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为什么要强调农村文化建设——从家庭理性化说起

    申端锋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我以为其根本则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所谓本体性价值，是指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意义系统，是个人行为中最深层的基本意义和关怀。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农村出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伦理性问题，也就是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
    在传统中国，因为受到儒家影响，中国社会缺乏抽象信仰，而十分生活化和现实化，孔子说“不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乃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但是，实用主义不能解决有限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因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通过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徐旺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子孙延续，与西方社会和日本都有巨大的差异，即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延续子孙的责任、义务和愿望，而断不可将这个任务交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当成年男子结婚后没有子嗣，一般要通过过继来解决此一难题。因为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就使中国的纵向社会难以发育，人与人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西方社会和日本均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其他人并无强烈的传宗接代压力。西方社会因此容易建立起纵向社会结构。
    当传宗接代变成每个中国人的义务时，家庭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宗教单位，是一个让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让个人有限生命找到无限意义之所，是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情和身心之所。家庭的这种影响，仍然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比如，中国人的成功，往往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子女的成功，“望子成龙”，子女功成名就，自己人生就圆满了。而无论自己多么成功，子女不成器，则会深深地受挫，人生也无成功可言。家庭因此寄托了普通中国人的全部期待和希望，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本身，成为中国的宗教。家庭就是中国人的全部，面对着家庭，虽然有着各种矛盾、冲突，却仍然对家庭怀有信心。而一旦有人不能成家，传宗接代无望，则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被抛离出来，成为社会中十分危险的不顾及基本伦理的力量。
    中国人重家庭，家庭构成人生意义全部的现象，与中国人缺少超越性宗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宗教，有限人生的意义就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中，个人就会有长远考虑，有大志向，有抑制短期利益而服务于长远事业的决心。个人就会变得行为有底线，行事有耐心，做事有原则，就不会仅仅为个人暂时利益而不择手段。
    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家庭本身的宗教意义逐步变得成为问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快速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现代传媒的进入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都将现代性的因素强有力地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尤其要害的是，这次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不象以前仅仅摧毁了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而是在强有力地改变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这次改变之细密和彻底，是之前任何粗暴的表面改变所不可比拟的。简单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到了21世纪，中国农村终于开始发生更为彻底而根本的改变，这就是对人的价值系统的改变，对人生意义的重构，对使人安身立命基础的摧毁。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在器物层面被打碎的东西，因为意义系统仍在，而可以重建，现在意义系统发生了改变，器物层面就无重建的理由与可能。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虽然最近10多年全国农村都处于快速的变迁中，但因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时，反应的方式和速率各有差异，中国农村成为了展示现代性与传统碰撞，传统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节节后退的巨大现场（试验场）。
    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当前中国农村现场的一些现象，来展示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比如，地下基督教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传播，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相当地普遍。有人说中国农村传统中就有喜丧一说，也有庄子在妻子死后且歌且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上的类似，而在于背后的关怀。传统中国的喜丧说，是有其内在关怀和内部逻辑的，是有底线和原则的，是有文化意涵的，是被寄托了理想的。而目前丧事上跳脱衣舞，则仅是传统意义消失后，人们不知所措而以社会性竞争来替代之一种形式，不具有意义生产能力，且事实上解构了传统的丧事仪式所内含的意义。有村庄的老年人说，他们村近年来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子女虐待父母之触目惊心，到了用“道德沦丧”也无法形容的地步，且几成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也存在子女虐待父母现象，但那只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有人说传统社会生儿育女也是为了“多子多福”，指望子女将来赡养自己，所谓“养儿防老”。但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底蕴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与“传宗接代”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传统社会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养儿防老的考虑。
    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家庭本身作为宗教的一面逐渐被改造，“养儿防老”从“传宗接代”中脱离出来，因此生儿生女都一样，因此生儿子不如养猪种树，不如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可靠，就变成了真理。而在当前中国农村，当父母已经垂垂老矣，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对父母的不孝乃至虐待，就教育所有后来者要为自己留下后手，而不能指望子女。因为传宗接代的消失，或家庭宗教意义的消失，生儿育女，“人渡人”（老田语，见《天涯》）就变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为什么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因为现在为两个儿子“操心”，将他们养到18岁，再为他们建房子娶媳妇，不是一个把容易的事情，而是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操心”是农民传统的责任，而非现代法律规定的义务。但为什么河南农民要生儿子及要尽为儿子操心的责任？生儿子当然首先是传宗接代，没有儿子是不行的。而为儿子操心建房娶媳妇，是因为只有儿子生了孙子，家庭传宗接代、子孙延续的事业才可以继续下去，有限人生的意义才可以被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所建构出来。
    但是，河南农村，农民也开始有些怀疑子孙延续事业的正当性了。一方面是现代因素将短期的即时的利益变得重要。一方面是子女对待父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越来越不可靠。也就是在河南，因为一方面传统的传宗接代仍在起作用，一方面子女不孝也越来越普遍，因而容易发生激烈的代际冲突。父母有千般理由谴责子女，子女则有万般借口来只顾自己。
    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父母越来越指望不上子女时，父母也就留下更多后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己养老的问题，而并不一定非得“养儿防老”，而一旦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并不紧密，则传统的作为宗教单位、作为人们寄予全部期待与希望的家庭，就理性化了。
    家庭理性化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家庭理性化就彻底改变了农民的意义系统和行为选择机制，就彻底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之前我们讨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讨论在家庭结构不变，在个人行为意义系统不变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家庭结构已变，个人行为的意义系统已变。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基础的家庭前提和个人基础了。
    一旦家庭不再是一个人可以寄托全部生命的宗教单位，则个人的理性选择就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在情理之中。前不久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在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我们极为吃惊，已经70岁了，家庭生活中，儿孙满堂，不说幸福，至少是自己辛劳一生所操持的成果。现在70岁了，有生之年并不多了，却抛弃过去积累下来的一切，而去追求那有点飘渺的幸福生活去了。不过，若仔细再想，则这个老太太的决定也是合乎情理的，她为什么不可以在有生之年通过嫁到城市退休工人，来获取剩余人生的安逸生活，假若说她与丈夫、子女之间仅仅是物质性的关系，而非亲情、爱情、宗教等更多的关系，则她的选择就是对的。恰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庭关系的理性化，使家庭的宗教意义解体，亲情、爱情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的眼前的物质利益。
    我们调查的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并非仅这个老太太嫁到城里退休工人的孤例，而是已有三例老太太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了。
    一旦家庭宗教意义削弱，一旦家庭不再可以成为人们寄托全部期待和希望，不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和安身立命之所，则向来缺少超越性信仰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他们从家庭中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交往需求和终极关怀，可以在何处生基？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承接因为家庭意义削弱所释放出来的这种感情能量，则农村出现的各种没有底线和原则的伦理危机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川西平原倒是有了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个人感情能量的场所，一是大量的茶馆，农民有时间就到茶馆打麻将聊天。二是大量的庙子及频繁的庙会。庙会的关键不是宗教而是热闹。热闹的庙会和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宣泄感情的场所，正是有了这些频繁而热闹的活动，川西平原才可以以十分平和的形式来完成有些惊世骇俗的变化。
    如果说今天中国农村家庭的理性化是必然的宿命的话，则我们要考虑的，至少是要有诸多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能量的机制和安排。川西平原的茶馆和庙会为川西人提供了再造传统的样板。但也就在川西农村，政府往往以庙会聚会容易发生不安全事件（如吃斋饭食物中毒，发生火灾等，都有先例）为由，要取缔庙会。另外的理由认为这些是封建迷信。江西宗仁县曾发布政府文告，禁止传统的龙舟比赛，江西万载县则发布文告宣布宗族是非法组织，这些政府行为实在荒唐。此外，借口节约土地而不分地区地强制火葬，为计划生育而不择手段地宣传“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等等，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理喻的事情。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几年，中国农村就成了地下基督教的天下。
    新农村建设则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大量投入，通过建立文化设施，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各类协会，来承接家庭理性化所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我们在湖北四村建立的老年人协会，正可以为此提供借鉴。
    梁漱溟在193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我很同意梁先生的意见。文化失调后怎么办？恢复是困难的，但我们至少要考虑如何承接文化失调造成的后果，从而减少因此而来的对中国人民精神的损害，减少因此而来的伦理性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建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任务。   
    文章出处：草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