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六、“佛头银”等的背后文化意涵
曾做过举人、省级官员的幕僚和知县的包世臣于1837年说：“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页a。]从近年来清代台湾民间买卖契约的大量汇编中可以看出，包世臣所说的银，如果是银圆而且是以“银”称呼的话，还主要以“佛头银”“佛面银”“佛银”称呼，参见图3。
台湾民间所用银圆，康熙、雍正年间偶而也有“佛头银”或“佛银”的称呼，显然是指从荷兰等欧洲国家流入的铸有头像的银币，但数量极少，且与1772年至1822年间墨西哥所铸的西班牙银圆不同。[郑永昌：《清代前期台湾货币流通的发展与演变（1684─1800）》，《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19卷第1期（2001年）。]1775年以后，银圆的这种称呼显著增加。
在今天台湾屏东的潮州镇与崁顶乡，留下清嘉庆年间由福建永春迁到该地平埔族力力社居住的陈家，之后产生的土地买卖与金钱借贷等古文书契全部共有388则。其中契文内有“佛银”者195则，有“佛面银”者22则，有“佛面番头银”者1则，有“剑银”者5则，有“花边银”者2则，有“双柱银”者2则，有“清水银”（非“烂版银”）者1则，有“洋银”者7则。在这些有“银”称呼的外国银币中，“佛银”占82.97%，“佛面银”占9.36%，“佛面番头银”占0.42%，三者共占92.75%。出现“佛银”“佛头银”“佛面番头银”的契文占所有契文的比例为56.17%，参见表2。其中按朝代的顺序来看，乾隆朝3则，皆为“佛银”；嘉庆朝36则，当中“佛银”31则，“佛面银”4则，“佛面番头银”1则；道光朝78则，当中“佛银”67则，“佛面银”11则；咸丰朝8则，当中“佛银”6则，“佛面银”2则；同治朝20则，皆为“佛银”；光绪朝18则，皆为“佛银”；明治年间1则，为“佛银”，参见表3。
除力力社文书之外，如与已出版的其他台湾南北6个地方古书契做类似统计后加总，得到表4和表5。由表4可知，道光年间使用“佛银”（包括“佛头银”“佛面银”等）从事经济交易者最多，其次为光绪年间，再次为同治年间，第4位为嘉庆年间，第5位为咸丰年间，第6位为乾隆年间，第7位为明治年间。由表5可知，使用“佛银”交易书契约占使用有“银”称呼的外国银币交易书契的97%（96.90%），约占书契总数的44%（43.99%）。由此可更仔细地看到“佛银”等称呼在经济交易相关文书中的运用情形。
以“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佛番银”“佛面番头银”称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圆，把西班牙国王头像称为“佛头”或“佛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何深刻意涵？一般百姓如何建构他们视觉世界中 “佛”“佛头”“佛面” 的意象？
先说明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佛像雕塑的起源。根据李玉珉的研究，早期印度艺术是“无偶像”的，所以在早期的佛教艺术里，常以佛足、佛座、菩提树、法轮、佛塔等象征物来代表佛陀。纪元前后，印度艺术开始进入偶像时代。因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后早逝，由留下来的部将所建立的王朝影响当时的印度，加上印度本土文化的自生发展，于是出现许多佛陀、菩萨、观音的雕刻。其后佛像雕塑种类增多，组合也越来越复杂。[李玉珉：《神佛的世界》，收入冯明珠主编：《佛陀形影》，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版，第7─8页。]
中国宗教雕塑的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即有宗教雕塑的制作。纪元前后，大约在中国进入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艺术随之由3条路线传入：（1）由东印度经海路传到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2）由印度东北，经缅甸至云南，北入巴蜀、汉中地区；（3）自印度中部、西北部，经中亚丝路，东入黄河流域及中原地区。[李玉珉：《北魏的造像》，收入冯明珠主编：《佛陀形影》，第177页。]然而佛教在汉代仍属于萌芽阶段，宗教雕塑处于中国雕塑的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势力的蓬勃发展，宗教活动频繁，佛寺林立，佛教雕塑数量激增，成为中国雕塑的主流。两晋南北朝的石窟雕塑以及金铜造像皆为其例。其造像各地风格面貌不一，各成体系，或作汉式佛像，或西域色彩浓郁。[李玉珉：《中国宗教雕塑概论》，收入冯明珠主编：《佛陀形影》，第157─158、159、175页。]根据刘淑芬的研究，除重要庙宇之外，在山西、山东一带的北朝时期已有村庙建造佛像。[刘淑芬：《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506─522页。] 2015年11月19日笔者参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其中有合家供奉的北齐与隋朝的佛像。北齐佛像下刻“左平六年四月廿五日佛弟子贾腞敬作石一欧。今得成龛合家供养佛□”。隋朝佛像下刻“大业四年六月廿三日弟子马郭奴为七世父母是马文通回□眷属□□阿弥陀佛□区所生”。往后的朝代里，一些信徒家中也供奉佛像，例如在明代居士家里的佛室中，有释迦、文殊、普贤或观音等造像。[［明］文震亨著，海军、田君注释：《长物志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428页。]根据Stanley Kenji Abe的研究，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古董市场上，出现很多用青铜、玉或石刻的小佛像。相对日本有较多大型佛像流入西方博物馆，1845年以后流入西方博物馆的中国佛像大多为小佛像。[2013年5月14日Stanley Kenji Abe于台湾师大美术系演讲：“Moving Buddha: Chinese Sculpture and Global Modernity.”]小佛像的流播也使佛的视觉意象更能普及民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