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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9期（总第2011期） 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
[导读：在新冠疫情中，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生产中断尤其是关键医疗用品的供应不足和缺货引发了关于经济去全球化的讨论。一些学者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严重不平等，这加剧了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情绪上涨，全球化浪潮由此出现了消退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新冠疫情可能成为划分不同全球化阶段的历史标志，它将加速已有的去全球化趋势，尤其是供应链的去全球化趋势。不过，经济的去全球化并非是指民族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普遍撤出，而是更复杂地表现为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新需求。]
新冠疫情可能标志着全球化的新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浪潮消退
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常务董事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彭博社（Bloomberg）撰文（Coronavirus Ushers in the Globalization We Were Afraid of）指出，冠状病毒流行病就像9月11日的袭击和经济大萧条一样，是一种经济和地缘政治冲击，在很久以后我们的脑海中对这一冲击的记忆也将一直清晰。但它还意味着更多：冠状病毒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历史标志。
从冷战结束一直持续到最近的第一阶段，全球化是关于自由贸易协定、全球供应链的建立、创建和扩大中产阶级，同时减轻极端贫困、扩大民主并极大地增加数字化通讯和全球流动性。尽管经历了许多挫折，例如非洲、巴尔干和中东的战争，但全球化1.0基本上是一个有关加强全球团结的好故事。这对乐观主义者很友好。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不同的。全球化2.0是关于将全球分为拥有其强大的军队和独立供应链的大国集团、专制制度的兴起以及引起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和阶级鸿沟，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焦虑。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关于新的和正在重新出现的全球分裂的故事，对悲观主义者更加友好。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在数年前已经终结，而第二阶段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重叠和混杂。但是历史学家喜欢分节符。就在这两个全球化阶段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冠状病毒就此出现了。它正在深化标志着全球化第二阶段的分离进程——从减少航空旅行到取消国际会议，到全球停工，再到对疫情的本土主义反应。
马拉维历史学家保罗·提亚姆贝·泽莱萨（Paul Tiyambe Zeleza）在“The Elephant”网站撰文（The Coronaviru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athogen）指出，冠状病毒既强调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局限性，也强调了自21世纪以来席卷世界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前者引发的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而出现的。
一些人认为流行病正在更普遍地促进去全球化的进程，因为各国不仅将自己锁定在本国范围以自我保护，而且力求在经济上更加自给自足。重要的是要注意，在整个历史上，全球化浪潮的高峰和消退接连出现。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以大规模迁徙、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随着现代跨国公司的出现而扩大的全球生产链为特征，这次全球化浪潮在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大环境中逐渐消退。
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价值链的出现，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体系中重要角色的崛起，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20世纪末的全球化，但这次全球化浪潮在大萧条时期已经开始受到侵蚀。大萧条不仅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而且还加剧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强烈回击。
极右翼政权劫持去全球化叙事
“全球南方”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师、菲律宾众议院公民行动党（Akbayan）代表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在“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智库撰文（Coronavirus and the Death of "Connectivity"）指出，新冠病毒流行病是十年来全球化的第二次主要危机。第一次是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在几年后才出现了复苏。我们没有从第一次危机中吸取教训，这也许就是第二次危机影响更大的原因。
在2008年的危机中，数以万亿美元的账面财富泛滥成灾，但很少有人抗议引发这场危机的失控的金融机构。这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严重。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航空货运量在一年内暴跌了20%。全球供应链（其中许多与中国有联系）受到严重破坏。
《经济学人》感叹“世界经济一体化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在消退”，并补充说：“一些资本主义批评家对此感到高兴，例如菲律宾经济学家沃尔登·贝洛，他可能声称在其《去全球化：新世界经济的构想》一书中创造了这个词——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
经济学家如此警惕的“去全球化”是什么？
去全球化主要指使国内市场而非全球市场再次成为经济的重心。为此，它不仅提议使用关税和配额来保护本地工业和农业以免受跨国公司产品的侵扰，而且还实施了积极的贸易政策，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在全球经济中建立支持国民经济的能力。但是，支持全球化的党派们担心的不仅是具体的政策建议，而且还包括其基本观点，这质疑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
贝洛认为，去全球化的核心是道德视角。它优先考虑价值而非利益，优先考虑合作而非竞争，优先考虑社区而非效率。这种观点可以表述为有效的经济学，它通过使市场运作服从于公平、正义和社区的价值来加强社会团结……用伟大的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拉尼的语言说，去全球化就是要使经济和市场“重新嵌入”社会，而不是让社会被经济和市场所驱动。
在北半球，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政府专注于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拯救金融机构，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欧，其特点是经济处于衰退和高失业率之中，而美国在2015年的失业人数要比金融危机开始时更多。
既有的精英人士对全球化的坚持不容置疑，但激进的右翼人士和政党在工人持续失业的痛苦中，在工人害怕公司继续将业务转移到国外或将业务委托给国外的分包商而失去工作的普遍担心中，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许多极端右翼政党曾一度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提议，他们机会主义地操纵了非建制左派长期对全球化的批评，例如要求保护工人的生计、将产业带回国内的呼吁，但右翼政党将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扭曲赋予了这种去全球化叙事。
2016年总统大选中，工人对民主党的背叛，或他们在中西部主要州的袖手旁观导致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在任职期间兑现了他对劳动者的承诺，即他将放弃奥巴马总统的项目——无边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更激进的是他的政府称中国为“经济侵略者”，他们认为美国的困境并非根植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而是根植于据称由中国、跨国公司和脱节的建制派精英阶层煽动的阴谋。特朗普的关键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有影响力的书名为《致命中国》。
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将取代全球化成为新的“范式”？
极右翼提出了民族主义的去全球化版本，旨在将移民排除在外、打压少数族裔。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才思枯竭，没有提出什么可以鼓舞人心的策略。进步主义者有很多想法，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去全球化、粮食主权，以及受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影响的解放模式。这些观点之间有着令人兴奋的协同作用。挑战在于建立使它们成为物质力量的基础。
新冠疫情检验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供应链
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敦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和政府学院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Will the Coronavirus End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指出，传统观念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国际市场，使制造商可以基于需要将一个供应商或组件替换为另一个供应商或组件，从而构建灵活的供应链。随着企业对全球化分工的运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变成了世界的财富。专业化产生了更高的效率，进而导致了增长。
但是全球化也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公司拥抱全球供应链，将世界经济编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特定产品的组件现在可以在数十个国家/地区生产。追求专业化的动力有时使替代变得困难，尤其是对于特殊的技能或产品而言。随着生产的全球化，各国之间也越来越相互依存，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其经济所需的所有商品和组件。国民经济被纳入了庞大的全球供应商网络。
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流行病正暴露出这种全球化系统的脆弱性。一些经济部门，尤其是那些高度过剩且生产分布在多个国家的经济部门，可能相对较好地度过危机。如果流行病使单一国家的单一供应商难以生产关键的且广泛使用的组件，那么其他经济部门可能会濒临崩溃。例如，西欧的汽车制造商担心小型电子产品的短缺，因为唯一一家制造商MTA Advanced Automotive Solutions已被迫中止其在意大利的一家工厂的生产。
在较早的时期，制造商可能已经积累了一些库存，以便在这样的时刻保护自己。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许多企业都赞同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的著名格言，即存货“根本上是邪恶的”。这些公司没有支付制造特定产品所需零件的仓库费用，而是依靠“及时”供应链。但是在全球流行病中，及时生产很容易为时已晚。笔记本电脑的全球产量在2月份下降了多达50%，而智能手机的产量可能在下一季度下降12%，部分原因是供应链问题。这两种产品均采用亚洲专业制造商生产的组件。
制造行业比如电子制造的生产瓶颈也阻碍了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关键医疗用品，如实验室用来检测病毒核酸的试剂盒的关键组成部分——试剂，在许多国家都供应不足或缺货。两家公司主导着必要试剂的生产：荷兰的快而精（Qiagen）公司（最近由美国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收购）和位于瑞士的罗氏实验室。两家公司都无法跟上其产品需求的飞速增长。短缺已经推迟了美国试剂盒的生产，美国发现自己必须在其他国家后面排队才能购买所需的化学品。
俄罗斯和土耳其禁止出口医用口罩和口罩。德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尽管德国是欧盟的成员，而欧盟应该拥有一个其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不受限制的“单一市场”。法国政府采取了更简单的步骤来扣押所有可用的口罩。欧盟官员抱怨说，这种行动破坏了团结，使欧盟无法采取共同的方法来对抗这种新病毒，但这些欧盟官员却被忽略了。
随着危机的加剧，这些以邻为壑的态势有可能升级，扼杀紧急医疗用品的全球供应链。对于美国而言，问题是严峻的。美国对流行病采取连贯一致的应对措施已经很晚了，而且它需要的许多物资都存在短缺。美国拥有全国性的口罩库存，但自2009年以来没有对其进行过补充，只包含了所需数量的一小部分。毫不奇怪，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利用这一短缺和其他短缺威胁盟国，并为进一步退出全球贸易辩护，认为美国需要“使自己的制造能力和基本药物供应链恢复活力”。
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在努力应对新冠病毒及其后果，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经济无法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运转。全球化要求各国之间的劳动力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模式既创造了非凡的效率，也创造了非凡的脆弱性。诸如新冠病毒流行病之类的冲击揭示了这些漏洞。单一来源的供应商或世界上某种特定产品专业化的地区，可能会在危机时刻产生意想不到的脆弱性，从而导致供应链崩溃。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这些漏洞将得到进一步暴露。
结果可能是全球政治的转变。由于本国公民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各国可能决定封锁出口或没收关键物资，即使这样做会伤害其盟国和邻国。
新冠疫情阐明全球供应链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风险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副主席、研究部副主任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撰文（How to Pandemic-Proof Globalization：Redundancy, not reshoring, is the key to supply chain security.）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大多将制成品输往国外：产自意大利的橄榄，产自西班牙的葡萄酒，来自加拿大的皮草，然后是德国的汽车以及来自美国的缝纫机、印刷机和收银机。现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将那些需要在国外工厂和商店中进行弯曲、焊接、插入或缝制的零件或组件输往国外。
由于运输、技术和通讯的进步及世界市场的开放，将生产切分成不连续的步骤成为可能。标准化集装箱激增，运输成本直线下降。即使人们在地理上距离遥远，但光纤电缆、移动电话、互联网、云计算、宽带通话服务和几乎免费的视频会议使他们可以进行协作（共享文件、文档和构想）。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广泛的自由贸易共识，推动了向全球化生产的转变，使国际商业联系得以蓬勃发展。
尽管美国在建立这一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自由贸易共识。它保持了糖和金枪鱼的配额，征收钢铁、铝、鞋和烟草的关税，以及对各种农产品进行补贴。即使这样，美国仍然严重依赖全球贸易联系。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出口是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的零部件：棉花、钢铁、半导体、发动机和装配线机器等。美国消费者还依赖远距离的供应链来购买日常产品，从而享受更低的价格，因为国际交换使这些产品的生产效率更高。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因贸易节省一万美元。
但是，冠状病毒流行病已经阐明了全球供应链对人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当组件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或某些情况下甚至在一个工厂中生产时，世界各地的企业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缺乏重要的投入品。此外，随着全球采购的发展，旨在减少库存、工人、闲置时间和错误的精益制造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商学院都会教授这种方法，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对此予以奖励。但是在危机时期，这种做法使公司的库存较少，并且在切断供应链时几乎没有可行的替代品。在许多公司，库存已经从过去的数周减少到了数天，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使用先进的软件、传感器和人工智能，零件可以在插入汽车、计算机等之前立即到达，因此库存下降为数小时。
医疗用品的生产中断已经很明显。由于美国的医院和医护人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疾病浪潮，因此口罩和防护设备稀缺。
实际上，为美国经济提供动力的每个行业和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手机和计算机电池必不可少的锂、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不可或缺的稀土以及电子产品中的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屏都在一个或几个地方制成。如果供应链断裂的时间太长，通信可能会失败，电源可能会中断，美国技术进步可能会停滞不前。更多平淡无奇的产品也可能消失：汽车，洗衣机，冰箱，水泥搅拌机等零件。
这些都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供应链经理（美国增长最快的高薪工作类别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中断的风险，当然，他们创建了模型来计算库存缓冲并考虑了重复的供应商。但是，由于此类保障措施拖累了利润，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对此表示抵制。
在冠状病毒流行病之前，多步骤、多国家的制造已经处于压力之下。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日益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提高了生产成本并扰乱了贸易流量。自动化、3D打印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前景使许多公司重新考虑是否要取代遥远的工厂。如今，随着国际供应链的减缓，在冠状病毒流行病的重压下，全球化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受到质疑。
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建议采取计划，通过减税和“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的规定来强制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回流，这些规定将禁止联邦政府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特朗普还谈到需要重新利用其他尖端技术和产品，例如机器人、微处理器和电动汽车。然而，从短期到中期，这些方法对生产构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很难重建可靠的供应链。苹果在2013年尝试在得克萨斯州生产笔记本电脑时，发现这是一条艰难的路：整个企业因缺少国产螺丝钉而失败。
隔离不是解决之道，尤其是当敌人是瘟疫时。
但是决策者和首席执行官确实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如何管理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为此，美国政府和企业领导层都需要关注冗余（redundancy）。行业应寻求在多个地方和多个供应商处制造或采购组件。他们应该准备为备用选项支付更多的费用，并保留比以往更多的库存。美国政府不但应考虑建立战略库存，不仅要储备石油和医疗设备，还要储备其他关键资源，例如进入先进技术的矿物。
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和去区域化将加速
新冠病毒的冲击将产生新的新常态
安联（Allianz）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The Coming Coronavirus Recession and the Uncharted Territory Beyond）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萧条引发了新常态：持续的低速增长，人为的金融稳定和不平等状况恶化（包括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中产阶级、中型企业乃至政治中心都将被慢慢挖空，这加剧了政治愤怒和反建制运动。这导致一系列在大萧条之前即使不是无法想象也是不可能的结果：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以及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到采取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转折等。
新冠病毒的冲击也可能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从而产生“新的新常态”（new, new normal）。去全球化和去区域化将加速，重新定义全球生产和消费链。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对具有成本效益和效率的全球供应链的重视，将让位于过度的风险规避和应变能力管理。随着国家安全胜过经济问题，经济工具尤其是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经济工具将被更频繁地武器化。当新冠病毒的冲击尘埃落定时，全球经济格局将有所不同。
新孤立主义将在疫情危机后占据上风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高级通讯员和副新闻编辑迈克尔·赫希（Michael Hirsh）4月3日撰文（Are the Markets Underestimating the Coronavirus Depression?）指出，从长远来看，更大的问题是，新冠疫情不仅会改变美国，还会改变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以及国际社会本身。对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主要顾问——如主要贸易谈判代表纳瓦罗等而言，这场危机也是关闭全球化特别是与中国“脱钩”的机会，这是自这位坦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总统上任以来的明显目标。纳瓦罗在星期四对白宫的简报中说：“如果我们从这次危机中学到任何东西，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要依靠世界其他地方来获得基本药物和对策。”“如果有什么需要维护的话，那就是总统的“购买美国货”，安全的边界以及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的理念、战略和信念。”
现在，许多专家认为，新孤立主义者将在危机后占据上风。耶鲁大学疾病史学家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告诉《华尔街日报》，冠状病毒正在威胁“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并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他说，“冠状病毒很明显是一种全球化的疾病，”证明对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城市造成的破坏最大，这些城市“人口密集，并通过快速的航空旅行、游客和难民的流动、各种商人和各种紧密连接的网络联系起来。”
全球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们反对这些趋势，但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来证明国际体系的重生，将全球化转变为与比以往不同的体系，以前的全球化主要是建立在复杂的供应链和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利润机器。康奈尔大学的格里克曼（Glickman）说：“问题是，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是否不同于以往的危机。”“该系统的合法性是否会像2008-2009年那样遭到彻底挑战？几周前看似极端的政治解决方案（例如全民医疗保险）会获得政治支持吗？既然我们看到饭店、零售、邮政、卫生保健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以及许多其他记者）正在从事基本工资被严重低估的工作，我们是否会改变对劳动力的重视程度？在外卖平台Instacart和亚马逊工人的劳工行动之后，工会主义会复兴吗？”
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
《政治》（The politico）杂志邀请34位思想家讨论新冠疫情如何永久地改变世界（Coronavirus Will Change the World Permanently. Here’s How.）。其中有两位学者谈到了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的问题。
罗斯福学院治理研究主任托德·塔克（Todd N. Tucker）认为，早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在全球范围内对进口钢材征收关税，这一行为受到专家的批评。当时总统发推文说：“如果您没有钢铁，您就没有国家！”但是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对美国盟友额外加征关税是荒谬的，毕竟，即使美国完全失去了钢铁业，我们仍然可以依赖于来自北美和欧洲盟国的供给。
快进到2020年。就在本周（文章发布于3月19日），美国的盟国正在考虑对边境进行实质性限制，包括关闭港口和限制出口。尽管没有迹象表明冠状病毒本身是通过商业传播的，但可以想象到一场完美的风暴，其中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限制了美国获得正常供应链的能力，并且各个产品市场由于缺乏本土生产能力而限制了政府灵活应对威胁的能力。对于特朗普的钢铁关税是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回应，理智的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回答。但是，在未来的几年中，期望民主党、共和党、学者和外交官会更多地支持这种观点，即政府在建立供应链中的足量冗余（redundancy）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能够抵抗盟友的贸易冲击。即使是最近的过去来看，这也将是一次重大的重新定位。
经济学家和作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指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给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权衡全球化供应链系统的效率和成本/收益与国内供应链的稳健性。转向更强大的国内供应链将减少对日益碎片化的全球供应系统的依赖。虽然这可以更好地确保人们获得所需的商品，但这种转变也可能会增加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
去全球化背后是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新需求
美国决心使中国与其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邀请12位全球思想家讨论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世界（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其中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董事兼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谈到了全球化的终结问题，他认为，冠状病毒流行病可能是压倒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已经在美国引起了两党的这一决心，即要使中国与美国提供商的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并试图迫使盟友效仿。越来越多的公共和政治压力要求实现碳减排目标，这已经使许多公司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产生了疑问。现在，新冠病毒迫使政府、公司和社会加强其应对长期的经济自我孤立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似乎极不可能回到定义21世纪初的互利全球化的观念。如果没有动力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很快萎缩。这样，政治领导人维持国际合作，而不是退缩到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就需要巨大的自律。向他们的公民证明他们可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危机，将为领导人带来一些政治资本。但是那些失败的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将失败归咎于他人。
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常务董事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彭博社（Bloomberg）撰文（Coronavirus Ushers in the Globalization We Were Afraid Of）指出，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比冷战时期中的美苏竞争的危险性低，因为美中两国的经济联系过于密切以至于无法打仗。再想想。随着美国公司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及其他地区更友好的国家，冠状病毒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已经开始的进程：例如，两国很快将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来考虑在南海和东海进行更激进的军事活动。
随着全球各国对5G网络销售的竞争加剧，尤其是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和海上路线，而且还涉及高科技走廊，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恶化。随着不信任和误解的加剧，中美冷战（卡普兰强调冷战的英文字母为小写）将对全球化产生进一步的破坏作用。在即将来临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将目睹多维度的大国竞争——流行病，与气候有关的灾难，网络攻击——与标志着冷战的直接的意识形态斗争截然不同。
美国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公司利益
加拿大学者和活动家萨姆·金丁（Sam Gindin）在“Socialist Project”网站撰文（Inoculat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 Coronavirus and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s）指出，对全球化的不满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最近在左右两边都已成为主流。然而，正是右派在动员大众的挫败感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右翼的回应主要是表演性的，以其本土主义而不是阶级取向为特色——充满喧嚣和愤怒，对移民的丑陋攻击，而撇开偶尔的言辞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实质性地面对处于全球化核心的公司力量。
举例来说，特朗普一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墨西哥对美国汽车业的影响感到愤怒，但是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主要汽车公司的行为和美国就业机会的回流几乎没有影响。在签署协议的六周内，通用汽车可能会泰然宣布关闭美国的四家主要工厂（以及加拿大的一家工厂）。同样，特朗普将中国作为美国制造业衰退的罪魁祸首的所有抱怨，其最终目的常常是地缘政治担忧（使中国的技术军事步伐放缓）和促使中国放宽美国金融和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的条件的混乱组合（即加深而不是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同时，美国中西部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已悄然消失于他的关注视野。关于减轻美国在监督全球资本主义方面承担的“不公平”负担的叫嚣，以及动员民粹主义同情心作为影响此事的手段，这都普遍帮助了美国的企业部门，而不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右派的矛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服务于其工人阶级的基础，就必须对美国公司投资、交易和随意分配利润的自由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般的改革运动。但是现在，即使是中型企业也已经牢固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右翼政客不会疏远这一基础。他们可以通过加强对移民的袭击和对“精英”的恐吓来保持自己的基础完好无缺，以解决这一问题，和/或右翼政客也可能会采取更加专制主义的转向。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右派出现的矛盾言辞（影响全球化的合法性）和民粹主义对国家能力的侵蚀（影响美国对全球秩序的管理和监督），可能在无意中最终造成破坏而非动摇全球化的结果。
后碳时代的新技术将重塑全球价值链
市场分析师和评论员马歇尔·欧巴克（Marshall Auerback）和独立媒体研究所的执行董事扬·弗雷尔（Jan Frel）在“LA Progressive”网站撰文（Coronavirus Reveals the World’s Next Economic Model）指出，新冠病毒流行病在继续发展，但它将相当于一个新的、主导的世界经济模式的起始日，并且这一模式的许多方面在新冠疫情之前已经成形。
在过去的50年中，数十个通过劳动力价格优势融入国际供应链而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新过程淘汰。全球权力之争将越来越多地转向于那些对于维持高科技经济模式至关重要的矿物和成分材料的提取和提炼，而不再使用碳能源。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我们将听到更多有关石油以外的“国家储备”和“战略储备”的信息。
已进入商业应用和正在兴起中的现有技术和能力的结合，将迎来新的生产时代和全球经济改革。其中包括人工智能计算、自动化制造以及日益普及的便携式制造设备，能源生产和存储创新，高速数据传输以及纳米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已经成熟、有利可图且可用于商业化。其他技术仍处于早期阶段。所有这些技术都是革命性的。它们的同时崛起将创造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将使它们完全融入经济中：
人工智能计算有能力在生产过程、生产方面的质量控制以及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型的蓝图中引入改变游戏规则的效率。它可以处理大量的自动化系统管理。估计该行业以每年超过45%的速度增长。
自动化制造可能很昂贵，并且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来维护，但是自动化生产的产品所能达到的精确度超出了人们的能力，而且产量不断增加。3D制造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一台机器能够生产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已经可以与全球供应链中的某些产品竞争。在3D制造业的支持下，许多公司将重新回到去工业化的纽约和其他美国城市。
从太阳能和风能到地热能和能量存储，能源生产方面的最新重大进展是圣杯式的非碳能源，这使太阳能和风能行业可以在24小时的基础上与碳基燃料竞争，从而使政策制定者有更大权重去尽量减少燃料进口并重新考虑休眠的能源替代方案。
高速数据传输（通过卫星和大型服务器企业实现）对于新供应链各部分的多位置管理和物流协调是必不可少的。
纳米技术的兴起——能够在分子规模上进行精确设计和制造的能力——为人类提供了材料和产品的新领域，其功能超出了我们目前在材料、产品、药物等方面的知识。纳米技术的生产已经大大扩展了从玻璃到防晒霜的产品范围。人造材料的质量，例如用于防火，防弹，隔热和太空旅行的材料，正在发生革命。纳米技术可以在分子水平上部署药物，从而大大提高其有效性。
沿着这些路线前进并有权获得从事这种生产方式所需矿物的国家将繁荣起来，这最终将产生国际进出口的新链条。
在劳动力价格优势的支持下，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将发现自己处于角色颠倒状态——他们可以选择从曾经的出口市场进口更好的商品，或者支付知识产权（IP）许可费在国内生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提供劳动力角色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将被知识产权许可或进口所取代。
在过去的工业化阶段，富国之间一直在争夺石油、矿产和航道的控制权，它们要利用所有可用的力量来获取这些控制权。历史模式是，资源丰富和不发达国家的居民在矿产开采和向富裕市场出口的过程中，遭受的痛苦远远大于繁荣。除非对财富分配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或对剥削的成功的政治抵制，否则这种模式可能会继续下去，富国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从碳能源转向新经济的组成部分：钴、锂和稀有金属。维持当前和未来经济的自然资源，例如铁、铜和黄金，将继续保持其战略价值。
问题是：随着世界走向后碳时代的未来，美国经济能否摆脱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租金提取部门的主导地位？好莱坞电影、智能手机应用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等越来越不相关的行业是否加入了领导者行列？或者冠状病毒仅仅预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弊病？（完）
（整理、编译：孙小雨、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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