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内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分别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
从技术溢出效应来看,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以上水平上t统计量显著,说明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起到了正向影响。水平方向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FDI对同行业的内资企业生产率起到了负向影响。
从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来看,前、后向关联的系数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则为负或不显著,这意味着FDI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产生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因为当内资企业作为供应商与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关联时,外商投资企业为降低成本或者获得所需要的投入品,会对内资企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同时也要求供应商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当地供应商为保持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供应商的地位,会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来适应外商投资企业的要求,从而扩张了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资企业通过采购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在购买产品的同时可能会获得相应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对企业技术提高很有帮助,会带动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水平方向的系数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同行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一般会处于优势地位,内资企业迫于市场的竞争压力,会努力通过模仿、学习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等,以获得技术进步。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市场份额的扩大,产生显著的“挤压效应”,使当地竞争者的市场份额缩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生产水平,从而成本上升,效率下降,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
从控制变量来看,研发投入对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姚洋和章奇认为,在中国,绝大多数R&D支出是由政府所创办的公共研究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可能过于强调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对技术的商业市场价值反而不予重视,导致研发支出脱离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也会使新技术的运用相对滞后。其次,由于在一定时间内可用于R&D支出的总额有限,公共研究机构所占用的R&D资源越多,企业所能进行的R&D支出也就越少,导致与大量中小企业密切联系的研发总量偏少。这些现实因素都可能导致R&D支出对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三)国有内资企业的实证结果
与内资企业的回归结果相反,国有内资企业后向关联在技术溢出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FDI通过后向关联对国有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起到了负向影响,从其传导机制可以发现,FDI通过后向关联对国有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目前国有内资企业大部分分布在垄断行业或受保护行业中,相对下游的客户(包括外资客户)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国有内资企业很少像非国有企业那样,为保持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供应商的地位,主动积极改善企业技术效率。
国有内资企业水平方向在技术溢出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FDI对同行业的国有内资企业并没有显著的“挤压效应”,反而对其生产率的提高有正向影响,从其传导机制可以发现,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国有内资企业的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国有内资企业大部分分布在垄断行业或受保护的行业中,相对非国有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使FDI技术溢出效应及传导机制和内资企业相比有很大不同。
(四)FDI市场导向特征与技术溢出分析
在以上分析中,本文考察了FDI对内资企业、国有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但这只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平均指标,并不能反映行业之间的异质性,即行业特征。因此要对广东工业分组,考察FDI技术溢出及其传导机制在不同类型行业的差异。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选取FDI出口依存度这一常用指标对工业行业进行分组,按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依存度大小(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销售额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大于50%的部门定义为出口导向型FDI,小于50%的部门定义为国内市场导向型FDI)进行分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组回归结果差别很大:
前、后向关联在出口导向型FDI组的技术溢出中的系数都不显著,在国内市场导向型FDI组则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导向型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国内市场导向型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内资企业生产率起到正向影响,但具体传导途径不明确。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在全球范围销售,有很高的产品质量要求,但由于新技术以及原理性知识很难在短时间内传递给当地供应商,所以会在全球范围择优选择中间投入品,与当地供应商的联系不会非常紧密,所以FDI对当地供应商的后向关联效应不显著。FDI对当地客户的前向关联效应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当地的加工贸易产业链条短,“体外循环”和“飞地效应”现象突出,因而在技术转移方面无多人建树,技术溢出不明显。
水平方向在出口导向型FDI组的技术溢出中的系数不显著,在国内市场导向型FDI组则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导向型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都没有显著影响,国内市场导向型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起到正向影响。由于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外市场,与当地企业没有在同一市场上发生激烈竞争,“挤压效应”不明显,同行业中的当地企业也缺乏动力去主动学习外商投资企业,所以出口导向型FDI通过水平方向没有对当地企业造成明显影响。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广东工业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并且利用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溢出对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即通过向当地供应商采购中间品和原材料,产生了技术溢出,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FDI,其作用对象也只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前向关联,即通过为当地客户提供中间投入品,对客户生产率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但也仪限于国内市场导向FDI,也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提高;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水平方向对同行业的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对其生产率有负向影响,但对同行业的国有内资企业的“挤压效应”并不明显。
2.与非国有内资企业相比,FDI和国有内资企业的后向关联并不紧密,没有通过后向关联对国有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因为国有内资企业大部分分布在垄断行业或受保护的行业中,相对非国有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FDI进入没有大幅缩减国有内资企业的市场分额,“挤压效应”不明显。
3.基于FDI出口依存度大小分组的检验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行业异质性。当FDI的市场导向为国内市场导向时,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关联程度较高,表现为FDI在前、后向关联和水平方向都存在着技术溢出。相比较,当FDI的市场导向为出口导向时,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关系松散,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
4.有别于以往的同类研究,本文引入了研发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这一变量并没有明显地促进当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这说明在工业行业中的R&D投入还存在一些不足,通过R&D投入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取得的成效还仅是一个开始。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广东乃至全国未来的引资政策应以促进产业关联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加深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与本土企业的关联,特别是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联系,以及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本土企业与出口市场导向型FDI建立联系。鼓励内资企业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积极完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等,实现技术效率的改进。相关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法鼓励企业进行R&D投入,让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此外,对国有内资企业,要促使其加强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前后向关联,同时鼓励其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综上所述,只有真正地利用好外资,方能实现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从而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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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晓珊,广东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创业与创新;张耀辉,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研究;梁煜超,中国人民银行江门中心支行科员,经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