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博等：中国收缩城市存在生产率悖论吗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期
    以人口流失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普遍存在。国外学者对城市收缩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中国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利用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识别了我国的收缩城市，并利用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观察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研究发现：与国外收缩案例的情况相反，我国收缩城市企业TFP高于非收缩城市，本文称之为我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结合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重新分布的大背景，本文进一步界定我国“狭义的收缩城市”，在此基础上发现：“狭义的收缩城市”集聚经济明显下降，且由于劳动力流动具有自我选择性，造成当地企业TFP水平降低。这一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城市发展过程的认知，并对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通常意义上，城市收缩被认为是人口密集区域发生的持续人口流失现象。自1988年Hauβermann & Siebel首次提出“收缩城市”一词以来，国外学者以德、英、美、日等国家的城市个案分析为主，描述了收缩城市引发的社会后果，如经济萎缩、就业率下降、住房空置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流失等。在长期以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国内相关文献大多研究集聚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或过分集聚导致“大城市病”等问题，较少关注要素和资源净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健全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然而以持续的人口流失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普遍存在，威胁中国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城市收缩现象。黄鹤（2011）和杨东峰、殷成志（2013）较早引入了“精明收缩”的城市治理理念；其后有学者从整体或局部区域范围内识别了中国的收缩城市，并做了初步分析（龙瀛等，2015；吴康等，2015；张学良等，2016）；张学良等（2016）虽然对比了收缩和非收缩县市（区）经济规模、人口年龄结构等指标的异同，但以描述性分析为主，未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城市收缩的研究尚处于“识别和辨认”的起步阶段，对城市收缩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关注不多。另外，虽然国内亦有相关文献研究人口流动的经济社会效应，但大多从宏观视角切入，关注人口流动整体上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影响，如要素配置效率、宏观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极少采用微观数据进行分析，造成研究视角上的缺憾。本文尝试从生产活动入手，研究城市收缩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具体来说，本文将观测样本锁定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企业，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量反映企业生产效率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分析中国城市收缩引发城市企业活力下降的可能性。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在识别中国收缩城市的基础上，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分析人口要素净流出产生的经济效应；第二，通过分析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发现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即与国外案例不同，中国收缩城市企业TFP并没有明显低于非收缩城市；第三，进一步识别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发现“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明显较低，这引发了对界定中国“城市”发展实体空间范围的重新思考，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城市发展过程的认知，并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实证研究发现，以国际惯例识别的我国收缩城市企业TFP在基期和末期均高于非收缩城市，且回归结果稳健。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
    为了寻找“悖论”的原因，结合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本文从人口分布结构层面，以“城市实体地域”为空间尺度重新定义了“狭义的收缩城市”，用市辖区人口流失的收缩城市来表示。市辖区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大，市辖区人口的减少刻画了集聚经济的下降。实证发现：虽然“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在样本考察初期较非收缩城市高，但在样本考察末期较非收缩城市低，呈现“优转劣”的发展过程，验证了“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较低”的假说，解释了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
    研究表明，以地级及以上行政区为空间尺度界定的收缩城市的企业TFP并没有低于非收缩城市，而“狭义的收缩城市”在企业生产活力上已经出现明显劣势，必须引起重视。这说明，我国的“城市”问题，尤其是以人口迁移为研究主题的“城市”问题，在关注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应结合城市发展实体地域的概念，谨慎审视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性。研究还发现：“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的企业特征、所属行业、区域以及城市特征等与非收缩城市有较大差异，未来相关研究应分行业、分区域对“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在关注城市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应注重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市辖区人口增减是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分布的结果。市辖区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城市集聚能力和人力资本质量的下降，造成企业TFP降低。因此，未来人口和城市发展政策，在关注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应关注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促进人口在部分地域的有效集聚。
    第二，注重结合特定区域的发展，研究区域内部城市收缩问题。城市的发展寓于区域之中，应以区域的、协同发展的视角看待收缩。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我们的数据，构成武汉城市圈的6个地级市和3个县级市中，除武汉和鄂州外，其余7市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广义的收缩，圈内出现明显的单极化发展趋势。从单一城市的视角看，如黄冈市，全市人口下降13.32%，市辖区人口也减少了1.82%，其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发展指标均劣于城市圈均值；但从区域的视角看，外围城市人口规模虽然下降，但却提高了核心城市的要素集聚程度，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因此，单一城市的收缩必须结合其所处区域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避免过分贬低，同时应因地制宜，转型发展。
    第三，收缩城市，尤其是“狭义的收缩城市”，应制定“适应性”规划，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城市衰退问题。根据本文研究，我国有29.62%的地级市出现城市收缩现象，29.27%的收缩城市的市辖区亦发生人口流失。在城市收缩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应结合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因势利导人口分布，制定适应性规划。可借鉴Hollander & Németh（2011）提出的所谓“精明收缩”的概念，以“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以及更少的土地利用”的理念，实现“更合理的人口空间分布、更精致的城市建筑文化以及更高效的土地利用效率”的城市发展。
    第四，重视城市收缩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技能分区”问题。人口的持续下降不仅降低了城市的人口数量，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流动具有自我选择性，高技能和更健康的劳动力更容易流失，造成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在收缩城市的集聚，进一步强化收缩。因此，伴随着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城市收缩可能形成除城乡差异外的另一种类型的区域不均等，即劳动力技能在不同空间上出现明显差异。这一问题将与城乡差距一起，对我国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未来的城市发展政策应通过高技能人才专项补贴、培育与本地优势产业匹配的专门人才等措施，遏制人口净流出地区人口素质持续下降的趋势，为城市创新发展做好智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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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博、吴万宗，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liuyubo006@sina.com, wuwanzong@shu.edu.cn；
    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zhang.xueliang@mail.shufe.edu.cn。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