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说说乡村振兴规划中的四类村庄

    
    
    一、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第九章“分类推进乡村发展”，明确提出“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其中第一类是“集聚提升类村庄”，即“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在的一般村庄，占乡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集聚提升类村庄应当“科学确定村庄发展方向，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鼓励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强化主导产业支持，支持农业、工贸、休闲服务等专业化村庄发展”；第二类是“城郊融合类村庄”，即“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村庄”；第三类是“特色保护类村庄”；第四类是“搬迁撤并类村庄”，对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统筹解决村民生活、生态保护等问题”。
    二、
    应当说，《规划》提出乡村发展“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是十分重要的。将当前中国村庄分为四种类型，就是体现了不搞“一刀切”的要求。不过，《规划》的村庄分类过于模糊，且明显存在着静态分类的问题，容易引发地方政府的误解，容易引发国土空间规划的误解，从而造成地方实践中的问题。
    《规划》中的四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和“特色保护类村庄”，都是数量极少，情况特殊的村庄，两者加起来不会超过全部村庄的5%，因此不是本文拟讨论的重点。本文重点讨论“集聚提升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
    我们首先来看“搬迁撤并类村庄”。“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村庄”，当然应在搬迁撤并之列。不过，这类村庄数量并不多，且往往是单家村、三家村，撤并工作量并不大，且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易地搬迁安置”已将绝大多数此类村庄易地搬迁了。所以这类村庄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比如三峡移民等以及高铁建设的征迁也都与乡村振兴无关，且涉及村庄数量很少，都有专门的国家政策支持，因此也不必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也就是“空心村”。
    问题是，什么样的村庄才是“空心村”，以及为什么“空心村”就必须要“撤并搬迁”。一般来讲，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的村庄，农民难以居住，生存条件差，生产不容易，农民就更加倾向到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谋发展，尤其愿意进城务工经商，即使政府不组织“撤并搬迁”，农民也自发地搬迁了，村庄中只有一些缺少进城务工能力的老弱病残户，在精准扶贫“易地搬迁安置”中早已安置了。而对于绝大多数具有较好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村庄，比如对于绝大多数山东农村，虽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了，缺少进城能力的中老年农民却仍然留守村庄，仍然依靠土地生活，甚至他们种地粮食亩产要远高于规模经营农场主，这样的村庄是不是必须要撤并搬迁的“空心村”？这些村庄不仅对于缺少进城机会的相对弱势农户和农民很重要，而且是进城失败农民的农村退路。虽然看起来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去了，实际上几乎每个农户都仍然有中老年父母留守，且他们仍然种田，仍然搞庭院经济，仍然依靠土地来生活。
    只有对于极少数确实已完全空心化不再有人居住的自然村进行搬迁撤并。不过，既然已经无人居住，搬迁撤并意义何在？一个自然村三五户人家，都已进城且农户都同意宅基地复垦，那也是一个自然过程，地方政府也完全没有必要急于复垦。让农民宅基地闲置几年十几年时间，让宅基地上自然长出苗木花草，这块宅基地仍然是国土。农户愿意在宅基地上种大豆高梁，那也是他们的权利。
    由此看来，“搬迁撤并类村庄”数量也很少，且也不应当是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只有“集聚提升类村庄”。《规划》上也正是这样说的，原话是：“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和其他仍将存续的一般村庄，占了村类型的大多数，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这些村庄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居住在这类村庄，大概至少80%的农民就居住在“集聚提升类”村庄中。
    这里问题就来了，就是这类村庄中的农民是否要进城？显然，“集聚提升类”村庄的农民不仅要进城，而且事实上绝大多数具有进城能力的青壮年农民和农户家庭已经进城了，其他没有进城的农民和农户也都在策划进城当中。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所有道路通向城市”，因为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只有当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了，留守农村的农民才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才可以缓解人地关系紧张格局，留在农村的农民也才有机会致富。并且，这些居住着中国80%以上农民的“集聚提升类村庄”，农民不仅要进城，而且他们会依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来进城，他们有自己的进城策略与步骤，他们对自己的进城决策负最后责任。农户家庭中总是青壮年劳动力先进城，子女进城后父母留村支持进城子女，条件具备再全家进城，全家进城后为防进城失败，农民会保留农村退路，因此会保留农村住房、耕地和宅基地。即使农民可以全家在城市体面安居，老年人也往往愿意回到农村居住。也就是说，农民进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一去不复返。在未来几十年，农民会依据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资源状况不断在城乡之间往返。这个时候，乡村振兴的重点就不是要将不断在城乡之间往返的农民固定下来，就不应当过于强调“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更不可能将占中国农村最大多数的这类农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的美丽村庄”。
    三、
    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将是农民快速进城、城乡关系重组的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变化。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农民依据自己家庭状况来进行进城与返乡的决策。这个时期的乡村振兴就应当适应城乡关系的巨变，为农民进城提供条件与保障。这个时候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当然就不是要建设美丽宜居村庄，更非要将农民固定在村庄中。乡村振兴在现时期乃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都在于为农民进城提供保障，为维护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保驾护航。
    当前在很多地方的乡村振兴战略变成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乡村搞美丽宜居，搞产业激活，并要求农民拆旧房建新房、拆庭院上楼，甚至强迫农民退出宅基地，强迫农民将土地流转给企业搞规模经营，这样的乡村振兴战略完全没有考虑，当前中国农村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农民进城去完成中国城市化的任务。农民进城十分艰难，他们要在城市买房安居，要有城市就业收入，要有留守农村父母对艰难进城子女的农业剩余支持，进城农民也可能缺少在城市赡养父母的能力，以及年老父母普遍不愿与子女一起住在城市，且进城农民担心进城失败，而宁愿保留农村退路，以及即使在城市安居的农民他们也愿意保留农村宅基地从而保留“乡愁”。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再以乡村振兴的名义逼迫农民贴钱上楼，再将农民宅基地复垦，导致农民家庭既在农村进行无效的消费性投资，又要承担巨大的进城成本，这样的乡村振兴就拖累了农民的进城，就与中国当前正是进行的快速城市化背道而驰。
    四、
    必须深入研究乡村振兴与中国城市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要用动态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看待乡村振兴规划中四类村庄之间的逻辑关系。乡村振兴规划不能刻舟求剑。
    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
    2020年10月09日 09:15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辛鸣 打印 推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全球公共产品内容广泛，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世界更加真切地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21世纪最大、最可贵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造，是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
    顺应世界之变的时代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个极为重大的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宏大历史实践的日积月累，也是21世纪以来时代潮流蓬勃发展趋势的徐徐展开。“大变局”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全球发展的版图更趋全面均衡。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是以西方大国主导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形成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但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开始走弱。虽然绝对力量的对比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强，但是综合考量或者用经济学一个概念，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边际”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很多守成国家，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不再是一边倒，开始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
    二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世界经济结构、经济格局乃至政治版图。18世纪以来几次工业革命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让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相连，更加深度交融。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1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工业化塑造的社会，那么21世纪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整个世界都拭目以待。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哪一个国家引领主导了新的科技变革，哪一个国家就将在随后的社会变革中赢得优势、占据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科技竞争、包括高科技企业竞争在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白热化的道理所在。
    三是“中国之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发出了“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宣示。显然，这是对历史的短视。世界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40多年一枝独秀的发展奇迹与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而西方社会则是“黑天鹅”频频飞起，“西方之乱”此起彼伏，内部矛盾积重难返。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对比，使得“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破产、“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历史终结论”终结，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深刻转变。现在西方一些政客之所以时时诋毁中国、事事遏制中国，无厘头、非理性的背后是对其社会制度命运的恐慌和丧失自信。
    “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是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做历史的促进者，做时代的偕行者，要有引领新时代的新理念，有顺应新变化的新方略，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破解世界治理难题的大国担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向的新世界，不会自然而然就到来。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作用尤为突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更大担当，而不是对世界事务为所欲为的搅局、对人类权利肆无忌惮的践踏。
    但是，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罔顾时代潮流与社会期待，对新兴力量崛起心存抵触甚至畏惧。近年来，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退群”“毁约”“脱钩”“筑墙”乱象纷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越来越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中国明确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出人类之困、跨越世界之难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当。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顾此失彼、百病缠身，面对疫情疾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霸凌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与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实现全球善治。
    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严重侵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不仅对中国无端猜忌、恶意污蔑、恣意造谣，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盟友颐指气使、出尔反尔、过河拆桥，将来之不易的国家间互信降至低点。
    面对信任赤字，中国提出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用极大的善意、极大的包容、极大的定力，呵护涵养着信任这一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
    进入21世纪，世界和平仍然是稀缺易碎品。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息，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面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动辄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一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一贯奉行弱肉强食、赢者通吃“丛林法则”的挑衅，中国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与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
    世界发展到今天，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对世界上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发展创造财富、创造幸福，而不是制造问题、制造矛盾。中国政府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础上，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主张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大国的利益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被掠夺被盘剥的基础上。中国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了坚实基础和可行路径。
    擘画世界之新的中国创造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制模式，也不主张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而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道路设计与制度建构，是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宏大实践。
    世界是个“地球村”，人类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是”固然重要，“想要是”更加重要。世界不仅要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更要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认同、维护这一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不仅是“你的”“我的”“他的”，更要成为“我们的”、成为“大家的”。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问题。这些利益只有共同合作才能获得，这些问题也只有共同应对才能化解。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全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仍然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以惨痛代价警醒人类社会，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只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才有希望、有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作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发达还是欠发达，在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中，让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成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大同绘制了蓝图，标注了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文明多样性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及全球治理体制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等等，这些理念越来越为世界所接纳、所认同、所践履。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各种文件决议中。
    中国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身体力行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现实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从倡议到建设，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后花园”，而是沿线国家的“百花园”；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作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样态，“一带一路”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与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从主张到实践，从理念到现实，中国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承，秉承“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历史底蕴，抱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愿景化为现实。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