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尤其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何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为此,2022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在线上举办了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九讲“经济思想史视阈下的资本”。参与此次学术交流的四位专家分别为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和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虎涛教授,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旭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14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邱海平教授强调,资本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资本理论涉及资本的概念、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一般性。关于资本有两种主要理论,一个是马克思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另一个是西方主流资本理论认为,资本是一种要素。任何资本都具有追逐利润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不过,今天我们讨论资本问题,在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一般性、共同性的同时,更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资本;其次,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讨论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国有资本、私人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不同形态的资本既具有共性,但也有其特性,各自的行为规律也并不完全相同。如国有资本的目标函数与私人资本的目标函数并不完全相同,国有资本更多受到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要求的影响,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一方面要利用资本这种形式,无论是实现公有资本增殖还是非公资本的发展,都是促进生产力,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当前中国新发展背景下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这需要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健全政策体系,以更好地规范、引导并驾驭公有资本和非公资本的发展。
孟捷教授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深入分析了资本概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包含参照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以及国家治理理论。资本概念则蕴含于这三个理论中:(1)资本概念出现在参照系理论中,这里的资本概念就是表现和适应生产力的方面;(2)资本概念也出现在市场失灵理论中,这里的资本概念是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3)资本概念同时出现在国家治理论中,对资本的驾驭是通过国家经济治理而实现的。关于资本的特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公有资本、非公资本的不同形式,它们在行为和动机模式上具有共性,但公有资本有它的特性:非公资本的支配性动机在于追求利润,而公有资本则更多的是服从国家经济治理的需要。正因为公有资本的这个特殊性,我们的宏观调控才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行为规律问题则更为复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行为规律需要从三个层次来谈论:第一,资本规律要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存在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里。第二,资本规律的运作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治理有机结合,国家不仅是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而且也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第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或资本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后者指的是,资本承担着为积累而积累这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凭借国家经济治理的作用,剩余价值或资本可以更充分地实现由阶级性向社会性的转化。
周建波教授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角度探讨了资本问题。不同于西方经济思想史从理论建构视角对资本问题的分析,中国经济思想则更多从实证角度论述资本的运动规律、资本运动带来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如何防范资本运动的缺点。资本就是为了追逐利润,追逐价值增殖的,并在运动中完成追逐,所以资本运行的特征是流动。流动的规律是从低效率的部门流向高效率的部门,从低效率的地区流向高效率的地区,如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这必然会出现非均衡问题,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要实现长期发展,必须要协调好资本的流动,充分发挥其增殖的作用;同时解决好资本流动带来的负作用。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问题的认识:既要发挥资本流动的作用,同时尽量消除资本的负作用。至于如何消除资本流动的负作用,则要看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体现在国有经济力量的大小方面,因此我们需要壮大国有经济,同时也要提高国有经济的管理水平、领导水平,并消除腐败-这是大规模组织管理成本高的体现。
杨虎涛教授首先从演化经济学视角阐述了关于资本定义的看法。在斯密之前,经济学界和商业界对资本的理解基本上都是在货币含义上,从斯密开始,资本的含义开始扩大到生产性资源、物质资料等“物”的含义上,斯密之后的社会学与经济学家进一步泛化了资本的内涵,扩展出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符号资本等更多的范畴,遵循凡勃仑、熊彼特的传统,演化经济学并没有将资本的货币含义淡化,而是强调了资本的金融属性,霍奇逊就强调资本是可投资于生产的货币,是一个可让渡的、可抵押的、用于生产财富的货币价值。其中,尤其强调可抵押性,认为正是这种可低压线,才使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一种裂变式的发展,构成了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种理解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不平等源泉的独特视角:资本家的资产可以抵押,但劳动力不可抵押,这是权力不对等和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演化经济学对资本的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认识资本特性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特别需要重视虚拟资本无限的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关于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则需要结合当前新形势,更加注重当前所出现的一些新型资本形态所独有的运动规律,比如平台资本的运动规律、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中跨国资本的运动规律等,鉴于信息技术的复杂性,对这些新型资本、资本运动新形式的认识要细致、下沉,比如不同类型的平台资本,是否运动规律一致?第三,认识资本运动规律不能脱离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无疑更需要发挥良好的引领作用,但在认识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一般性、共同性的过程中,应有统一的视角,关注资本行为后果是否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本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秦蒙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