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波动趋缓 “软着陆”可期

    
    2019年第94期（总第1982期）　　　　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房地产波动趋缓 “软着陆”可期 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为何变小？ 美中德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脱钩”为何成为新热词？ 印度房地产泡沫在缩小？ 地方债发行将冲8000亿
    
    房地产波动趋缓 “软着陆”可期
    据路透报道，明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意味着房地产将继续分担稳增长的重任，尽管投资和成交都可能不及今年，但在政策“稳”字当先、货币环境边际改善的情况下，失速风险极低，房地产运行周期更趋平坦。
    自2016年底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政策一刀切放松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转而是“因城施策”的精耕细作，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机制逐步建立，房地产调控已经连续三年咬定青山不放松，而这种定力从官方各种表态看还将继续保持。
    不过多数分析人士预计，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之际，明年房地产政策边际放松是有空间的，体现在各地继续微调楼市政策，抢人大战持续，今年骤然收紧的融资政策预计也不会更紧了；同时中央强调继续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房地产逐步进入提质阶段。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维持一个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恐怕是最佳的选择。”中原地产研究总监刘渊表示，“稳市场”不仅是2020年政策的目标，也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策的目标。对于“稳”的含义，一二线城市主要是控房价，既要防止价格上涨激化泡沫，也要防止价格下跌带来导致市场信心崩盘；对于占全国八成市场规模的三四线城市，“稳”的主要是成交量，在棚改刺激政策退出，市场存在透支需求的背景下，防止成交量过快下滑将是未来政策的主要目标。
    12月中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房住不炒”的定位，更强调“稳”，表示要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成绩来之不易。”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之后在住建部的讲话称，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是对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贡献。他强调“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和“三稳”目标，以及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未提的“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一位官方智库的专家表示，不能拿房地产刺激经济，房住不炒，这是大定位，要建长效机制，慢慢来，靠时间换空间；各地房地产千差万别，没办法用中央的总量政策去控制，所以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差别化调控。“调子不能松，但也不能出问题。”
    “在没有完全找到新动能之前要让房地产硬着陆是没有可能的，必然对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只能逐步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性。”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他称，要让这个过程比较顺利，金融市场和经济不会因此出现大的波动，关键一点是政策不能突然间过松过紧，要逐步回到自然状态。若能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区的土地供应，适度把需求和供给引导到一二线城市，将有助于后棚改时期房地产行业的软着陆。
    较之今年房地产市场表现出超预期的强韧，分析人士多预计，明年尽管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规模均可能小幅调整，投资增速从今年的两位数降至中低速，但受益于库存持续下降、建筑安装投资回暖，在未来一段时期，房地产失速风险极低，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稳定器。
    国盛证券房地产分析师任鹤认为，销售下行的趋势不可避免，但节奏会非常平缓，地产加库存趋势已经确立。如果加库存过程持续，建安投资增速中枢上移将有力支撑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三到五年的较长周期中，开发投资失速的风险都是比较低的。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020年的棚改旧改或超预期。目前土地市场已经在逐步回暖，明年新开工不差，竣工周期也会支撑建安投资，2020年房地产投资或将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2019年前11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保持在10%以上，表现优于去年的9.5%，房地产销售面积基本持平于上年同期，而去年全年已创下历史高位；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指数同环比均连涨逾四年，但已显现放缓趋势，二手房价指数环比下跌的城市则连续两个月超过30个。截至2019年10月，全国棚改已开工300万套，超额完成年度289万套的计划总量，并已超额完成“十三五”2000万套棚改目标任务。不过相对于前四年每年600万套以上的棚改量，今年已大幅缩水。
    中金公司稍早就其调研情况撰写报告称，在调研过程中，感受到当前房地产企业对政策放松的预期并不强烈，有的房地产企业认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处于稳妥的调控新常态中，企业更多将放眼于长期的业务转型，比如龙头公司转型商业地产、转型文化旅游产业、转向养老地产等。
    报告指出，一家房地产企业预计从销量上看，全行业2020年不会有太大增长，甚至也可能持平或者下滑，但市场结构上会进一步分化，龙头大公司仍然有望实现10-15%的增长，中小房地产公司可能会进一步加速退出市场。
    “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能力和活法，这是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按自己的节奏来，才能跑得健康，跑得更远。”华南地区某百强房企高管对路透表示，都在冲规模和冲千亿，这样的目标，只能导致战略趋同，差异化才是生存之道。
    中国的“房住不炒”已经进入第四年，“三稳”原则也连续第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意味着房地产调控的总体框架明确，明年更像是今年的怀旧版。不过，分析人士预计，在货币环境整体略有宽松的情况下，房地产融资条件不太会再紧了，而地方“因城施策”的微调可能继续增多。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夏丹表示，“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三稳’原则下，房地产调控还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总体框架，2020年房地产政策不会大幅放松。但在‘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可能出现局部性松动。”需求侧的行政政策、信贷政策具备调整空间：一是各地从“人才引进”的角度因城施策，进一步放松人才落户和购房条件、提供购房优惠；二是对刚需及置换型、改善型需求群体放松过于严苛的限贷条件，如“认房又认贷”中有贷款记录即视为二套房的认定标准。而供给侧的融资政策尚无明显放松的迹象，可能相对保持定力。
    粤开证券的李奇霖预计，2020年将有更多城市，通过放宽落户条件、缩短或取消非户籍人口购房所需社保缴纳年限、降低二手房限售标准等，变相放松地产调控。针对房企融资的监管大概率也不会继续收紧，此前有关领导已经指出要综合多种工具对房地产融资逆周期调节。
    国盛证券的任鹤也认为，由于短周期整体下行趋势明确，有望看到“一城一策”框架内需求端的小幅放松；而中周期低库存背景下的补库存需求，依然是政策控制的对象，因此供给端政策（主要是融资政策）预计难以看到明显松动。整体上，2020年的政策环境大体上是2019年的“怀旧版”，即需求端因城施策式放松，供给端整体维持偏紧。
    “本轮调控在上限新变量‘金融风险’和下限新变量‘稳就业’的多重夹击之下，‘稳’字压倒了一切，波动程度势必降低。”任鹤表示，因而全国性大开大合的放松政策不可期，而“一城一策”成了调控精细化、“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经之路。
    今年楼市政策上呈现一四季度偏松，二三季度收紧的特点，4月的政治局会议重申房住不炒，随后银保监会和发改委分别收紧房地产信托融资和海外发债，年中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同时因城施策，各地或松或紧的调控贯穿全年，到四季度，尽管中央的定调未有变化，但地方边际放松的冲动似有所增强。
    一位资深房地产研究人士表示，货币宽松最终会传导到房企，但房价通过限价，地价通过约谈开发商，其实都能管住。未来政策也会是强管制，把价格长期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像上海的车牌价格。“周期越来越小，其实是为了稳市场在不断双向调节。”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政策调控大的基调没有变化，只是保持中性，回归正常。对于房地产调控不会搞一刀切，会极力避免房价下跌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循环，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全面落实因城施策”，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度，以“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展望未来，他有四个基本判断：一是整个行业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房地产业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但主要是指内涵和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主线；二是未来全行业将逐渐回归正常化，获得正常发展和正常利润，包括房地产投资、商品房价格和销售、利润率；三是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有可能得以真正落实，局部调控优化可能出现；四是消费将逐步和房地产脱钩，投资和投机也将逐步脱钩，将产生巨大外溢效应，这将利好风险资产。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明年重点任务作出安排，提出明年要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要长期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的体制机制。
    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报告称，预计明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继续保持降温通道，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并指出中国住房市场稳定是初步的，调控尚未完全到位，进入关键时期，应保持定力、从容应对。
    “楼市调控的机遇窗口将在2025前后关闭，住房发展的巨大潜力和预期将在2025年前后改变，而未来两年是楼市调控的关键期，调控能否成功不仅关系重大而且在此一举。”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货币政策定调，坚持稳健取向的同时亦强调灵活适度。明年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不减，货币政策偏宽松基调依然可期，逆周期调节仍相机而动，但为防止“大水漫灌”，央行在总量调控上仍会相对克制。
    （Reuters，2019.12.24）
    
    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为何变小？
    日美欧的汇率行情波动正在变小。2019年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高点和低点之差）截至12月24日仅为8.30日元，预计连续2年创出历史最小。从欧元兑美元和欧元兑日元汇率来看，波动幅度似乎也将创下最小。除了全球性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持续的“低温经济”之外，电子交易的普及等也在造成“低波动的汇率行情”。
    日元兑美元汇率创出高点是1月3日，当时汇率一度迅速上涨至1美元兑104.10日元，被称为“闪电崩盘（Flash Crash，美元的闪电崩盘）”。另一方面，低点则是中美贸易磋商达成协议的预期升高的4月24日的112.40日元。之后并未出现突破低点和高点的走势。目前的日元汇率徘徊在1美元兑109日元左右，年间波动幅度低于此前创历史最小的2018年（9.99日元）几乎已成定局。
    日元兑欧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也仅为11.63日元，或将继接近13日元的2018年之后创出最小。欧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为0.0691美元，这也有可能时隔6年创出最小。
    汇率呈现低波动的最主要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的物价不再上涨，同时利率也很低。如果形成相同方向，调整2个国家和地区的物价与利率之差的汇率行情的波动将缩小。
    进入2019年后，世界主要中央银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上保持一致步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为应对经济的下行风险，7月以后总计实施了3次降息。欧洲中央银行（ECB）也在9月决定重启降息和量化宽松。
    低通胀和低利率不仅存在于日本，还出现在美欧。在此前处于通货紧缩的日本和美欧，物价涨幅差距明显，从利用商品价格计算货币价值的“购买力平价” 的观点来看，日元升值容易面临调整压力。
    日本银行（央行）的审议委员樱井真的分析显示，在大规模货币宽松之后，日本央行的总资产迅速扩大，与雷曼危机前的2007年底相比膨胀至5倍以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则为3-4倍。樱井认为，“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货币供给量日趋难以形成差距”，这导致了汇率的稳定。瞄准利率差的交易也显得低迷。
    另外，市场相关人士关注的是电子交易的普及。与由人处理相比，计算机程序反复进行买卖的算法交易的处理速度明显更快，能应付大量的委托。在美国高盛负责面向客户的电子交易的Damien Vanderwilt指出“交易以更加贴近客户希望的价格达成，波动幅度正在日趋减小”。
    日元还有固有的因素。日本截至2000年代，除了萧条期之外，一直确保10万亿日元规模的贸易顺差。由于出口企业卖出赚到的外汇，买入日元，因此容易带来日元升值压力。
    之后，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不断提高，将赚到的美元直接用于当地投资等的趋势加强。再加上东日本大地震后的能源进口增加，最近的贸易顺差降至4千亿日元左右。顺差额较小，不足以产生汇率的方向感。
    瑞穗银行的唐鎌大辅指出“2020年美联储维持现行政策的可能性很大，日本的贸易没有明显的变化”。他同时认为“虽然美国总统选举成为扰动因素，但波动幅度或将与2019年处于同等程度”。还有观点认为低波动的汇率将成为新常态。
    （日经新闻，2019.12.30）
    美中德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美国的封锁使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成立25年来的最大危机，但事实上美国是世贸组织最大的受益者，据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12月30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出口国——美国、中国和德国在世贸组织受益最大。这三个国家通过该组织成员的身份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他成员国。2016年，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身份给德国带来66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收入最多，高达87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为860亿美元。
    报告显示，自从美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25年来，世贸组织成员身份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推升了到了2016年的870亿美元，中国2001年开始加入世贸组织。
    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调查，2016年，世贸组织各会员国通过世贸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经济增长达到8550亿美元，相当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1%。世贸组织的164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得益于其成员国身份，非成员国则经济发展受阻，出口下降。根据调查结果，从1980年至2016年，非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出口额下降了5.5%，而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出口额同期增长了大约14%。报告总结说，截至目前，拥有强劲出口和生产的国家，是世贸组织会员的主要受惠国，在中国和美国之外，如韩国和墨西哥，都将是未来的赢家，至于欧洲较小规模的制造部门，则无法从世贸组织获得如此大的利益。
    拥有164个会员国的世界贸易组织，即将在2020年1月1日欢庆一路摇摇摆摆的25周年。由于美国一直拒绝任命新法官，使得被称为世贸组织最高法院的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无法仲裁贸易争端。2019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陷入停摆状态。这是该机构成立近25年来首次停摆，也是WTO有史以来遭遇的一次严重危机。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有国际贸易“最高法院”之称，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安邦智库的研究，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三大机制之一。WTO成立之后，其运行和作用主要依赖于三大机制：谈判机制、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旨在通过谈判建立与贸易相关的多边或诸边规则。建立规则之后，审议机制旨在常规性地监督各WTO成员遵守规则。如果WTO成员之间发生贸易争端，则需要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这三大机制相互关联，是WTO维护世界贸易运行秩序的三大支柱。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发挥基于谈判机制建立的规则体系。审议机制是为了监督WTO成员的行为，降低争端发生的概率；争端解决机制则能树立WTO的权威，有效维护WTO建立的规则。
    上诉机构是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终极判决者。争端解决机构负责争端解决机制发挥作用。DSB由所有WTO成员的代表组成，通常由各成员驻WTO大使代为行使职责，并推选一位主席。当WTO成员发生贸易争端之后，如果想在WTO框架内解决，WTO成员需要提出起诉。起诉之后，当事方先试图通过磋商解决。如果磋商不成功，则通过DSB组建的专家组进行裁决。如果当事方对专家组裁决不满，则可以上诉至上诉机构。上诉机构由七名大法官组成，每一起案件需要三名大法官审理。上诉机构的裁决即为最终裁决，一旦其报告获得DSB通过，则WTO成员需要无条件服从。换言之，上诉机构是争端解决的“最高法院”。但从2018年1月起，WTO上诉机构仅剩三名法官，由于美方阻挠纳新，上诉机构一直无法及时补选。2019年12月10日，其中两名法官任期届满，只剩下一名法官，鉴于每起上诉案需三名法官组庭审理，上诉机构被迫陷入停摆。
    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贸易专家布鲁斯（Christian Bluth）表示，世贸组织是全球经济的操作系统，主要任务是为确保商品和服务始终处于稳定和可调控的范围。“不遵守规则，基于规则的系统就不会长期存在。”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世贸组织迫切需要改革。不过，即使说没有任何组织是完美的，如果谁想绕开世贸组织签署纯粹的双边贸易协定，将会面临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
    （综合信息）
    “脱钩”为何成为新热词？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文指出，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根据这样一种假设运作：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无论意识形态上存在何种分歧，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与英国这样差异巨大的国家，都基于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采取相似的政策。
    但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加上全球贸易战的爆发，已经逆转了这一进程。如今的流行词不再是全球化，而是“脱钩”（decoupling）。其基本含义是，出于经济和战略的综合考虑，各国政府将寻求减少对某些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如今领导这一进程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一项明确目标是，鼓励部分工业生产和供应链的回流。美国还在打击被视为安全威胁的技术进出口——最明显的是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购买美国零部件和芯片。随着中国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和学术职位，这种科技脱钩也越来越可能延伸至个人身上。
    美国人辩称事实上是中国开始这一脱钩过程的，但美国的最新举措已促使中国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华为及其他中国科技和工业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寻求在本土市场采购芯片和零部件。
    对一些全球领先企业而言，脱钩造成的影响可能尤为严重。中国是苹果（Apple）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而苹果产品大部分都在中国生产。苹果的中国竞争对手华为一直在西方快速地扩张。华为手机使用的还是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如今将需要开发自己的应用和操作系统。
    脱钩的动力来自政治人士和官僚，而非企业界，因此带来了关于治理的重大问题。由于脱钩完全是关于核心竞争力的重新国有化，许多关键决策将由各国政府、而非通过国际谈判或多边机构作出。但多边机构将希望参与管理这一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欧洲，许多关键决策可能要由欧盟做出。
    美国已经拥有一套完善的审查外国投资的程序，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美国方面对间谍和潜在破坏活动的担忧与日俱增。安全领域的鹰派指出，恶意软件可能被植入进口的技术产品中，有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存储在云中的数据易于被间谍窃取是另一个问题，这导致决策者更加在意数据存储设施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担忧美国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在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有能力获取美国科技巨头存储的信息之后。
    所有这些导致脱钩的压力都给欧盟带来了耐人寻味的两难境地。与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越来越担心一些中国投资的影响。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华为在本国基础设施中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欧盟有必要作出协调统一的反应，并建立一个欧洲版CFIUS。2020年，欧盟的一项外国直接投资（FDI）审查命令将生效。尽管还算不上一个完备的欧洲版CFIUS，但它确实奠定了一个基础，旨在让欧洲能够针对具有泛欧影响的敏感外国投资采取共同的应对方式。但欧洲也会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投资日益苛刻的态度，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吸引投资和专业技能的机会，这些投资和技能本来是要流入大西洋彼岸的。
    在所有这些投资和贸易政策重新国有化之际，国际机构将很难保持住自己的权力和实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早已陷入困境，原因是美国一直阻止其上诉法庭法官的任命。
    但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可能感到恐慌——以牙还牙的脱钩可能把它们全部拖入衰退。如果这方面的担忧加剧，国际规则和中立的仲裁机构可能重新受到欢迎。
    （FT，2019.12.30）
    印度房地产泡沫在缩小？
    印度正在因住宅市场的混乱而动摇。由于2年前引进的法律规定和2018年秋季以来的信用紧缩，很多住宅建设项目出现延期或停工。此前提供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印度经济陷入2008年雷曼危机以来的低增长，在此背景下，房地产问题成为印度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之一。
    “钱都交了，希望早点盖好我的房”，已支付2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9.22万元）住房预付款的德里的一位公务员这样抱怨。
    如今很多印度房地产开发项目陷入停滞。开发商虽然向买家收了预收款，但因工程停滞而无法交房等。印度大型房地产咨询企业阿纳洛克（Anarock）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仅印度七大城市圈就有58万个项目陷入严重的工程延误或完全停工，售价相当于4.64万亿卢比。
    认为事态严重的印度政府11月宣布，通过与国有金融机构的共同出资，设立为重启工程提供贷款的2500亿卢比的国营基金，但与问题整体的规模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
    导致接连出现工程中止的是印度2017年5月引进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法案。在此之前，印度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属于名副其实的完全没有法律监管的地带。一般情况是开发商借助1张广告就向买家收取预收款，利用这笔资金支付材料费和工程费，然后建设住房。也就是说，开发商没有自有资本，完全依赖向购房者提前收取的资金来拓展业务。而且这笔资金被挪用的情况突出。
    新法案规定，以各项目专用的纳入监管的账户来管理预收款。这样一来，原有的住宅项目多数突然陷入违法状态。未能返还挪用的资金，进而无法开设专用账户的项目无法注册，相继停工。
    2018年秋季，因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破产而发生的信用紧缩构成进一步打击。非银行金融机构陷入手头现金不足，依赖这些机构贷款的开发商相继出现债务违约。停工的房地产项目进一步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在资金流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流出非银行金融机构两方面，都发生信用紧缩。
    民间的住宅建设投资与汽车等耐用品消费、企业的设备投资等并驾齐驱，都是印度经济的民需的支柱之一。而且房产占到印度家庭资产的7成，如果价格崩溃，家庭的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将受到打击。
    印度政府1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7-9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4.5%。是仅次于2013年1-3月的4.3%以来的低增速。印度中央银行12月5日把2019年度增长率预期下调至5.0%，创出2008年度以来最低，比10月的上次预期下调1.1个百分点。
    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阿什卡·莫迪（Ashoka Mody）表示，“此前通过基于借贷的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泡沫终于开始萎缩”，显示出悲观看法。
    （日经新闻，2019.12.26）
    
    地方债发行将冲8000亿
    临近岁末，面临跨年的银行间资金面在央行持续投放后比平日都更为宽松，与此同时降准落地概率大增。除维稳年末流动性以及为明年春节前的季节性缺口未雨绸缪外，货币政策工具近期持续发力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地方债供给高峰保驾护航。
    业内人士并预期，明年初地方债发行量同比将明显上升，其中1月虽然有春节长假，但发行规模可能达8000-9000亿元人民币，一季度的累计发行量则料高至2万亿元。
    “这次降准我倒觉得不出意外，这个肯定是对接地方债的，1月可能要发7000-8000亿，压力非常大，而且1月肯定又要指导放贷冲开门红，不降准银行哪有钱。“北京一银行人士说。
    决策层将进一步研究采取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再贴现等多种措施，降低实际利率和综合融资成本，推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
    招银理财高级分析师陈郑预计，明年1月专项债提前下发额度将集中发行，发行量可能比去年同期增加3000-5000亿元。招商证券最新报告则认为，一季度地方债发行量或达2万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4万亿，发行时间更加提前，是一季度供给压力的主要来源。
    回顾此前几年，2017年和2018年地方债启动发行时间均在2月份；2019年则提前至1月下旬，当月地方债发行总规模达4179.6643亿元。
    四川省财政厅发布公告称，为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尽早发挥有效投资拉动作用，财政部提前下达四川省部分2020年专项债券新增额度624亿元，2020年1月2日起将全国首批发行。
    中国财政部11月末表示，近期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占2019年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2.15万亿元的47%。要求各地要做好专项债发行使用工作，早发行、早使用，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
    业内人士指出，考虑到明年稳增长任务较为艰巨，增加政府债券发行仍将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倚重手段，明年地方债特别是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将明显增加。而为了保证地方债顺利发行，在供给高峰来临前，央行在流动性调控也会给予必要的配合。
    上述银行人士表示，明年1月2日地方债发行就开始了，“四川和河南都是2号，所以央行必然会抚平这个波动，如果春节前资金还紧的话会灾难的。”
    陈郑认为，年末这么松跟地方债提前发行肯定是有关系的。对于接下来可能的降准，“我更倾向央行降0.5个百分点，如果降1个百分点的话，后面政策空间就比较小了，流动性缺口一直靠降准弥补的话，后续还是会有问题，也可以采取多续一些MLF等配合。”
    分析人士称，通胀因素掣肘还在，货币政策仍会坚持节奏把控，但明年春节前流动性缺口较大，年初降准可能性仍很大。
    前述银行人士并谈到，近期资金过于泛滥除央行投放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提前下达的明年地方债额度，此前市场一直有提早到今年发行的预期，“本来以为四季度会发，大行都提前准备了钱去买，结果不发了，又不能干其他的，那就出隔夜吧。感觉发地方债后资金利率中枢会缓慢抬升一点。”
    招商证券报告指出，明年地方债供给将明显放量，预计全年发行量约6.2万亿元，相比2019年增长约1.8万亿，且主要来自于两部分：经济下行压力下的新增专项债券的主动扩容，以及到期压力下的再融资债券的被动扩容。
    招商证券并预计，2020年地方债发行节奏与2019年更相似，2020年一季度至四季度的地方债发行量依次为2万亿元、2万亿元、1.9万亿元、0.3万亿元。
    中国债券信息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19年地方债发行总量为43286.2668亿元，较2018年的41651.6738亿元增约4%。
    中国财政部国库司日前召开2019年第四季度国债会议，国库司司长王小龙在会上提出，在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增幅趋缓的背景下，政府债券筹资要发挥更大作用，2020年国债、地方债券发行将仍然维持较大规模。
    （Reuters，2019.12.25）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张佶烨；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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