究甚少，且对这场争论本身的评论，几乎都停留在是否有参考价值的层次上。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研究和评论没有正确理解争论双方就“经济核算问题”所作的不同假设，因而，误解了这场争论在理论上的某些重要性质。
首先，国内的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兰格等“社会主义经济同情者”的立场来评论这场争论的，不仅对兰格模式的新古典主义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也对哈耶克等人的批评是否言之成理，缺少实事求是的评判。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实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思想曾经给社会主义能容纳市场机制提供过粗糙的理论根据，那也仅仅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事实上，它不可能为转轨经济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南。相比之下，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事后证明：哈耶克等人对市场运行的理解要远比兰格等人更准确和深刻。兰格模式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本身就染上了后者的所有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转轨经济最应重视的问题。兰格模式及其追随者还值得重视的思想，也就只剩下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市场社会主义如何在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而这正是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思想最富有魅力之处。
其次，国内的学者仅仅把这场争论视为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事件，认为这场争论的意义仅在于讨论了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可能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开争论之后各方对自己的论点的进一步发展、反思、甚至于改变。对其他西方学者对争论所进行的周期性的不断反思，也缺乏清晰的了解，而这类反思经常运用了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实质上，这场争论最为深刻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内容在于对市场的两种理解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竞争性过程，其中，通过价格的形成过程，分散化的知识得以传播到经济的各个角落，促成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的协调；同时，竞争充当着发现分散化的知识的作用。而兰格等人对市场的理解却是基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知识，这种分析框架根本无法用于说明市场的动态特征、市场如何协调经济等问题。我们将把这场争论拓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把后者视为“争论原型的再现”，并对这一争论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描述和清理，包括论战各方观点的完善过程、对这场争论的主流评价的转变过程等，使我们对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理论成果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重新反思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经济史对苏东实践和中国道路从“理性核算”的角度进行研究。初步研究发现，以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专业部委既无法通过改变产业分布来追逐更高的资本收益，也无法通过对资本收益计算和资产调整回避对下属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而且对这种模式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具有“条块分割”历史沉淀的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却不同，由于地区间的竞争和公有制以外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国有资产组合，并依据资本收益动态调整国有资产组合，从而成功破解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难题。
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不相容到逐渐相容的历史，尤其是通过20世纪末的国企战略重组逐步形成的新型国有制实现形式更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理性核算”的难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竞争性行业，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重组后国企可以利用外在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营，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在具有赶超战略亟须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国企起到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和稳定器的作用，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意义上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安排，我国可以在战略性产业引入混合所有制或建立相互竞争的同类型国企来解决“理性核算”的难题。
尽管我国经过近40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不可能相容的观点，对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理性核算”难题、对哈耶克提出的“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的结果，不过是件赝品而已”观点，从实践上进行了有利的挑战，但是，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我们试图以马克思经典理论为基础，借助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用国际可交流语言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并努力解决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二是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不相容问题，有没有可行的平衡路径使二者更进一步相容，或者说能否以最小的成本促使二者相容？
赵学军：资本形成的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扭转了资本短缺的窘境，2015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是如何实现从资本短缺到资本充裕跨越的，值得研究。中国资本形成道路比较独特，既不同于原苏联模式，更不同于欧洲模式，也不同于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模式。学术界对于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十分深入，但多将资本形成道路视为既定的事实，对于资本形成路径研究较少，对于发生巨大制度变迁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道路更缺乏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力推的“调结构、去产能”，这与调整前期资本形成格局相关；“补短板”则与规划未来资本形成格局相关。
1.“资本”概念与主要的资本形成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属性。目前学术界认为，广义上“资本”包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而狭义“资本”仅指金融资本。这里的“资本”含义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是指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
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也是“资本形成”的一种表述。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是指储蓄转为实际投资。这里“资本形成”的含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基本一致，即指一个经济社会体系中资本存量的增加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获利能力的形成与增长。具体而言，就是物质资本存量与金融资本存量的形成与增长。自斯密以来，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形成的唯一来源是国民储蓄。与此不同，托洛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认为农村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内殖民地。斯大林则提出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理论，即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扩大资本形成。
2.当代中国“资本观”的演化。当代中国学术界、国家领导人对于“资本”的认识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化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对待“资本”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深厚，认为“资本”带着“原罪”，是剥削工具，是资本主义专有的经济范畴。自然，“节制”与“消灭”“资本”就是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对于经济建设中投入的资本，理论界则淡化了其自然属性。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过渡时期”，国有资本参与的经济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单一公有制经济建立之后，认为资本形成中的各类投资已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中的“资本”，故不再视之为“资本”，而称之为“资金”。国家以调拨方式使用社会资金，这些“资金”投入后形成了“固定资产”，实质是形成了物质资本。改革开放后，理论界重新重视资本的自然属性，并开始使用“资本”概念，认识到资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实践中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使学术界对于“资本”与“资金”概念的差别更加明晰。政府在承认资本要素社会属性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要素的自然属性，引导资本进行经济建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3.当代中国资本形成来源的变迁。当代中国资本形成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历史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资本形成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一是农业剩余，从农业方面获得的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农业税和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方式获得的农业剩余；二是来自国营企业的贡献，即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工商业税款和工厂折旧基金；三是社会储蓄；四是公债及企业债；五是股票市场。国外资本形成来源包括：一是海外国家或机构的贷款；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三是海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
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形成的来源经历了从几乎全靠国内积累，到大力吸收国外资本的变迁；经历了从重点依靠农业剩余、国有企业利润积累，到重点依靠居民储蓄、金融市场的转变；经历了从依靠政府储蓄到依靠社会储蓄的转变。
4.当代中国资本形成机制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资本形成机制经历了计划手段主导向市场力量主导的转变、财政主导向金融主导的转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是储蓄主体，又是投资主体。政府计划安排国民收入的分配、消费与储蓄，政府承担了国民储蓄向国民投资转化的责任，政府按计划进行投资，是一种政府计划主导的资本形成机制，表现出典型的财政主导型特征。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削弱投资主体角色，多元经济主体在市场吸引下自主投资，行政计划主导方式逐渐弱化，市场力量主导方式逐渐提高；政府主导方式也发生变化，直接方式逐渐被多种间接方式替代。而且，资本形成机制逐渐由财政主导型向金融主导型过渡。不过，在中国资本形成机制中，各级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5.资本形成的产业结构、布局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从“一五”时期开始，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投资向重化工业倾斜，而对轻工业、农业投资较少，资本形成的格局是“重重轻轻”。改革开放后，为改善民生，国家加大了轻工业投资。多元化的非国有经济主体也集中投资加工业。相对而言，国家在重工业方面的投资减少。到新世纪之初，资本形成的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轻重重轻”的格局；基础设施与服务业的比重显著扩大。进入21世纪后，中国确立了新型工业化战略，在资本形成上开始注重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布局。目前，在供给侧改革指导下，资本形成的产业布局正在“补短板”。
6.中国资本形成道路的特色。一是政府主导，政府始终引导着中国的资本形成，政府始终为资本形成的产业格局布局谋篇；二是立足国内积累资本，特别是依靠农业剩余、国有企业的利润、居民储蓄，逐步扩大资本形成；三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优势，不断扩展国有资本的形成；四是在改革开放中扩大资本形成的来源渠道，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资本形成；五是不断探索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合宜的资本形成机制，并紧随经济体制的变革，适时转换资本形成机制。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一些关键性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例如，资本形成是否还需要政府主导？政府如何主导？金融主导的资本形成机制下，如何保证资本流向实体经济？国内外私营资本如何与国家长远利益相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私营资本家应是怎样的关系？“调结构”“补短板”，如何引导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供给侧”改革需要怎样的资本形成机制？
汤铎铎：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宏观经济研究
在建国近70年，改革开放近40年，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之际，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要呼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精神，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框架和体系。就宏观经济学学科而言，目前应该立足于两个基础：一方面，需要紧跟国际学术潮流，尤其需要关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后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在研究中突出中国元素的主体地位，致力于解释中国事实，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经济，传播中国经验。
从凯恩斯的《通论》算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有8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无疑占主体地位。虽然研究方法和工具具有通用性和普遍性，但是其所基于的事实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其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发表话语、阐明立场。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剧烈震荡和深刻调整，宏观经济学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正如Blanchard（2017）所言，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宏观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一次失败。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元素扮演何种角色，而这一角色进一步又如何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现实，无疑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金融部门的处理。除了少数经济学家之外，几乎整个宏观经济学界都忽视了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虽然公司金融和行为经济学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但是这些成果并未被整合到主流宏观经济模型中去。这导致危机后宏观经济学的工具价值备受质疑，而很多经济学家也开始着手进行修补甚至重构。除了在模型中更加细致地刻画金融部门，宏观经济学家也开始系统地关注信贷、流动性、杠杆率、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等问题。
在理论界关注金融部门的同时，相关机构和职能部门也开始研究如何完善和改进金融账户统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发现，就金融风险的甄别和防范而言，详尽而周全的金融账户数据必不可少。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金融机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中央银行，以及各国的相关部门和职能机构，都开始致力于推动金融账户统计的发展和完善。
除了对金融部门和金融账户统计的特别关注之外，还有两个方向值得一提：一是对全球金融周期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所有这些方向并不是独立的和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并且有相似的数据基础。首先，这些研究都深受本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可以视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再思考；其次，这些研究有相同的视角，除了金融视角、开放视角和中期视角外，还可以加上重视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存量视角；最后，这些研究都非常依赖金融账户数据，统计部门开始完善和改进数据，有些研究还致力于挖掘更长时段的金融账户数据，刻画更长时段的经济和金融现象，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强调我国宏观经济研究要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并不是刻意地盲目追随，而是由我国当下的经济现实决定的。一方面，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空前深入，我国经济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厘清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是破解我国当前经济难局的关键所在。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与我国的实体经济周期休戚相关，我国政府也一贯重视金融发展和金融风险，很早就认识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后，我国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决心更加坚定，而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难题也都是金融问题。比如，货币总量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的问题，国际资本进出和汇率稳定问题，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钱荒”和“资产荒”交替出现的问题，等等。
总之，利用当前国际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数百年的经验，来解释我国当前的经济现象，处理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发展的正途。具体而言，在内容上要把金融和开放置于核心地位，在数据上要高度重视并且深入挖掘金融账户数据，在方法上也要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前沿方法，甚至去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当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用效用函数刻画居民，用生产函数刻画企业。金融账户方法则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即所有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首先都可以视为一张资产负债表，可以从流量和存量两个角度去考察其行为。目前，我国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未来，立足于金融账户数据，用相关方法分析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是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下有很多紧迫的工作需要展开，比如，全面综述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总结我国金融周期的特征事实，探讨全球金融周期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我国的财富总量与财富分配，以及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评价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等等。
袁富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新常态与迈向中高端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和发展理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建立在“干中学”、资本驱动和人口红利基础之上，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具有强烈的外生性、外向性和负外部性特征。随着基本物质品大众消费的普遍满足以及环境约束的增强，规模和数量型增长路径将会遭遇不可持续的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持续减速是对经济发展内外部条件变化，尤其是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系统发生变化的反应，以结构性减速为主要标志的新常态的出现，是中国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探索的根本动因。
根据权威人士的判断和论述，现阶段“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中长期经济问题的解决，属于增长方式的重大调整和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适应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客观规律和要求，通过投融资方式、激励方式、保障方式和协调方式的改革，把过去偏重于物质生产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增长模式上来。
2.迈向中高端的三原则和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组织弹性的塑造，增强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经济活力，培育未来增长潜力，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即，保持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高，最终达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路径。
国际经验的比较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步入城市化阶段后，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中断了迈向中高端的发展步伐，并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受挫，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及时调整僵化的增长模式和经济制度。尤其是在涉及长期效率改进的收入分配、消费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调整滞后，致使经济增长后劲缺乏。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特殊性在于，服务业发展必须从更加全局的角度进行定位。就是说，服务业的发展要以自身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否则经济就会丧失比较优势。鉴于服务业中普遍存在的垄断性特征，进行制度、组织变革以激发经济活力，在城市化阶段尤其显得重要。
3.研究设计。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和产业雁阵演替的三个重要命题顺次展开的，这些命题是我们业已系统探索的，或正在着力探索的。
第一，结构性减速命题，立足于国际增长经验的历史和传统增长逻辑分析。我们对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过程的经济减速，归结为生产要素结构变化的三重结构性冲击。（1）资本积累过程及其变化。为了实现贫困陷阱的突破，快速的资本积累成为共识。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工业规模化特征的认识。在低成本和产品市场得到有效保证的条件下，资本形成与工业化形成正反馈，并导致大规模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但是，随着工业化推进而发生的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将导致资本积累减速，此时物质品的大规模扩张基础消失，让位于城市化阶段生活标准提高和增长质量提高的趋势和要求。（2）储蓄发生过程及其变化。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和一个重要侧面，剩余劳动力向储蓄转化，也会发生加速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人口红利窗口开启和关闭的期间有很大重叠。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看，大规模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对应着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并成为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来源。而结构性减速往往伴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显著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3）技术路径及其变化。创新机制的缺失，使得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存在技术的外部依赖，干中学成为普遍的技术进步机制。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提供了快速增长的干中学效应，并成为结构性加速的基础。但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过程结束，绝大部分经济追赶国家面临了干中学效应衰竭和创新动力缺失的矛盾，并导致城市化阶段效率改进的不可持续。上述结构性变化的冲击，可以在标准增长核算框架下给出增长路径模拟，把结构问题引入传统增长分析，比较适合于发展状态及其转型的分析。
第二，门槛效应和增长路径分化命题。这个命题提出的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阶段，很少达成类似于发达国家“高资本深化能力、高消费能力和高劳动生产率”的稳定效率三角。也就是说，经济追赶国家大多数没有跨过城市化时期效率持续改进这道门槛，经济增长从而由工业化时期的规模效率模式，退化为城市化时期的租金抽取模式，并迫使经济陷入长期调整和震荡。
理论方面强调的是：（1）门槛效应的存在，是因为发展状态转换过程中及其进入城市化阶段后，经济缺乏效率的可持续改进能力——即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提高的能力。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长期结构调整和短期宏观稳定的连接点。达到发达阶段或高收入水平这个论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可持续的高生活标准的内生支持机制。（2）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的城市化发展，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资本深化，关键在于——新阶段的经济，是否给进一步的资本深化准备了有效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家精神的鼓励、竞争作用的有效发挥等。（3）正如拉美国家广泛存在的那样，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干预和效率促进机制的缺失，城市化过程逐渐被租金抽取机制锁定，产生对理想追赶路径和跨越模式的偏离。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具有理论分析价值。
第三，效率补偿命题。为了把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进行整合，我们发展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增长框架——产业雁阵理论的拓展。这个框架的核心是分析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对整体经济的效率补偿和促进效应。立足于这个框架，我们对更加现实的一些问题进行鉴照和分析：（1）以发达国家发展表现及其最新的理论认识，作为产业演进的另一个高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应该是在更高效率和持续性保证上进行的。否则，就没有这种演替的经济意义了。（2）以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效率持续改进，与“筱原基准”——即高收入和生产率变化率基准分别对应着，它是作为连接生产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反馈的关键机制发挥着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作为门槛跨越的重要环节，消费结构中广义人力资本比重的提升，又直接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的效率补偿密切联系。（3）至此，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套逻辑建立起来。也正是基于这个框架，更加现实的理论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得到进一步阐释。
邓曲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收入分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经济发展果实的分享。对此，理论界应该也能够做出贡献。这就需要我们结合经济理论总结发展经验，回应现实问题，并将已有成果学理化，形成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
1.经济快速成长与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总量上看，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GDP进一步增加到744127亿元。但从收入分配情况看，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还处于较高水平。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从0.3左右增长到0.45以上。但是，以此来否定改革成果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既有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合理成分；同时也有收入分配秩序失范的因素，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因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而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的份额不容忽视。但总的来说，打碎平均主义式的“大锅饭”，改变了全社会的激励机制，激发了生产要素的潜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中国经济能够成功实现经济三十多年以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的一项制度保障，是逐渐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应该说，我们成功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还有待通过政策、制度设计来实现，特别是规范因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而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差距，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项挑战。
2.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不断呈现，必须格外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此外，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建成，不同要素生产效率的差异必然导致收入格局的分化，特别是市场竞争的内在机制要求资本回报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皮凯蒂，2014），将使资本回报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与其他要素回报增速，不利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因此，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确定资本、劳动和税收的合理结构是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也是完善市场机制，避免市场不足的内在要求。此外，在经济下行期间，要重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资产价格上升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同时注意劳动获得感下降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从而既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更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实现。
3.脱贫攻坚与发展成果共享。“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庄严承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中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从经济学角度讲，向最低收入者倾斜的政策符合最大最小原理，即让最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达到小康水平是全面小康的基础，但如何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新发展理念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重要研究内容。如坚持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理念，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要根据致贫原因的不同，分别采取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搬迁扶贫和生态保护扶贫的措施，体现效率原则；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通过社保政策兜底实现脱贫，体现公平原则。
4.规范收入分配与防止阶层固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行政垄断、权力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的空间得到压缩，收入分配秩序正在逐渐得到规范。党和政府通过城乡低保以及脱贫攻坚工作，以及加大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和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了低收入群体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通过激励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技人员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七大群体，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动城乡居民实现总体增收。此外，通过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然而，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刻画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将会在长期内保持在相对高位波动。据统计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从0.491下降到了2015年的0.462，但2016年又反弹到0.465。因此，虽然基尼系数进入下降通道，但并不能在短期内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短期内应该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大公共政策对中低收入者的覆盖范围，防止因阶层差异带来的贫困和财富的代际传递现象。
朱恒鹏：经济社会转型与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
到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更高收入水平之上，社会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长逐步放慢，转向医疗、教育、科研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这些行业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密不可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但是，目前这些行业大多由公立机构垄断，事业单位成为提供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的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事业单位被视为非经济部门，由国家包办，与其他单位一起接受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改革开放后，事业单位的行政化特征仍然没有太大改变，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格格不入。扭曲的激励机制和管理体制，极大抑制了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创新活力，导致本该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部门运行僵化、效率低下，严重偏离社会的真实需求——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供需矛盾愈演愈烈，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焦虑。
这就意味着，事业单位改革，绝不仅仅是与事业单位有关，而是与整个经济社会转型相关的大问题；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则在于去行政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列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社会事业管理创新的改革重点，并对其实施的紧迫性予以强调，指出应“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
事实上，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职能转型与推动社会事业更好地发展，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另外一重意义，是通过新型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创新活力。到2014年，我国事业单位就业总人数已经达到3242.6万人，囊括了教科文卫、通讯、金融、交通等公共服务部门。如果让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在市场和社会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而不是束缚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中重复低效的工作，将极大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全社会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
具体而言，事业单位的“行政化”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机构对其无处不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换言之，事业单位管理层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权限非常有限，在人事、定价等多个环节只是一个政策执行者而不是管理者，一旦政策失误带来风险及问题，责任也不由事业单位承担。在概念上与“行政化”相对的，则是“法人化”——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能够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因此，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真正走向独立自主、权责对等的法人，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尽管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制订的科技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乃至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去行政化”一再强调，但实际推进效果却不甚理想。各地进行的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并没有真正打破行政干预，而仅仅是政府内部权力的再分配；所谓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也只是空有架构，理事会往往成为政府各部门的联席会议，而并非成为独立的决策机构。
那么，去行政化改革难在何处？如何稳步推动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落地？目前，对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研究，还集中在对行政化管理体制弊端的梳理，以及如何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现有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的构想，对于现实的改革效果、落地难题，则缺乏关注。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分析的是：
第一，事业单位的组织特征、管理体制的由来和演变。事业单位体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同于行政机关，与国外的“公立机构”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定要深入了解其组织和管理特征、历史沿革，知道其是什么，从何而来，才能理解其改革方向。
第二，“法人化”带来的深层次社会转型。“法人化”改革绝不是按照发达国家经验搭建所谓“法人治理结构”就可以完成的，它意味着从行政全面管控走向法治和社会化治理，这就要求去除原先的行政等级制度和按身份划分的管理体制，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事业单位如何从“官办机构”走向权责对等的法人机构，事业单位职工如何从“国家干部”走向职业群体、培育职业精神，都是改革过程中必须研究的问题。
第三，改革的手段和改革目的是否相容。目前，各地去行政化改革，仍然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由政府部门牵头实施。一方面，在社会治理方式并没有转变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对于去行政化后如何管理事业单位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去行政化改革意味着相关政府部门放弃原有的规制权力，官员在既得利益损失的情况下，推动改革的激励何在？这就意味着，必须思考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去行政化是否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是否还有其他改革手段可以实现相应目标。
总结而言，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是我国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环。目前，经济学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对国有企业单位组织的制度特征，也有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但结合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针对事业单位的系统研究，还比较欠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既关注国有部门的共同特点，也辨析事业单位的独特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去行政化改革的认识、提出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杜创：从互联网创新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特色经济现象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现实源泉。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在国有企业之外出现的新组织形态而且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主要是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研究这些著名互联网企业的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并与国外类似企业比较（如阿里巴巴与亚马逊、腾讯与Facebook、百度与谷歌），有望分析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如何促进或影响新组织形态发育，还有哪些可以改进之处，其意义将超越互联网行业本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互联网可望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微观机制是什么？限于篇幅，这里仅探讨其中一个方面：互联网企业创新性商业模式背后所体现出的企业与市场关系。
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企业与市场之间是替代关系。正如科斯在其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中所言：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当这种成本过高时，通过形成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组织）内部配置资源替代了市场交易。当然企业内部配置资源也有组织成本，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不会无限进行下去以致消除了市场的存在。
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展现出不同的景象。我们不妨先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网上购物平台。阿里巴巴集团本身是企业，但是它旗下的淘宝（天猫）网却创造了庞大而集中性的网上购物市场。平台一侧连接着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另一侧连接着广大消费者。可见阿里巴巴作为企业，提供的产品本身就是市场场所，只不过是虚拟的网上市场场所。相比传统集市，淘宝这样的网上购物市场有更好的机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扩大市场容量。比较核心的两点，一是买家评价机制，即在每次购物之后买家可以对卖家做出评价，包括文字评价及打分，这些都公开在网站上。当然几乎所有国外购物网站都会提供这种声誉评价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中外购物网站声誉评价机制实际起作用的方式会不会有差异。二是第三方担保机制，即支付宝。买家通过支付宝购物付款之后，款项并不立即进入卖方账户，而是暂存在平台上；只有买家向平台确认实际收到货物，卖方才能收到款项。第三方担保解决了网上购物中买卖双方的囚徒困境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互联网医疗平台。国外医生一般独立执业，部分独立执业医生还与医院形成契约合作关系，借助医院场地开展手术等诊疗活动。国内医生则大多为医院职工。2009年以来，我国新一轮医改鼓励优秀医生走出体制，成为自由执业者，这可以理解为医疗体制的市场化。但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在哪里？如何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尤其是新建立的社会医疗机构、个人诊所很难得到患者信任，患者不信任又反过来阻碍了优秀医生走出体制。恶性循环使得医疗领域的行政等级化体系很难打破，市场化进程非常缓慢。直到最近几年互联网医疗兴起，类似“春雨医生”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正为优秀医生走出体制提供市场化平台，可以协助医生发现需求、建立医患信任机制。其实，“互联网 医疗”正在重新定义“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平台是多产品（服务）提供者，非传统意义上的医疗机构，平台与医生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交易合约关系。
简单总结来看，经典企业理论源自发达市场经济经验，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中市场是自然存在、无需解释的，需要解释的是企业为什么存在。相比之下，我国改革开放则是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国有）企业的存在已经是既定前提，反过来需要解释为什么不断市场化，市场化是怎样实现的。这种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背景很自然地启发我们关注“市场”本身的含义。市场不是抽象存在物，需要特定场所（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和交易规则；市场本身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初级形态不断成熟、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就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如特定企业（互联网平台）可能成为市场的组织者，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不是替代而是创造了市场。
当然这两个例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双边市场理论得到解释，但是现有双边市场理论主要是静态模型（Rochet & Tirole, 2006），并不能充分解释平台企业创造市场的机制，尤其是声誉机制在其中的作用。结合中国特色案例，我们可能找到一些理论拓展空间。
金成武：中国经济理论前沿问题争鸣与贡献：2000-2016
习近平同志在“5·17讲话”中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国内外环境不断发生日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学术界关于我国重要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与探索也进入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规范化的阶段。在回顾我国经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对2000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经济理论诸前沿问题的争鸣分专题进行梳理，有助于把握和提炼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对重大问题的思考成果的精华，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提供丰富的思想素材。
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立场，在考察中国过去及现在的经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对已有的各种经济学研究成果所辩证析取与加工出的体现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离不开对中国具体实践活动的考察，离不开对已有思想成果的考察。重大的理论问题来自关于实践活动的思考，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亦是关于实践活动的思考的升华。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前沿的争鸣与成就，是已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争鸣与成就的再思考，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其中重要的现实背景是，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些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不断进入更新的阶段，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升，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至今。新的具体实践引出了更多新的具体问题，这些需要人们在理论层面进行概括与思考，从而我国学术界在各专业领域研究出了众多理论成果。应该说，这些成果总体上利用了三方面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而构建有体系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客观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揭示各理论成果与这三方面资源的关系，从而评价其在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中的贡献，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研究尝试围绕14个专题来评介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前沿问题的争鸣，具体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绩效、问题与转型方向，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增长动力转换，国民收入增长与分配格局，我国财政学研究进展综述，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保障，开放型经济，生产要素配置与金融风险，资源和环境，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些专题都与我国最近2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历程密切相关，并且涌现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其间争鸣的学术观点也很多。
本研究亦期望努力改变我国当前经济学理论界时代性强，思想与工具原创性待加强，专业性强，系统性待加强的局面；努力从“尽精微”的已有研究中发掘“致广大”的营养，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春学、郭冠清、赵学军、汤铎铎、袁富华、邓曲恒、朱恒鹏、杜创、金成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