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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由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主笔并带领其研究团队完成的新著《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问世。该书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中宣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不久前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重申“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再度引起关注。如何把握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主要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教授。
从“纵坐标”和“横坐标” 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要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所有制改革，这是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您是出于何种考虑？
常修泽：确实，“战略理性思维”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关键词”。运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就是试图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哲学，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战略角度，理性地阐明现代中国为什么会造就出“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所有制结构样式，为什么实行“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研究问题，要有‘纵坐标’和‘横坐标’”。
常修泽：是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所谓“纵坐标”，指历史眼光：所谓“横坐标”，指世界视野。研究40年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一要有历史眼光，二要有世界视野。
记者：从中国现代史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看作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史起点。您能够简要概括一下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史进程吗？
常修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程，是比较长也比较复杂的。倘要“简要概括”的话，请记住“四节点，两层门”。
“四节点”指四个重要历史节点：
第一个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开启了艰难的所有制改革之路。
第二个历史节点：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及随后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从整个社会层面看，与国有企业进入“制度创新型”改革相向而行，非公有制经济也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起来。
第三个历史节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概括是对此前中国20年所制改革经验的总结。党的十五大特别作出新判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已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体制外”正式被纳入了“体制内”。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
第四个历史节点，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特别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明确“共同基础论”。
在这四个历史节点期间，中国开了“两层门”：
第一层“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率先在国内开了“商品经济”之门。
第二层“门”，2001年，中国加入WTO, 向世界打开了“参与经济全球化”之门。
特别是，在今年4月博鳌论坛和上海“进博会”期间更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对中外各种企业“一视同仁”，以及放宽外商投资股比限制等等，将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与创新”。
总之，经过40年的艰难改革，迄今中国所有制结构可以说已经初成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比翼齐飞”之势。在中国能形成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的格局，是很不容易的，其间充满了艰辛与曲折，痛苦与欢乐。
记者：“横坐标”呢？
常修泽：所谓“横坐标”，指世界视野。我在书的“前言”一开始写道：“起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所有制结构变迁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单一国家所有制结构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某些发达国家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一种新的所有制结构的探求。”
用“两朵花”理论 促进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
记者：在您的书中我们看到“两朵花”理论，应该如何科学把握“两朵花”理论、促进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共同发展呢？
常修泽：“两朵花”理论不是我的创新，是马克思早年就提出的。他曾经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原话是：我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 ”，他反问道： “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他直接说的是“精神”，我用之于所有制经济分析，是同样适用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之上，“两者两个都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战略定位。“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国家政策。
沿着“两朵花”理论的内在逻辑，我进一步研究了所有制结构的可能趋势，得出“长”“密”“深”三个结论：“长”──公有制经济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它们“各自的”资产价值链越来越长；“密”──彼此形成的利益网络越织越密；“深”──在产权明晰基础上彼此参与和融合度也会越来越深。“长”“密”“深”──未来所有制结构将呈现更为丰富情况。我们要用“包容性”理念看待这一问题。
记者：您的这种“包容性”观点，我们几年前就读过。
常修泽：是的。 2010年，我在专著《产权人本共进论》分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共同基础论”。2013年10月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突破点第一就是“共同经济基础论”。提出“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国有与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儿子’”。
记者：我们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看到“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的引文，很受启发,对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很有帮助。
常修泽：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直到今年仍有人发表“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言论。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表态：“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我认为，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
记者：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作出新判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20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原因何在？
常修泽：最近几个会议上，也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三条原因：一是陈旧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包括一些该卸而未卸的包袱）；二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点到的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和阻遏；三是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新阶段所有制结构改革， 任重而道远。
面对新问题 继续推进改革
记者：新阶段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创新“任重而道远”，如何在理性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呢？
常修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次。”中央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重点是高瞻远瞩、切中要害的。“完善产权制度”实质是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创新问题。要注意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
记者：有哪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常修泽： 新情况有三：
一是:按照向国外投资者放宽市场准入的承诺，下一步改革的“战车”应顺理成章地向垄断行业推进。在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如何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二是:既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各种企业应“一视同仁”。如何贯彻“两平一同”的原则，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三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已经分批在几十家国有企业启动试点。下一步，如何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包括央企集团层面）搞好改革试点和推广？特别是如何避免混合所有制改革扭曲变味。
至于国有企业积累的一些问题、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国企市场主体地位未确立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问题、国资监管体制不完善问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理想问题，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企业家“预期”和“信心”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在改革中逐步解决。
记者：您讲得很深刻，也符合实际，最后能简单做个小结吗？
常修泽：好。用世界眼光来审视，中国改革40年所形成的财富总量与所有制结构，是一个既不同于前苏联，也不同于某些发达国家比较独特的新型格局。正是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变迁之路，才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带来新的活力和稳定力。这是40年渐进式并具极大包容性改革的成果。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时”，不应停滞，更不应后退。
来源： 天津日报 作者： 常修泽 丁佳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