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如何应对“三重压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2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存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种“三重压力”的问题,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发展促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22年来,历次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也都重申了这一指导精神。这对于经济工作全局,是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而力争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指导方针。
    认识和积极应对“三重压力”,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的下行过程作一简要回顾。
    在2010年我国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出现两位数高速增长状态(当年报出GDP增速为10.6%),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阶段之前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进入了持续至今的经济下行过程。
    经济下行的成因,主要是有四重因素陆续叠加组合在一起:第一重因素,是我国发展到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以上、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阵营以后,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大同小异,我国客观上必须完成一个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而转入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第二重因素,是出现中美关系交恶新局面,本来要追求的“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完成L型转换、对接一个时间段尽可能长的中高速平台,没有得到如愿实现,因为2018年以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外交战、金融战,乃至可能有热战风险这样的不利情况,使曾于2015年下半年后出现的6.7-6.9%速度区间长达12个季度的平台运行状态向下击穿底线,进入2019年只有6.1%的增速,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是降到6.0%的关口了。之后第三重因素又加上,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再往后,又有2021年下半年明显表现出的“三重压力”叠加,其成因既有客观方面的世界百年未有变局的外部冲击,又有主观方面的两种谬误⸺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乃至新近俄乌冲突的重大影响。2022年两会之后国务院领导所说“超预期”的这种风险因素、不良因素的冲击,更加剧了“三重压力”。2020-2021两年与2019年相比较的复合平均增长率仅为5.2%,2022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又降低为仅有2.5%。在经济形势明显呈严峻特点的当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在短期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稳住经济大盘,而从短期衔接中长期来看,必须贯彻十四五及2035远景目标规划,经过努力使国民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指导思想落到中央的表述上,于推进现代化中实现“新的两步走”,必须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针和主线,实现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运行概况。
    舆论场上已有论者尖锐地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是否会脱离正常轨道而不再是今年世界上经济增长表现的优异者?我的看法是确实有此种危险。现在按一般预计,2022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长约在3.3%左右,是2020年大疫之年后又一个低速增长年度,而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比,增速明显是几十年未见地接近了,加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较大幅度走低贬值,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经济总量绝对额的差距,今年将不是缩小,而且还会是扩大,我国在年度世界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会是几十年来最低的。这与“三重压力”问题有直接的密切关联。
    关于如何应对三重压力而化解其对中国经济的不良影响,需要讨论之处很多。下文主要从我国宏观治理的主观方面如何合理引导预期,和如何正确处理抗疫与稳增长的关系这两个重要现实问题,作思路性的研讨。
    一、如何合理引导预期
    首先是针对“预期转弱”,有必要理论联系实际地认识问题以求解决问题。在当下的经济运行态势上,很明显地印证了经济学在前些年研讨发展过程中间所注重的“预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认知逻辑内含的重要启示,是对于政府方针政策的市场主体预期及其必然随之出现的行为调整和选择,可能影响整个发展态势。如果社会上、企业界形成的发展预期的共识是个不好的前景,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这种市场主体、社会成员预期的引导,当然就非常重要了。“预期”直接关联到“信心”,关联到整个社会现在迫切需要调动的发展潜力的发掘。中国的市场主体是千千万万、现在算总账已达1.5亿以上的企业法人和生产经营者,里面大量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绝大部分属于“民营经济”。没有由预期向好带出的信心,大量市场主体就不可能有长期主义行为,宏观上讲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预期”的关键意义的认识,需要强调:现在最突出的预期不好、信心不足的市场主体,是占有“5、6、7、8、9”以上比重的民营企业。刘鹤同志专门在很有影响的场合给出了56789这个表述,是指我国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政府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科技创新专利,80%以上的就业,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显然,这样的比重已远不止于“半壁江山”的份量了。而且,实际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现在已有越来越多区域的民营企业不止“5、6、7、8、9”了,比如到长三角、珠三角,接触到当地的领导,他们会说我们这里可不是5、6、7、8、9,浙江一个地方的市级领导说,我们这里是“5个9”⸺“99999”,这种情况已很有代表性,经济增长极区域里,基本上是靠民营企业托着它这个发展盘的。如果说新增就业提供我国最基本的社会稳定条件,那么对新增就业现在有详实的数据表明,不是90%以上,是100%以上靠民企。怎么会出现“100%以上”呢?有研究者仔细抠了这几年的统计局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变化等原因,现在实际提供的总计就业数量规模,不是增加,是减少的,亏出的这部分,是依靠民营企业才把它填上去的。所以已是10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的预期和民营企业的信心,首先联系的还是我们大局上应特别看重的第一目标⸺有就业才有收入,才有基本社会稳定,才有调动消费潜力的可能。那么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民营企业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信心不足、预期不好,其实中央早就高度关注了,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号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非常到位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明确要求于五大方面采取措施支持民企发展,金融系统必须有指标来考核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和其他融资支持的增长情况⸺这个指标的提升目标,我注意到那时央行领导也明确宣布过。但毋庸讳言,在近年实际生活中,民营经济群体对“自己人”的感受,由于种种原因还远不到位。现在民营企业更多地看的,就是他们实际上悟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宣传上说的东西。中央所说的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已推出的真正有振作人心作用的实例,还为数相当有限。
    关于与预期转弱相关的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还特别不可忽视中财办韩文秀副主任解读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言简意赅指出的政策调控中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数字平台头部企业纠偏整改、房地产业界的防范风险、教培行业的纠正乱象、确立“双碳”持久战长远目标而贯彻必要措施、注重推进共同富裕、积极防疫抗疫……这些方向都对,都具有合理性,但各个部门、所有公权环节一起同方向发力,都是只讲从严从紧,伴之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政手段加码的“火线立功”动机等,合成的却是“宏观上明显的负效应”,其中又夹杂着部门、地方“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某些环节上“碳冲锋、拉闸限电”等明显违背政策理性与运行调控常识的不良状况。这两种谬误对于民营经济的不良影响最烈,涉及的其实已是14亿国人中城镇常住人口的大多数(也会波及农民工在乡村的家庭成员)和市场主体中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早就在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56789及以上”群体的“人心所向”、他们感受和预期的向好转强,是我们认识和顺应当下“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化解三重压力、使经济运行恢复合理区间应作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亟须深刻领会、全力贯彻在“稳经济大盘”应急局面中,2022年4月初由中办、国办联合发文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指导文件精神,在打造有效地保护产权、推进公平竞争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双重谬误纠偏,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改进宏观治理,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使预期向好。这关联国运,关联全局。中国经济社会还有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即可观的“成长性”,我们认识和倚重的这个成长性,其本身是客观的,而避免低级错误、底层逻辑的错误,则在于我们事在人为的主观掌握⸺领导人早就强调过,我们可能会出现错误,但绝对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战略性错误。
    二、如何实现抗疫和保增长之间的平衡
    第二个问题:怎样才能实现抗疫和保增长之间的平衡?我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在“动态清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成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简单照抄别国“群体免疫”的作业,但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考虑清零路线上的政策与措施的优化。应注意孙春兰副总理的指导性要求,是强调了“精准”,从原理上说这完全正确。讲精准,就是要讲科学,科学所提供的基本信息已可认定,奥密克戎毒株传染性明显增加,而杀伤力明显降低,重症和死亡的比率都已经相当低,那么“精准”的要求,就应当落到动态优化抗疫和保增长之间权衡时的“适度宽松”上,符合科学精神地及时调整指导工作的要领和工作中的执行量度:如原来的“14+7”隔离和观察要求,已在国家卫健委不断更新的版本指导下放宽为“7+3”,因为按照传染期和加保险系数实事求是地考虑,这就够用了。现在仍普遍存在的具体场景中的层层加码走极端状况,带来的次生灾害不可忽视,有的极端案例还震动了全社会。究其原因,固然有一线具体执规人员素质低下、人性弱点决定而易表现出的耍威风、方式简单粗暴等,更需指出的是这些人的“头儿”⸺体制内下命令的官员群体“保乌纱帽”的寒蝉效应⸺较早时就有北京出了农贸市场疫情而对区领导撤职的例子(并未得知该领导有任何瞒报或拖延问题),其他地方也纷纷有仿效,于是大量地方政府辖区内便都是宁左勿右,层层加码,动辄“静默封城”、拉铁丝网、全员核酸、远程转运隔离……名曰“人民第一”,实为“保乌纱帽第一”,只求千万别在新冠病例指标上出问题,却完全不顾及次生灾害损失上出问题,而且这也混杂了核酸检测、应急物供等幕后发生的利益勾连“不正之风”、腐败行径,更不利于政府体现和维护自己的公信力。
    专家群体讨论中已有不少人特别强调了这种问题对于稳增长、使经济运行恢复合理区间的严重拖累。笔者新近又有自己的切身感受:完成出差任务从西安咸阳机场乘机返京后,我居住所在的社区通知我必须作七天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我查得乘机那天陕西只是发生了一个病例,我忍不住问:按你们这样办,进出咸阳机场的人成千上万,全国得封禁多少家庭影响多少人的工作?这符合中央指导方针和政策精神吗?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以小见大,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在世界抗疫局面总体变化而中国又必须对接“双循环”、追求经济回到合理区间的背景下,我们会不会愈加被动?显然必须做出依据科学精准原则、依托合理制度机制的抗疫工作优化努力。
    本文首发于《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