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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下)

http://www.newdu.com 2018/3/7 《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7期 黄群慧 参加讨论

    4.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之大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工业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在一个时点上,中国会有分别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省级区域共同存在,考虑到一般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会达到百年,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大会相差百年。虽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处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地区数量不断增加,但这种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如表4所示,1995年,30个省市区中,2个处于前工业化阶段,25处于工业化初期,1个处于工业化中期,2个处于工业化后期。到2010年,各省份的工业化分布阶段上移,31个省市区中,3个处于工业化初期,16个处于工业化中期,10个处于工业化后期,2个处于后工业化阶段。 
    一个国家的各个区域工业化水平差距巨大并保持多年,这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进入“十一五”后,东、中、西部经济的增长速度发生了反转,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东部地区。2005年,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3.41%、12.48%和13.10%,2010年三者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2.51%、13.79%、14.22%。反映到图2上,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就开始下降,尤其是2006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到2010年下降到66.47%,相比2006年下降5.43个百分点;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16.97%、11.13%提高到2010年的20.52%和13.01%,提高3.55个百分点和1.88个百分点。但是,即使差距有所缩小,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仍是中西部之和的一倍,东部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中西部。 
    四、中国工业化的前景思考 
    经历辉煌历程的中国工业化是否一定有光明的前景呢?我们根据“十五”时期工业化速度曾推测,如果我国能够保持“十五”时期工业化速度,到2020年前后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考虑到工业化进程逐步放缓的趋势,如果大体能够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速度不低于2010年的80%),预计我国工业化实现的时间将会在2025年至2030年。到时候,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近百年来众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的梦想得以成真。但是,这个预测是有许多前提的,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工业化史表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虽然按照“收敛假说”,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实现“赶超”,但现实中一个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即使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二次大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经济体,除了极小的3个国家外,其他国家无不例外都遭遇到经济危机,而只有日本和“四小龙”成功跨越了危机。在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出现曲折吗?在未来的10到20年,我们能够一帆风顺地走过工业化后期阶段、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吗? 
    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大方面“变量”:一是在发展环境方面,是否会出现足以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别重大的政治、经济、技术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外生变量”,包括大规模军事对抗、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短期内难以应对的重大经济危机、重大的技术革命等等;二是在经济发展本身方面,是否会出现中国工业化进程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内生变量”。当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社会或者“未富先老”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区域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矛盾,直接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否会出现曲折,决定我国能否在未来10到20年顺利实现工业化。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大性和艰巨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中国工业化成就已经十分巨大,已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我们还在“过大关”,如果此关不过,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不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排除出现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等“外生变量”的可能,在“内外夹击”下有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又正式提出“再工业化”,并希望籍此带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泥沼,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又一次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浪潮,这个重大的“外生变量”对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前景具有重大影响,值得深入分析。 
    “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得益于人们对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来自哈佛大学和MIT的两位教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60多年间,由工业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制造业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这种从能力视角观察制造业经济功能的发现意味着,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Hausmann & Hidalgo,2011)[6]。因此,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种制造业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使得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虽然这两种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金融危机后,随着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趋势。 
    制造业信息化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就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为了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制定了相关制造业振兴规划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制造业行动计划》提出,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实现下一代生产率;加快部署新的制造工具和技术的创新和实施,应用计算机建模和模拟技术促进美国高效能运算能力达到超大规模级,促进建模和模拟技术的工业应用,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并促进这些学科与工厂的结合。而欧洲的《未来工厂计划》则提出,要加大对现代制造技术的研发投资和政府企业间合作,加快发展可持续的绿色制造、ICT智能制造、高效能制造和基于新材料的制造。这种背景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突出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可能会形成以下冲击和挑战。(1)进一步弱化我国的要素成本优势,我国必须推进低成本工业化战略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根据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劳动成本,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到2015年左右,将达到60%左右。未来5-10年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将快速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DP的9%,而中国占到18%。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比较成本劣势会逐渐减弱。(2)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制造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7]。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7]。(3)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的机制,虽然一般可以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提高劳动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更根本、更有效、对要素市场扭曲最小的方式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一般劳动者素质不能够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会造成职工的失业或者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环节中,劳动者收入改善的相对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这意味着“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加大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难度,但也使我们认识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倒逼我们必须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表现为产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工业设计、会计、法律、金融等服务性要素的投入不断增加和内部服务职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围绕实物产品的附加服务,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当我国正热衷于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向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化之时,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正不断推进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涌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下,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国的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基于上述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进程是一个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过渡到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进一步到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实现国家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例一般可以达到70%到80%。为了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推动形成一种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是我国工业化的基本战略。可以说,十余年来,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战略和政策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依循这一思路设计并推进的。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战略受到挑战,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要求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从单纯提升服务业比例向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转变。过去有关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政策辩论,常常围绕“工业比重是否太高、服务业比重是否太低”展开。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指出了这种非此即彼式思路的狭隘性,而且现实地指出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换的核心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单纯从统计意义上的产业比重的角度来判断产业结构合理性是不合适的。我国未来的工业化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 
    总之,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前景是光明的,但是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种“内外变量”的影响。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加大了我国顺利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难度,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国现有的工业化战略,以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服务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 
    五、结语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工业化就是经济现代化,如果不是一些无法抗拒的巨大突变因素影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放弃实现工业化的梦想。沿着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将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到后期阶段,这是人类发展史的一项伟大成就。虽然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可能面临着更加艰难的问题和挑战,但实现工业化是中国不懈的奋斗目标。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中国既要坚定信心、保持自信,又要保持危机感和紧迫感,始终对中国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实施科学的工业化战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必将实现。 
    注释: 
    ①一些中东国家,仅仅依靠石油出口而使得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里没有将其列为工业化国家。 
    参考文献: 
    [1]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2]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 
    [3]陈佳贵,黄群慧,吕铁,李晓华,等.中国工业化进程(1995~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张晓晶.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中国未来增长前景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12,(4). 
    [5]林毅夫.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J].中国流通经济,2012,(6). 
    [6]Hausmann, R. & Hidalgo, C.A. et al. .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http://www.cid.harvard.edu/documents/complexityatlas.pdf, 2011. 
    [7]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3,(1).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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