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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发展新经济是引领经济新常态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必然选择。作为新型经济形态，新经济的运行在基础支撑、技术特征、组织结构、产业组织等方面都迥然有别于传统经济。本文从企业进入战略、面临的新机会、市场需求条件、生产要素转换、相关产业支持以及政府角色六个方面揭示了新经济的产生机理，并从底层推动力、内部运行系统、外部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新经济的运行逻辑。在新经济的运行逻辑下，传统上基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安全等因素而产生的政府规制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适应新经济发展，政府规制改革势在必行。为此，方向上应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内容上应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方式上应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方法上应从正面清单制转向负面清单制，流程上应从前置审批转向后置监管，机构上应从专业型部门转向综合型部门，机制上应注重使用“规制沙盒”。
[关键词]新经济 创新 审慎监管 放松规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批准号13AJY012)
[作者简介]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李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期刊责任编辑]王燕梅
（续）
2.新经济的运行逻辑
新经济的知识链、技术链、价值链不同于传统经济，新经济的运行特征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企业资源配置与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下文从新经济运行的底层推动力、新业态内部运行系统、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来阐述新经济的运行逻辑，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新业态作为新经济具体的表现形式，新的资源配置模式和新技术是其实现高附加值和高效率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新的商业模式在新一代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网络效应推动下爆发式发展，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跨区域大规模协作模式为代表的新模式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高;经过多学科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扩散，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量子计算为代表的颠覆式技术使人类文明上升到全新高度。网络的运行逻辑无处不在，也影响着知识的积累和跨学科知识之间的扩散速度新的商业模式和新技术互相影响，共同推动新经济业态的运行。此外，外部环境也是影响新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1）新经济运行的底层推动力。新经济运行的底层推动力包括新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及网络效应所带来的运行逻辑变化和多种学科的知识长期积累扩散两个部分，这两种底层推动力共同推动新经济的整体运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及网络效应带来运行逻辑变化。无论有形网络还是无形网络均遵循梅特卡夫法则，具有网络外部效应(即随着接人网络用户增多，网络价值几何倍提升)，促使更多用户接人网络，形成效用递增的正反馈性循环(如图2所示)。网络的外部性使先进人细分市场的企业获得“先动优势”，战略的正确选择使企业“强者恒强”，很快借助网络的外部性赢得竞争。正如美国圣达非研究所布莱·恩亚瑟所说，“垄断某一类产品远远比不上在遍布新技术的网络上寻找更多未来商机”(凯利，2017),赢得竞争的企业会进一步借助网络的外部性和强连接性进行跨界，实现“多元创新”、“赢家通吃”的局面。网络效应的带动发展与生物传染传播类似，低固定成本意味着较小的规模17值、极少的边际成本和迅速的扩散效应，使某种新产品或业务形态在短时间内以指数倍速度蔓延。与之相对，互联网效应下取得的成功也更容易被更新、更有市场的商业模式或技术颠覆，新业态天生面临着比传统经济运行更激烈的竞争格局。
作为网络外部性扩展，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新规则下供给曲线向下、需求曲线向上，与传统经济学恰好相反(如图3所示)。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表明资源(数据)被消耗越多，证明其越有价值，对其需求也越大;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是因为由于重复学习、累积经验，制造某物越多，再次制造就会越简单，价格也会随供给量的增加而下降。这意味着在网络效应显著的新经济中，技术的通用性、互联性和开放性更受欢迎，对技术标准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大规模推广普及需求具有更大价值。
多种学科的知识长期积累、扩散。通过新旧技术替换的S曲线可知，新技术并非凭空产生，离不开旧技术的发展和积累，新技术在产生初期发展缓慢，面临旧技术锁定、不确定性等带来的风险，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被市场最终认可，替代性地颠覆旧技术。而新技术的产生离不开前期多种学科的知识漫长积累及知识在不同学科、不同组织、不同环节中的扩散、集成。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沟通成本，使知识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而网络效应使知识的扩散、传播速度进一步加快，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推动力。
(2)新业态的内部运行系统。新模式与新技术共同组成新经济内部的运行系统，两者之间互动频繁、相互影响，催生出多种新业态。
新模式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改变，具体是指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打破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本质是资源配置的优化。新经济中最典型、应用最广的新模式就是平台型组织，共享经济、网络经济、开放的多主体参与、跨国大规模协作均是依托平台型组织实现运行的。了解平台型组织的运行规律对把握新经济整体运行至关重要。基于平台双(多)边市场产生的外部性被称为“间接网络外部性”或“交叉网络外部性”。不同于传统组织边际成本递减到一定程度后的递增现象，平台型组织的边际成本一直处于递减态势(如图4所示)。随着平台上应用的增加，用户福利也随之增加。平台的功能发挥和收益回报带来巨大提升，成本投入也随着双边接人者的增加逐渐被稀释。同时，平台型组织在达到一定规模后边际收益不再呈现出递减的传统特性，而是变为向右上方递增延伸的曲线(如图5所示)。平台型组织利润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受递增的边际收益和递减的边际成本影响，随着平台双(多)边接入量的增多，价格会逐渐下降，同时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效应、需求方规模经济、自适应性，使得率先进入细分行业并取得一定规模的平台型组织的利润呈指数倍增长，所以吸引更多双(多)边用户、扩大规模成了现存平台组织运营成功的关键所在。以双边市场为例，平台组织作为“中间商”，可以提高一边收费或降低另一边费用，改变平台总体交易量(Rochet and Tirole,2006)，基干需求的互补依赖性，为吸引一边接入量，对另一边定价模式多为免费或补贴(Ambrus et al.,2016)，平台的最优定价结构是凹增函数，也就是随着平台收益增加，提成比例是降低的(梯若尔，2017))平台采取对预期回报率高的项目给予一定优惠战略，而非采取统一收费标准，这就使得免费、礼物经济等挑战传统定价模式的现象大行其道。
平台企业依托互联网，具备高效率和高组织效能，扁平化组织结构不仅有助于激活员工活力，同时由于用户的协同参与，开创了平台与用户协同嵌人式开放创新方式(金杨华和潘建林，2014 )平台型企业作为新经济下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为共享经济、多主体参与、跨区域大规模协作等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共享经济是在数字信息规则下，通过平台型组织作媒介，在一定条件下所有者将使用权让渡给他人，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共享平台在具体实践中遵循平台型组织的运作规律，不再赘述。传统经济讨论产权内部化还是公有化，共享模式重视使用权而忽视所有权，Hamari et a1.(2016)根据交易过程中所有权是否转移将其分为“非拥有使用型”和“转移所有权型”，提倡建立在不完全契约基础上“使用所有权”和“不使用即浪费”的观念。共享经济表面上分享产品和服务，实质是切割买和租共享经济模式通过盘活聚集闲置低效碎片化资源，以网络平台为媒介扩大市场容量和交易范围进行供需匹配，减少信息不对称，规避中间商的“盘剥”，从而使消费者剩余增加。共享模式是建立在共享商品具有普遍需求和使用状况易控制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收益为目标，以个体为主要分享主体。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里夫金也认为共享经济是新经济的基本范式，核心机制是协同共享，构建零边际成本的运营模式(张玉明，2017)。共享经济中用户与供应商的主动参与，形成了网络规模效应，在交换过程中实现了双赢。中国网民的大国红利和节俭的文化传统提供了共享经济模式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该模式的发展对提升就业岗位、对冲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人工智能化带来的就业挤压效应有重要弥补作用。
网络没有明显中心和边界的特点使得组织边界模糊，随着主权意识的增强，用户渴望更多话语权、控制权。追求个性、小众消费心理，越来越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成的产品及服务。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知识获取扩散的便捷，为用户参与到设计、生产、营销环节中提供了基础，用户、平台、企业共同创造价值，消费的升级使用户参与已经成为新经济模式发展的重要特点和主导趋势。平台型组织整合零碎资源、无库存、维护费用低的特点，使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种类多样化、复杂化可以较低成本来实现。“长尾效应”进一步增强，“小众”、“个性化”、“生僻”等利基市场需求被进一步挖掘，使市场边界进一步扩张(江小涓，2017)。制造领域面对产能过剩和同质产品的竞争，将传统上只为重要客户(VIP)提供的个性化需求定制向更多普通用户扩展。海尔集团张瑞敏表示新经济下的智能制造是一个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生态体系。新经济下柔性化、小规模生产单元代替大规模流水线，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体验，甚至会为单一用户生产单一产品(如3D打印技术等)，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除用户外，企业边界的模糊化，使得其他外部人员也参与到企业价值创造中。外部人员“嵌人”组织有助于组织利用分散化信息搜索、挖掘需求，以便更加准确地契合需求。而且，对嵌人组织的个人或群体采用更多依靠社交、自我实现的社会动机激励方式，大幅度降低组织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在价值共创模式中，用户和其他参与者变为主导角色，企业变为支持者和服务主体，变为聚合多边参与者的平台(朱良杰等，2017)。多主体参与者通过资源整合和关联互动，共创企业价值，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经济学中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基础上的互利共赢成为现实。
新模式作为新业态重要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与新技术互为依托。新技术的运行与传统技术运行类似，都作为基础性技术推动应用于产业发展过程中。新技术除了开创新的产业领域，在新经济运行中更多的表现是与新商业模式的融合应用，进一步发挥新技术的价值。如物联网应用于大规模协作生产中，人工智能、云计算用于大型平台型企业后台运行，3D打印技术用于众创领域，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更是应用于各种新型商业模式和各种领域。而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效率的新模式，促进了新技术在多领域范围内的应用，使新技术快速更迭、改善。总之，新模式与新技术是共生互动的，新业态运行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3)外部环境。社会认知程度和政府政策等外部环境对新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新技术还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都要受制于消费者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同时，社会认知程度尤其是群体内认知程度能够显著影响互联网创业，如依靠“社交圈”带动的“网红”现象(刘刚等，2016)。在这方面，加强新经济相关知识的教育和普及，引导社会大众不断向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等方面进行消费升级，将会助推新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产业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同样不可或缺。2013年以来，国务院就新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已经颁布了近百个“指导意见”，对新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有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新经济的“细胞”正逐渐扩散渗透到各行各业，旧的经济形态叠加新的网络规则，物联网使连入互联网的设备能够实现自动更新并向网络反馈数据。在数据共享、快速变革的“动荡”环境中，享受新经济带来的巨大福利的同时，隐私保护、网络安全性、风险、负外部性等问题也随之产生。互联网领域的重新规制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2003年12月在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日内瓦阶段早已达成一些共识，各国政府协同治理互联网相关的技术与公共政策问题，治理过程遵循开放包容、民主、透明等原则。互联网作为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无国界特点，严重削弱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力，对现有一系列规制政策提出了挑战。第三方集中统一规制与新经济互联互通、跨区域的网络特性不相匹配，政府规制需要与时俱进，进行结构性改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