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陈雪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陈雪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01期，第50-56页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开拓，展现了鲜明的阶段性，依次走过“站起来”“富起来”阶段，迎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在适应实践的阶段性和不变性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发展和创新，凸显了从奠基到成型再走向完善的变动特征，并对实践发展起到了响应、服务和引领的重要作用。认识和把握实践发展阶段性与理论发展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把握大阶段的一致性与具体阶段的差异性，对于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坚持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最新成果的指引下，“强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飞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划分；强起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16ZDA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项目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8）01-0050-07
    “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p.121)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事关全局的基础性思想理论体系而言，响应时代、服务时代、引领时代，是其担当的应然使命，更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因。“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其响应时代、服务时代的鲜明时代性，以及来自实践、服务实践的鲜明实践性，推动思想理论体系呈现开放包容的阶段式发展特征，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又随时代发展而吐故纳新、动态创新，免于僵化守成、脱离时代。结合实践发展的总体性和阶段性，在把握思想理论体系的总体阶段特征和一般原理基础上，深入把握各具体阶段的发展脉络和特殊原理，是增强思想理论实践指导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思想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的标准和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来自经济建设实践的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诉求，因而每个阶段政治经济学都应该有阶段特征。作为适应当代中国国情道路和阶段特征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各阶段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伟大成果，是领导天赋、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与时俱进、包容发展的共同结晶。其与生俱来的政治原则性和现实观照性，使得其发展的阶段性更加鲜明：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前后继起性和实践的路径依赖性，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些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因为时情差异，问题意识、发展目标和实践方案等在不同阶段必然有所不同，推动政治经济学在各阶段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迁。尽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甚至反复，但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各主要发展阶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念和思想，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种阶段式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树立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与时俱进的理论保障。
    围绕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阶段问题，习近平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3]这既突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总体发展阶段的出发点地位，同时也指明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各具体阶段的动态特征，由此引出了对总体阶段的进一步阶段划分问题。当然，这种划分不能简单机械地按时间线进行分割。对此，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3]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基本矛盾是决定社会性质、推动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而主要矛盾则是区分同一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关键依据。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作为总体背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所存在的基本矛盾是一致的，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随着发展过程不断深入，社会主要矛盾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的具体存在就将由一种常态跃升为另一种常态，因而社会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方位即新的阶段。主要矛盾稳定表明该阶段处于某种常态，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则表明该常态已发生变化，新的常态意味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因此，社会存在的常态表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区分具体阶段的关键依据。对此，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报告中也做出了专门阐发，构成我们划分阶段的直接依据。
    2016年7月，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发展阶段划分的崭新认识：“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习近平在2017年7月26日的重要讲话中再次重申：“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3]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p.10)这些关于历史方位的崭新论断，既明晰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强起来”的新历史阶段，同时也明确了前两个阶段的鲜明特点——“站起来”和“富起来”。这个创新性的三阶段划分，将我国几十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有机整合起来，既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的统一性，又强调了各不同发展阶段具体发展目标和发展现状之间的差异性。
    这些关于发展阶段的伟大论断，为我们全面把握和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创新性的阶段论视角。一方面，不能脱离也不能超越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来认识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不是静止固化的时段，而是一个充满差异性的多阶段动态过程，作为不同发展阶段基本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开放性地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分阶段认识进而发展创新。为此，要分清哪些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一般原理和规律，哪些是阶段性的理论判断、特殊规律和权宜安排，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加以动态修正和创新发展。
    二、“站起来”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5]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设想既有共性，又大为不同，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面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基本国情，鉴于旧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基本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如何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华大地和世界舞台上迅速而稳固地真正“站起来”，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首要问题。由此，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上探索“站起来”问题，就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站起来”目标的实现，首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的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土地改革和国民动员等，已经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真正瓦解、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未确立。经过3年短暂的战后经济恢复，1952年起，新民主主义开始正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时期的过渡思想，集中反映在当时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即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路线以“一化三改”为主旨，采取的是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任务并举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过渡。这两大任务分别对应着的正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
    对旧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核心。为此，我国探索出了合作、赎买和没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别化和平改造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初，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基本完成，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由此，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新常态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换，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已经退居其次。对此，党的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p.293)这一主要矛盾定位，是对“站起来”初期社会的最普遍期待的准确概括。推进工业化，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核心。工业是大规模生产进而支撑现代社会所需物质和技术的基石，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态势，无论是产业和产品结构、人口分布，还是生产技术水平，本质上都还是以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形态为主，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些官办或民族工业只是杯水车薪，而且大部分毁于战火。因此，推动工业化，着手建立独立自主的完善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站起来”的关键，也由此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序幕。然而，我们虽然通过“三大改造”在短时期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但工业化需要深厚的物质资本和技术知识的客观支撑，难以一蹴而就。其他的工业化国家都是经过长期积累甚至是以殖民掠夺的方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而对于基础差、底子薄、国际环境艰险的新中国，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之路，成为“站起来”阶段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长期任务。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我国推进工业化提供了支撑，集中计划的方式使得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体现，通过调整积累与消费、城镇与乡村、农业与工业等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资源，逐渐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有效推进“站起来”阶段的制度建设与工业化建设等核心工作，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础支持的核心。在此期间，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7](p.763)在此方针的指引下，再经过广泛调研与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基于“一五”计划已取得的初步成效，并借鉴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教训，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1956年4月，毛泽东做了影响深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围绕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8]的基本方针，提出了辩证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政治经济思想。《论十大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思路，成为“站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基础。
    除《论十大关系》外，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所体现的主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批评那些不顾实际发展阶段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指出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的有用性，并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9](pp.48-49)毛泽东认为，在我国当时的社会实践中，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只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由此确立了计划在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在随后苏联展开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中，中国逐渐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此外，毛泽东还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这奠定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
    总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30年，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制度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的“站起来”。在此期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很多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在基础差、底子薄的国情下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制定了超越阶段和国情的迅速赶超战略，随之出现了一些激进做法，忽视了党的八大对实践发展阶段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将阶级矛盾误置为主要矛盾，过度使用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和手段来应对经济发展问题，导致发展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冒进和偏差。这反过来也说明，正确认识和对待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阶段非常重要，如果超越阶段、超越现实国情，会引起一系列负面后果。
    三“、富起来”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型阶段
    “富起来”，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总体概括。面对人口多、底子薄的局面，以及“站起来”阶段一些偏离阶段主要矛盾和经济重心的做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一阶段的第一个30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近10%，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工业化水平和规模、城市化水平和规模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等都大幅提升，国民经济贫穷落后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站起来”阶段逐渐进入到了“富起来”阶段。
    这些变化，正是发端于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一些重要思考。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超越阶级视角来重新思考社会常态，重新校正了当时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基本路线的认识，这是走向“富起来”阶段的认识起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0](p.61)正是牢牢认清并聚焦于这一主要矛盾及其真正解决，由此提出一系列理论思考和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形成了“富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架构，这一架构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而迅速充实起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打破将计划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明确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较完整、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这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路线方针。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断，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并非有“姓资”和“姓社”的本质区别，以及“先富”和“共富”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等。这些都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经典论述和思想指南。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和实践，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制度架构。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尤其是1993年制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的基本形成。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在此阶段，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11]都是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拓展。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先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
    这一阶段也是对外开放的阶段，随着文化和思想领域的适度开放，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国外思想、方法与分析工具被不断引进、吸收和借鉴，尤其是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矫枉过正，在“富起来”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甚至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宣扬推崇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值得警醒。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站起来”阶段稳步进入“富起来”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框架基本成型的阶段，但是还不成熟。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及其内涵和外延并未确定，一些关键的理论逻辑和方法亟需创新和发展，包括如何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原理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统驭地位，如何提供理论武器来免于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如何有效阐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及其优越性问题等。
    四、“强起来”新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阶段 
    “富起来”目标逐渐实现，社会物质产品丰富程度大幅提升，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有效夯实，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等等成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活力并不断开辟出发展的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并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当然，在“富起来”的过程中也伴生了诸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尤其是与“富起来”后人民群众的发展预期提升相比，“大而不美”“富而不强”的现状亟待改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需要做强做优、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强起来”新阶段，历史使命已提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强起来”阶段，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处于新的常态，面临新的矛盾，背负新的使命，这些都涉及重大的政治经济认识与战略安排问题，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作为指导。而认识和把握“强起来”阶段这些新常态下的新大局和新国情、新目标和新使命，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现实起点和实践要求，这既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需要以更开放的心胸、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富创新性的勇气来思考和把握中国进入“强起来”阶段的新时代重大政治经济战略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和范围，深化研究领域和方法，承担起指导“强起来”阶段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使命。
    为在迅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实践中赢得胜利，以党的十八大为界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不仅充分认识到了时代常态及其使命的转换，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关精神和思想融入到党的十九大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导形成了一系列的新判断、新思想和新战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不仅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思想指南，也成为引领“强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完善的核心指南。
    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新常态下的国情和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主体和行动主体，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以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效融入上述理念进行创新和完善理论体系并形成新的综合性指导思想。较之“富起来”阶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定位，是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如何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如何协调互补实现两者有机结合，是“强起来”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阐明的核心问题。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下，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必须形成多目标调控思想，探索如何改革与协调发展中的多重关系，比如短期与长期、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实体与虚拟、国内与国际等，指导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在全面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提高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基础上，适应“强起来”阶段我国全球角色从“适应性融入”向“建设性塑造”转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我国新的全球发展思维，这就需要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展全球视野和理论维度，以指导中国适应在全球化进程中角色的转变。
    新阶段新常态，新理念新使命，新思想新战略。作为新时代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也要以更开放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富创新性的勇气，拓展视野、深化认识、精炼方法。总起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等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战略，为“强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创新方向。综合来看，新时代“强起来”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能引领中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提升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能指导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能引领中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领先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能引导全体人民砥砺奋进、包容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全面实现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能深化拓展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动全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能推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引领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毕竟只是提供思想的力量，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思想本身的逻辑是否体现了时代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到社会主体的实践上，而这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群众共享，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过去革命和建设制胜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要求和体现。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12]而作为总揽各方协调全局的中心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习近平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2]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12]
    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开拓展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依次走过了“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迎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新时代。变化中有不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贯穿各个阶段的中心力量，也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心力量。适应实践的这种阶段性和不变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发展和创新，凸显了从奠基到成型再走向完善的变动特征，并对实践发展起到了响应、服务和引领的重要作用。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最新成果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并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和飞跃。在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将沿着正确方向实现真正强起来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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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7-12-21.
    期刊责任编辑：澄  宇 乂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