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

    
    2020年第42期（总第2024期）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     [本期要点]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 世行下调今年全球经济产出预测至萎缩5.2% 日本制造业切断中国供应链代价高昂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趋势 中企外币公司债发行额减少2成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
    [摘要：始于2009年6月的美国经济扩张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开始。美联储称经济2021年开始“漫漫复苏路”，同时重申了将继续为经济提供非常规支持的承诺。]
    美国最长经济扩张周期在新冠中落幕
    长达10年零8个月的美国经济最长扩张局面遭遇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突然迎来终结。美国进入了二战后第12次衰退局面。为了克服疫情带来的危机，美国政府将在财政和货币两方面全面出台政策。作为代价，国家和企业的债务将进一步膨胀。今后需要拿出史无前例的复苏计划。
    从事美国经济周期判断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表示，在1850年代以后，美国只有3次超过100个月（8年多）的经济扩张。回顾经济长期扩张及其终结，会发现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和此次经济衰退的特异性。
    回顾美国的长期经济扩张，第1次是被称为“黄金期”的1961年至1969年底，长达106个月（8年零10个月）。其次是“新经济论”等推动美国经济恢复的1991年至2001年的120个月（10年）。最后是始于雷曼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结束于2020年2月的最近的128个月（10年零8个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了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构建。以大量供给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为东风的1960年代的经济扩张象征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进入60年代后半期，在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的口号之下，美国通货膨胀加剧，陷入衰退局面。
    1980年代，美国成功克服通货膨胀，1990年代，由于克林顿政权的新产业培育，互联网产业发展起来。导致当时复苏局面落幕的导火索是IT（信息化技术）泡沫的破裂。
    之后，2000年代的长期货币宽松带来了被称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的繁荣期。加上金融技术的发展，扩大至全世界的过度风险投资以2008年的雷曼危机为契机，引发了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虽然结束了全盛期，但仍在新产业方面保持主导权，同时在高通货膨胀结束后，美国货币政策的存在感日益加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货币政策顾及了就业，为延长经济景气作出贡献。但以货币宽松为核心的经济复苏的效果偏重于投资者，带来了使贫富差距加大的副作用。
    美国储蓄信贷协会（S&L）危机、IT泡沫、雷曼危机。1990年代以后，金融层面的冲击点燃了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宽松的金融环境引发市场的过度风险投资，泡沫的形成和破裂开始与经济周期产生密切关系。
    美国自2009年起迎来最长的经济扩张。在通过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渡过危机之后，也并未摆脱经济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长期停滞论”，即使是特朗普政权的大规模减税，也未能提振经济增长。在金融环境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市场的风险投资活跃和企业的过度债务被视为下一次危机的萌芽，但最长经济景气周期因新冠蔓延这一意料之外的灾难而终结。
    并非金融冲击，而是病毒冲击导致了经济衰退，因此过度债务等美国在金融层面的扭曲并未自然而然地化解。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反而在为支撑所有企业的资金周转而采取行动。虽说不得不避免目前的危机，但企业的债务将进一步膨胀。
    美国股市因经济活动的重启而沸腾，但很多声音表示“经济要重回危机前的增长轨道，至少需要4年时间”（美国投资公司）。对企业来说，经济的正常化越是迟缓，越难以赚到偿还债务的本钱。
    此次的危机应对举措伴随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在复苏前景方面，财政的作用也有可能提高。但迅速的财政恶化将带来很大的扰动因素，例如未来美国利率的上升风险和美元的不稳定化等。
    为了在短期内结束经济衰退，迈向强有力的复苏，美国需要仔细地选择政策。
    中日英三大债权国齐抛美债
    美国财政部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外国投资者继续减持美国国债，总值达447亿美元，减持额度较创纪录的3月份（2564亿美元）略有缩减。
    美国的前十大债主中，除爱尔兰、卢森堡和比利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在4月份减持了国债。目前，所有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债规模达6.765万亿美元，为2020年的最低值。
    其中，持美国国债最多的日本在4月份减持了57亿美元，持债总额降至1.27万亿美元；中国减持88亿美元，总额降至1.07万亿美元，第三号债权国英国则减持268亿美元，总额降至3685亿美元。这是日本自今年以来首次减持美国国债，中国和英国则是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国国债。
    路透社援引道明证券利率策略师根纳季·戈德堡（Gennadiy Goldberg）的分析称，3月份创纪录的美债抛售表明外国投资者们急于筹措现金，4月份的幅度放缓说明政府的防疫措施开始奏效了。“当市场陷入疯狂时，你通常会先卖出流动性最强的东西。”
    美联储称经济2021年开始“漫漫复苏路”
    美联储（Fed）6月10日重申了将继续为经济提供非常规支持的承诺，同时政策制定者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6.5%，年底失业率将达到9.3%。
    在新冠大流行爆发后的首次经济预测中，美联储政策制定者用数据表达了一种新形成的说法：为对抗这场卫生危机而采取的封锁和限制等措施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影响经济，而不会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而迅速消失。
    自2月以来，已有约2000万或更多美国人失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这些失业人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全部重新就业，在针对警察暴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让美国的种族不平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际，疫情造成的就业冲击给少数族裔社区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
    鲍威尔在声明中提到了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活动，他表示，美联储现在正全力以赴履行其职责，让就业市场回到去年年底的水平，即失业率处于3.5%的纪录低位，且服务业中部分低薪人员的薪资累计上涨，这些人在最近的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让这2200-2400万人重回工作岗位”，鲍威尔在通过视频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这是一条漫长的路，需要一些时间，”他说，“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工具来支撑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我们可以一直使用这些工具，直到经济完全复苏。”
    联储的最新预测提供了经济将以多快速度复苏的线索。预测中值显示，2021年底失业率将降至6.5%，2022年底降至5.5%，仍比去年底高出整整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将有数百万人失业。
    美联储在最新的政策声明中称，“目前的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重压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对货币政策前景的预估达到了空前的一致。所有17位现任委员都认为，关键的隔夜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到明年都将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17位政策制定者中有15位认为，到2022年都不会对利率进行调整。
    即使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最严重时期，一些政策制定者也就需要提高利率来防范通胀发出了警告信号。
    这一次这种声音消失了。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今年料将仅为0.8%，远低于联储2%的目标，2022年底将仅升至1.7%。鲍威尔称，当前“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要考虑加息。”
    决策者周三一致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联储还开始制定长期措施，以帮助经济尽可能强劲地复苏。决策者承诺，将至少保持当前的资产购买速度，即每月购买约800亿美元公债和400亿美元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后可能会在这种水平上增加规模，或者辅之以其他策略。
    经济可能在今年恢复增长，不过决策官员估计复苏将在2021年正式开始，届时经济料增长5%。
    积极的一面是，美联储没有下调其对充分就业、趋势增长和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估计，这一迹象表明，决策者认为美国经济或将避免永久性损害。
    Northeast Investors Trust董事长兼投资组合经理Bruce Monrad表示：“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将维持低利率，但这种政策会奏效，会让我们实现目标。”
    美联储重申了在应对新冠疫情之初做出的承诺，即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直到美国经济重回正轨。
    联储的应对措施包括在3月将指标隔夜利率下调至近零水平，并向银行、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提供数万亿美元的信贷。鲍威尔称，虽然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疫情的演变，但财政和货币应对措施迄今运作良好，到目前为止，给失业者提供了收入支持，并限制了企业倒闭数量。他称，可能需要祭出更多措施。“这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次经济冲击，”鲍威尔称，我们的应对措施“规模大、力度大、且出台很迅速...这轮措施是史无前例的。”
    （综合消息）
    
    世行下调今年全球经济产出预测至萎缩5.2%
    世界银行6月8日表示，新冠病毒将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产出萎缩5.2%，并警告称，如果大流行和企业停摆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将下调这一最新预测。
    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发达经济体2020年产出预计将萎缩7.0%，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萎缩2.5%，创自1960年有汇总数据以来的首次萎缩。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创自1945-46年以来最严重萎缩，当时二战时期的支出枯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发布的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0%。IMF计划在6月24日发布最新预测，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表示，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很大”。
    世界银行官员表示，他们的基本情境预测假设社交疏离和企业临时关闭等封锁措施在6月底开始放松。
    世行报告中还包括了一种不利情境预测，即今年停摆措施实施的时间延长三个月。如果出现这种情境，2020年发达经济体萎缩幅度将高达8%-10%，新兴市场或萎缩5%，更多企业将永久性关闭、全球贸易流更大幅度地减少、企业裁员、家庭大幅削减支出。“如果这种不利情境成为现实，我们预计2021年的复苏将非常缓慢，”世界银行展望部门负责人Ayhan Kose告诉记者，“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勉强开始复苏，增速在1.3%左右。”
    世行在最新预测中还上调了全球因大流行而重新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预测，从之前的超过6000万人增加到7000万至1亿人。报告还显示，2020年美国和日本的经济预计将萎缩6.1%，欧元区萎缩9.1%，巴西和印度分别萎缩8.0%和3.2%。中国2020年料录得1.0%的增长，1月时发布的预测为增长6.0%。
    （Reuters，2020.6.9）
    日本制造业切断中国供应链代价高昂
    今年4月，日本企业Iris Ohyama同意开始在日本生产急需的口罩，这是希望让生产从中国回到国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得的一次胜利。
    新冠疫情导致在中国的工厂关闭，让日本受到惊吓，安倍政府拨出20亿美元，帮助企业将生产转移回国内。这项政策是应对疫情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一些官员甚至认为此一政策事关国家安全。
    “我们已经变得依赖中国，”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最近表示，“我们需要使供应链更加稳健和多样化，扩大我们的供应来源，并增加国内生产。”
    在日本生产口罩是明智的，因为日本国内对口罩的需求飙升。但Iris Ohyama在本月之前只在中国生产口罩，该公司也是目前为止已知唯一一家利用政府补贴的日本大型企业。
    许多其他日本企业称，把产出移回国内既不切实际也不经济。他们之所以需要在中国实际设厂，是因为其制造的产品绝大部分最终是针对中国消费者，这么做才能够符合“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要求，也就是以缩短交付时间为先，达到有效率生产。“我们生产的零件很大，因此我们需要靠近客户以便控制成本，”Yorozu Corp发言人Chikara Haruta说。该公司生产汽车悬挂系统和其他零部件。
    对日本汽车生产商而言，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仰赖中国供应商也是一门好生意。“即便我们想，也很难去减少我们对中国制零部件的使用，”一位日本车商高管对路透说。由于未获授权对媒体讲话，该高管要求匿名。他补充称，中国供应商在过去10年间提高了竞争力，现在提供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零部件。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在中国都至少有三个研发中心，它们的供应商也在跟进。“软件在什么地方开发，决定了硬件在什么地方开发和制造，”一家零日本部件供应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如果政府新的激励措施只侧重于把制造业带回国内，而忽视了研发功能，那就是误入了歧途。”
    日本政界人士越来越担心日本对中国作为生产中心的依赖。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们在谈论“中国+1”策略，即通过在中国和另一个亚洲国家设立工厂和设施来管理风险的政策。2012年，中日紧张关系升级，许多日本公司寻求在东南亚开展业务以实现多元化，这种策略的吸引力大增。为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的工厂2月几乎全部停产，凸显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日本政府拨款2,200亿日圆（20亿美元），首次为制造业回流提供补贴。政府还为日企提供235亿日圆，加强并多元化在东南亚的供应链。根据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截至2018年3月，日本企业在中国至少有7,400家分支机构，较2008年增长60%。经济产业省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同一年日本在华制造业分支销售了2,520亿美元商品，其中73%销往中国，另外有17%出口到日本。
    电子产品制造商也表示，他们很难切断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Nidec Corp在4月甚至表示，需要改善在中国的供应链。“我们需要强化我们中国工厂的采购能力。我们应该在内部生产这些零件，”执行长Shigenobu Nagamori对记者表示。日本显示器公司（JDI）和芯片制造商罗姆（Rohm）表示，海外劳力密集的后端制程工作可能实现全面自动化，这可能有助于在国内建立更先进的新组装线。但对许多其他公司而言，中国仍是成本较低的选项。显示器面板和电视生产厂夏普在日本生产超薄面板，之后运送到中国再加上背光、连接器等其他零件，这一制程需要不断的手动测试及机械校正。
    “后端制程长久以来是在中国完成，因为这是一项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夏普一位发言人士表示。“后端制程若迁回国内来做会很昂贵。”
    （Reuters，2020.6.10）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趋势
    李海涛、瞿新荣撰文指出，从美元指数、跨境资本流动性、中美利率差及中国营商环境来看，在央行管控的自由浮动汇率机制下，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趋势。
    文章指出，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引发市场关注。5月29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7.1316，跌破2008年3月来低点，创12年多新低，市场关注人民币汇率会不会持续贬值。
     
    作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在目前央行有管控的自由浮动汇率机制下，很难持续贬值。人民币近期的贬值可能跟三个因素相关：一是，“港区国安法”引发美国干预，同时5月27日孟晚舟未获释的裁决加大中国在对外战略上不确定性；二是，近期持续强势的美元指数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三是，避险情绪下，美债长短端利差走阔为美元的避险提供了一定安全垫。
    随着美元指数的下行，以及中国市场开放下外资不会放弃中国市场这块蛋糕，以及中美利差的走阔，都不支持人民币持续贬值。
    理论上来讲，汇率代表了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对外汇保值、投机和支付的需求，构成了不同的汇率决定理论：保值功能——购买力平价理论，投机需求——利率平价理论，支付功能——国际收支理论。
    对于购买力平价来讲，相同商品在开放经济体下不同地区应该具有相同价格——这时汇率体现为两国一般物价水平之比。简单来讲，举原油的例子，扣掉运费和品质差之后，在迪拜DME交易的OMAN原油价格应该与在上海INE交易的SC原油价格，用人民币汇率折算下来，两者价格应该一致，否则某一货币应该出现贬值。
    大部分时间SC活跃合约价格较OMAN活跃合约价格溢价在5美元以内，如果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是合理的，那这里面的溢价就主要体现了运费和原油品质差，运费上涨当然导致SC的价格上涨。但是我们看到3月份以来由于原油价格暴跌，大部分油轮变为浮仓降低了油轮供应，运费上涨，推升了SC-OMAN价差，但这一价差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空间——14-15美元/桶，这里面一方面有实际套利操作困难的原因，另一方面很大原因在于3月份以来人民币在美元走强下的贬值预期。
    从利率平价理论来说，利率与本币汇率之间有一定的正相关系。利率平价理论主要从短期角度考察利率（也即资产价格）影响货币供求数量从而影响汇率，分为套补利率平价和非套补利率平价，前者讲的是外币汇率远期升（贴）水率等于两国利率之差，后者讲的是当本币当局提高利率，市场预期未来的汇率并不因之发生变动时，本币即期汇率升值。
    利率与汇率都与货币的相对供需有关，本币供需影响利率同时影响汇率。利率与汇率之间相互影响主要以下几个逻辑：
    首先，利率政策通过影响经常账户影响汇率。当利率上升，信贷收紧，抑制消费与投资，本国企业收产能，进口下降，内需回落出口增加，经常账户顺差，外汇供过于求，外币贬值，本币升值——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逻辑；反过来，当利率下降，企业逐渐进入扩产能周期，内需扩大，进口增加，产品价格上升不利于出口，经常账户顺差下降甚至逆差，外汇供不应求，外币升值，本币贬值。
    其次，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汇率。当利率上升，往往对应着一国经济走强，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加对本币需求，本币升值（即期，远期相对贬值）；相反，当利率下降，经济变弱（或者是相对变弱），国际资本流出，从而降低对本币需求，本币贬值。
    最后，汇率反过来间接影响利率。首先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本币贬值，出口增加，有利于外汇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导致央行基础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但这一逻辑并非完全正确，央行为控制货币供应，会调节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以抑制基础货币被动超发，例如2006-2011年为应对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央行不断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8%一路上调到21%。当然本币贬值如果形成贬值预期，会导致本币外流，本币供应下降，引发本币供不应求，利率上升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在央行调控下很难发生。
    总体来讲，低利率会引发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相反，利率上升，本币升值。而本币贬值刺激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同时低利率环境下内需扩张，刺激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汇率最相关的还是美元指数，以及央行逆周期调节人民币汇率的逆周期因子。根据人民银行给出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形成公式，人民币中间价=上一日收盘价+逆周期因子*（维持一篮子指数不变的隐含中间价-昨日中间价），这里隐含中间价计算时所参照的一篮子指数主要以CFETS为主（重要性90%以上），SDR、BIS为参考，各家做市商会略有差异。从公式我们得出影响人民币中间价的主要包括上一日收盘价、逆周期因子取值以及隐含中间价变动，前两者取决于市场波动和政策目标，后者取决于美元指数波动与跨境资本流动压力。
    无论是购买力平价还是利率平价，汇率升贬值都会从资金跨境流动上体现出来。由于中国没有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所以看资金跨境流动主要还是看经常账户。短期资本流动主要是银行贸易结售汇差额与海关总署的贸易差额数据，相比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公布的季度数据，它们有更高的频率。
    正常来讲，企业先有贸易顺差（逆差），然后当月到银行去结汇（售汇），所以贸易顺差额与银行结汇额应该具有一致性。但有时候，企业通过贸易赚取了外汇，却不一定拿到银行去结汇，导致海关总署贸易顺差数据明显高于银行结汇额数据，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人民币有贬值压力，造成外汇流出压力；反之，贸易顺差数据显著低于银行结汇数据，说明人民币有升值压力，造成外汇流入压力。
    从当前数据来看，4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货物贸易）差额与海关总署贸易差额相差-313.86亿美元——体现汇率下降预期下，企业贸易顺差后结汇意愿下降。相对而言，这是对汇率走势的滞后指标，但一定程度能反应出当前市场汇率贬值的压力。另外来判断人民币汇率压力的指标包括日度的人民币即期汇率与中间价之间的偏离，当该偏离持续为正的时候，表明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反之，人民币有升值压力。
    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H）与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Y）偏离也能反应人民币贬值预期。当境外人民币汇率（CNH）相对于境内人民币汇率（CNY）的偏离持续为正，说明境外人民币比境内人民币弱，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反之，人民币有升值压力。
    此外，判断短期流动性压力的指标包括NDF报价（香港市场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因为NDF报价=利率平价+汇率预期，所以我们能够通过NDF报价和利率平价下汇率报价，得到汇率预期趋势。从趋势来看，当前远期对近期依然有较高的贬值压力。
    按照上文研究框架，人民币汇率很难持续贬值，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逻辑：
    首先，美元指数很难持续保持强势。美元指数是人民币汇率关键变量，这一点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公式可以推导出来。从近期走势来看，由于避险需求以及美元相对欧元强势，美国经济强于欧洲，导致整个美元指数居高不下，包括近期美联储表示不会考虑负利率，这些变量都鼓励了美元强势。除了美欧经济预期差的短期变量能够支持美元强势之外，可能会导致美元长期走弱的主要包括美债与美元的超发：1）2019年底美国外债总额20.4万亿美元，占GDP94%，美元升值会加剧美国政府还款压力。美国政府常年较高的财政赤字，本质上是需要美元贬值来降低其负债压力，稀释联邦政府庞大负债。2）美元持续对外输出本质上要求美元贬值。美元作为美国对外出口的核心商品，只要美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维持全球领先地位，全球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会持续推高美元发行，美元资产持续对外输出本质上对美元指数提出了贬值诉求。3）美元持续升值不利于美国出口。美国国际收支长期处于“经常项目逆差+金融项目顺差”的组合模式，虽然美元出口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原因，但从汇率对进出口影响的“J曲线”影响效应而言，美元长期升值会进一步加剧贸易逆差，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4）来自于其他货币的挑战。美元升值会加速美元回流，在对新兴市场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体形成冲击同时，会反过来加剧其他货币，如人民币、欧元、日元等的国际化进程，这可能影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5）政策预期并不支持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从美联储加息预期来看，当前疫情发展没有完全控制，美联储短期内不会考虑加息，使得政策上不会太大预期差；政策预期差体现在利率上，就是英美、德美、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走势回升，会抑制美元指数的上行。
    其次，中美利差走阔并不支持人民币贬值。中美利差走阔，人民币即期不存在持续贬值压力。从当前跨境资本流动性压力来讲，中国经济好于美国经济，中美利差走阔，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下降。同时从贸易来看，虽然有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并没有出现大幅逆差，2019年4个季度中国经常账户差额依然顺差，2020年4月份外汇储备3.09万亿美元，环比增长308亿美元，并不能支持人民币汇率走弱。
    跨境资本流动并不支持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贬值。虽然从在岸即期汇率与中间价走势以及离岸/在岸汇率来看，当前人民币汇率表现出一定的贬值趋势；但从整个跨境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中国在疫情后率先复工经济企稳，同时国内正逐渐加强要素市场流动，包括金融市场与能源市场的对外开放，均有利于跨境资本的流入——4月份银行结售汇差额148亿美元，较3月略有回落，银行结汇高于售汇，显示人民币并无很强贬值预期。
    最后，中国具备持续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从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动性来看，当前人民币也并不具备贬值趋势。一方面如前面所分析，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处于历史高点，使人民币不具备贬值基础；同时，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以及持续开放的要素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使得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的直接投资负债（FDI）依然保持稳定，整个金融账户负债净产生（代表境外投资境内，对境内来讲是负债）2019年也相较2018年企稳，代表当前国内经济依然具备韧性，而这一韧性背后原因是不断优化、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中国庞大的内需优势、较低的外债压力（包括政府部门杠杆率——中国社科院数据不到40%）、宽松的政策，能够稳定外资流入，减缓汇率贬值预期。
    此外，中国目前整体权益资产的估值比较合理，资产市场也有深度，包括A股及港股的市盈率不到15倍，低于美股的23倍，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如前所述较发达国家也具备相应吸引力，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必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的流入。
    （FT，2020.6.12）
    中企外币公司债发行额减少2成
    日经新闻报道，中美对立已开始对中国企业的融资产生影响。2020年外币公司债发行额截至6月上旬仅为270多亿美元，同比减少2成。投资者开始警惕中国经济减速和美国对华制裁的强化。中国的债券和股票都在加强回归国内的趋势。
    在福建省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明发集团6月5日发行了1.76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公司债。令市场惊讶的是发行条件，票面利率高达每年22%。虽说投资者看到了受资金周转困扰的该公司的处境，但其利率创出中国企业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外，运营数据中心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也在6月1日宣布，将到期的5亿美元公司债推迟18个月偿还。
    公司债发行额根据调查公司Refinitiv的数据进行统计，不含金融。中国企业在2020年将有约500亿美元公司债到期。目前只能筹措到偿还资金，可能会制约对海外投资。
    除了新冠疫情对企业造成打击的隐忧之外，中美对立也成为沉重负担。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强打压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2020年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按公司数计算仅为上年的2/3，按金额计算为一半左右。评级机构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分析师张顺成表示，债券投资者也不得不慎重起来。
    中国企业转向大陆和香港市场。大陆的人民币计价公司债的发行额达到5.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逾4万亿元）增加4成。而在IPO方面，在中国大陆的融资额超过1300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中美在金融层面的脱钩加强，海外投资者失去有潜力投资对象等不利之处将显露出来。
    （日经新闻，2020.6.12）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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