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何历久不衰？（下）

但过于急迫的心情和发达国家不适当的导向作用，使工业化的进程被扭曲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比如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农轻重、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最后导致了严重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与没有正确认识工业化的涵义、内容、阶段和速度等问题分不开的。可见，工业化的种种问题，正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而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了上述问题，并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可惜没有在我国工业化推进初期得到及时的传播。
    说它切中了经济发展理论的要害，是指我们可以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逻辑主线，来统率发展经济学。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尚未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尚处于摸索过程之中。中外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或以经济发展的要素为取向，或以问题为取向，或以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战略为取向，或兼而有之，大大降低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我们认为，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逻辑主线，可能是重整发展经济学的好途径，理由如下：
    第一，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科技水平及非农人口的比重（或城市化的水平）等指标。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工业化。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过程中，由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加速增长。科技的迅猛发展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伴生物，传统农业文明是难以使科技突飞猛进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是工业化的结果。可见，抓住工业化，就如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可以依此发现农业国（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国（发达国家）转变的一系列特征和奥秘。
    第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据我们对张先生最新的工业化定义的理解，“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这一表述，可以涵括生产技术的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新行业的不断创立、专业化或经济结构的变化、生产组织的不断演进等内容。如果加上其延伸涵义——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或社会制度、生活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变化，则这一定义还可以反映发展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思路的基本思想。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相当篇幅的资本形成、人力资源、技术革新、自然资源等内容，都可以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统率下得以说明。二元经济模式、传统农业改造战略、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优先次序选择理论等，都可以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统率下得以安排。至于以问题为取向的教科书，实际上是难以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讨论的。因为现实问题多得不可胜数，作为一门学科，其关键是要把握研究对象带规律性的东西。关于国际方面，则可以在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范畴中予以讨论。
    科学的方法论——理论、历史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张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成功地运用了理论、历史与经验相结合这一复杂的研究方法，这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又一重要原因。
    理论与历史（或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替规律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可以说是其唯物史观的血脉神经。理论、历史与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熊彼特首先成功地加以运用，其名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的标题就显示了研究的方法。曾就教于熊彼特并对其人其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张先生发展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导论”的开头，就表明“本书是理论的探讨，同时也是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它。
    为什么张先生要用“经验”替代熊彼特的“统计”？彭明朗教授经过研究指出其主要理由在于：“我认为张先生用‘经验’去替代‘统计’或‘数学’的更重要的缘由，就在于对数学、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等学科在经济上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其局限性的看法，特别是不能以上述各学科去替代经济学。”（彭明朗：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读张培刚教授新著《发展经济学通论》，打印稿）我们在此补充一点理由：统计是一种量度分析方法，而经验则除统计内容之外，还包括质的内容。因而经验研究方法更能体现社会科学的特点。因为现实中有许多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是无法进行统计研究的，尤其对经济运行不规范、经济体制不合理及统计资料缺乏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为什么三者要相结合？其实理由很简单：互相取长补短。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无法取代的优点和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正如彭教授所说：“三者之中各有其侧重点和独自的功能，重要的是三者的结合。如果彼此孤立起来，则理论会变成空洞的理论，形成教条主义，根本上无指导实践的作用。同样，如果经验没有上升为理论，则会形成为经验主义，将会以偏概全，一叶遮目。同理，历史如果不是有理论总结的历史，就会形成片面的历史主义，或者是厚古薄今，或者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在研究工业化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反映经济演变过程的课题时，只有采取将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成果。张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以中国的工业化为出发点和中心目标、以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为经，以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分析方法为主的理论分析为纬，以大量的统计资料和现实经验为佐证，成功地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构筑起农业国工业化这一经典理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能将理论、历史与经验三大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品委实不多，大多是或者进行纯理论推演，或者罗列历史材料，或者进行现象描述，或者设计数学模型。当然，许多作品以其中一种为主，兼及其他，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则一方面需要广博的历史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需要有很高的研究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学贯中西且理论研究热情很高者很难为。因此，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济学作品中，能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历史的检验，至今仍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农业与工业化》当属其中为数不多者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先生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继续探索及新发展经济学的创建中，特别强调三大方法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并将历史研究起点推至传统社会，其意义不可低估。我们知道，尽管发展中国家生存于现代世界，其国内也存在现代城市元，但它们的主体——传统农村元还未得到彻底的改造，尚存在传统农业文明的种种特征。这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国情。只有从这一国情发出，找出落后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真正尽快摆脱贫困和落后。而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内历史对现实的沉淀，而且要研究发达国家过去的那一段时期与目前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及经济社会结构相当的时期的历史，总结其如何从传统农业文明中突破而出并不断孕育和壮大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片面将注意点放在产业革命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而忽视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从总量和现代元的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仅相差几十年，但从经济社会结构和传统农村元的水平来看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产业革命前的水平的事实，以致于片面地只借鉴发达国家的当代经验，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结构失衡的错误。比如对日本，我们往往过分关注其战后经济起飞奥秘的探究，企图直接借鉴其战后经济起飞的经验。殊不知日本战后起飞有自“明治维新”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尽管日本在“二战”中受到严重的损害，其恢复和重新振兴则比较迅速。如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会发现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特征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有一些相似性。因此我们应重点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孕育阶段的历史。如果我们盲目地借鉴其二战后的经验，反而会对我国的发展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加剧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的借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研究发达国家当代的情况，因为我国毕竟处于当代世界中，而且必须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张先生倡导的理论、历史和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大力借鉴。张先生开创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需要我们后辈学者根据新的情况，沿着张先生已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