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原标题《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多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在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下，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实体经济财富和生产供给能力。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大而不强”问题突出，虽然具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供给数量，但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的需要，实体经济结构供需失衡。尤其是，在经济增速趋缓的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不仅仅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自省发展问题，而是中国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推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要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化解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实现实体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根本路径，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
    一、关于实体经济的基本认识与分类框架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全面正确理解实体经济，必须从更为具体的产业层面来界定和划分实体经济的层次。借鉴货币层次的分类形式，本文提出了实体经济的三层次分类框架。第一层次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可以用R0表示，这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次实体经济包括R0、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其他工业，可以用R1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包括R1、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可以用R2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整体，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R2和金融业、房地产业就构成了国民经济整体，也就是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整个国民经济。
    R0内部结构是指制造业内部各行业关系，R0外部结构是指R0和农业、建筑业及其他工业行业关系，主要是工业产业结构关系。R0内外结构动态变化表明了制造业和工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构调整问题，从供需角度也反映了制造业、工业的供给体系质量和供需结构变化问题。在R0层面，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增加，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不断转型、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升，最终表现为制造复杂产品的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随着工业化阶段推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向资金密集型产业主导进而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的变化，也正表明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也意味着对于不同国家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产业结构水平不同，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也就不同，但本质都是要不断提升制造复杂产品的能力。
    R1内部结构就是上述R0层面的外部结构，主要是工业产业结构（含工业与农业、建筑业的结构），其关键问题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级化的问题；R1外部结构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问题。R1外部结构需要关注的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R1 外部结构呈现出R1占比逐步减小、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的演进过程，这一般被认为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趋势，也被认为是经济服务化趋势。这种R1占比下降的实体经济结构演进规律，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不可逆的过程。但是，基于Baumol（1967）的“非平衡增长模型”，这个过程中，由于实体经济R1的生产率高于服务业部门，随着实体经济R1占比下降、服务业部门占比上升，会出现整体经济减速，即所谓的结构性减速，存在“效率—结构—速度”传导机制，而且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传导因素是，因服务业效率提升相对缓慢而产生服务业价格不断上涨的“成本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R1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并不意味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一是由于实体经济生产的“迂回生产”的特性，本属于实体经济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出大都被统计为服务业了。二是从最终消费角度划分，服务消费和实体性产品消费是“50%-50%”结构，也就是R1和服务经济各占50%的比例（詹森，2013）。Baumol（2001）也认为，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的真实产值和所占比重并没有上涨或下降，长期而言服务业的需求与工业需求同步，其需求价格弹性几乎为零，不会随价格变化而变化。三是以制造业为核心、工农建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环节，实体经济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短期经济增长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
    R2内部结构也就是上述R1外部结构，主要涉及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问题；外部结构也就是整体国民经济的结构，整体国民经济结构表现为R2和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关系，也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虽然都认可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意义，但问题是为什么实体经济常常会偏离虚拟经济，并逐渐产生金融泡沫，且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一种基本的解释是，如果将经济活动分为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信息流的帮助下，资金流可以脱离物流并快于物流单独流动，也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交易成本、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促进整体经济增长。虚拟经济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快速流动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必然滞后于虚拟经济，从而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成为常态。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又加快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流动性，促进了这种脱离的程度。从投资的角度看，支持虚拟经济的金融资本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实业资本从短期看是可以分离的，金融资本会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循环，如果金融资本独立循环获得的投资回报高于投入实体经济的实业资本的回报，将会有更多的实体资本被“挤出”从而转向金融资本，这种“挤出效应”会随着金融投资回报率的增加而增强，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储蓄—投资”转化、平衡机制内涵将发生变化（陈雨露和马勇，2012），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逐步受到挑战。只要实业资本回报率低于金融资本回报率，从理论上讲，不仅新增投资都逐步转向金融资本，而且原有实业资本也会设法逐步退出并转向金融资本，在资本资源既定的前提下，这意味着金融部门的膨胀和超速扩张将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加速衰减为代价。实体经济的萎缩又会进一步拉大实体经济回报和虚拟经济回报的差距，金融部门和金融交易就越发通过所谓的金融创新来脱离真实的经济条件，虚拟经济泡沫也就越来越大，金融部门就会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经济。一旦预期到现实经济条件和实体经济长期回报根本无法支撑金融资本过度膨胀，金融危机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度脱离进行破坏性的纠正，说明经济发展本质上还是由实体经济是否发展决定的。因此，需要把握的是，一方面要认识到并允许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这种常态，但另一方面要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黄群慧，2016）。在“虚实脱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导向，而政策的关键是如何根据经济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及经济运行状况决定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动态调控虚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促进金融创新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进入21世纪初，中国就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以后，中国就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
    第一，从R0层面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实体经济第一大国，党的“十八大”以后积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努力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从大向强的转变。
    第二，从R1层面看，中国实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工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能源发展呈现新格局，农业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巩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显著提高。
    第三，从R2层面看，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构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大幅提升。
    三、中国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升。基于上述实体经济三层次分类框架，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R0内部结构——制造业行业关系、R1外部结构——工业和服务业关系、R2外部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等三方面。
    1. R0结构问题：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是当前R0层次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R0供给结构的突出矛盾，主要体现为中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具体可以从R0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三个方面分析。
    一是从R0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
    二是从R0产业组织结构看，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制造企业还很少。
    三是从R0产品结构看，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
    上述R0结构性供需失衡正是说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和体系的质量亟待提升。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R0供给质量、努力实现R0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也就成为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
    必须高度重视R0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旦国内R0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变化，必然会有大量的消费力量转移到国外，会进一步影响国内R0发展、加剧R0供求结构失衡，必然会引致R0回报率下降。实体企业面对国内投入回报降低以及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日益提高的国内运营成本，就会有一些企业逐步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加大。对于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之所以容易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存在上述由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失衡引起的效率损失，这可以认为是从工业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到城市化进程主导经济增长转换过程的“效率鸿沟”。“效率鸿沟”的存在，加大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而要跨越这个“效率鸿沟”、避免经济危机，并非易事。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后发国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实体经济结构失衡、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化解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重大意义。
    2. R1结构问题：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结构失衡
    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是产业结构的关键问题，一直也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关于中国服务业占比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失衡”观点：一种观点以标准经济结构理论为基础，认为现有中国服务业占比远低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占比水平（江静，2017），存在服务业占比过低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过于依赖出口导向而导致内外经济失衡（杨恩艳和马光荣，2016）。应该说，近年来这种“中国服务业比例低的结构失衡观”占据主流地位，从而产生了所谓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产业政策，目标是努力提高服务业占比，改善结构失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相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占比不是太低，而是服务业提升太快，存在着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伴随着制造业比例的过快下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的结构失衡观”的基本政策含义是，中国在未发展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之前，不宜简单追求提高服务业比例（郭凯明等，2017）。
    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分析，本文更认同“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的结构失衡观”：（1）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2）虽然存在“随着工业化水平提升，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的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但对于一国而言，一定GDP水平下服务业占比多少为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谓“产业结构标准型式”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在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统计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占比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经济发展状况。而且，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服务业占比提升实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人为通过产业政策的干预来提高服务业比例，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强产业政策驱动下中国服务业占比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速反而明显下降。（3）对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不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相对于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具有两方面缺陷（华民，2017）：一是服务业资本深化程度不够，占比过快增长会使全社会人均资本降低，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近些年，服务业占比提升而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减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二是服务业发展由于知识专用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占比过快增长不利于经济的包容可持续增长。因此，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并非“善事”。（4）中国服务业占比迅速上升是与R1层次实体经济占比快速下降“同生”的，“制造业空心化”风险显著加大。虽然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可以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经济服务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级化的进程在加快，但这种过快上升还反映了服务业对实体经济升级支撑不够的问题。（5）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宋健和郑江淮，2017），服务业占比过快提高与其低效率不相匹配，产业结构呈现“逆库兹涅兹化”趋势。由于中国服务业高端化不够，服务业效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效率。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
    3. R2结构问题：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
    一方面，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益降低，其中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R1下降最快；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提升， 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占比都达到8.4%，这个比例不仅超过了中国2001—200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平均值4.0个百分点，而且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上这个比例的两个高点，即2001年的7.7%和2006年的7.6%，这两个高点对应的是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对近些年实体经济增长情况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增长结构出现重大失衡，虚拟经济增长过快，而实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支持上述判断的另外的指标是M2 与GDP的比例，2011—2015年该比例逐年增加，从1.74增长到2.02，远超美国的0.69，也高于日本的1.74（何德旭和王朝阳，2017）；2016年这个比例继续上升到2.08，总额已经达到155万亿元。虽然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但实体经济仍感到融资难，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发行，实体经济增速仍在不断下降，表明资金“脱实向虚”问题严重。
    虽然近年来政策层面不断强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但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金融高速增长、实体经济趋缓的“实虚失衡”呢？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下面分别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条运行线路勾画出经济“脱实向虚”的基本逻辑，梳理三层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的关系。
    首先看实体经济演进逻辑线路。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的经济增长新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时期，其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深化互动发展的结果。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升的经济变量驱动下，城市化进程推进消费实现快速转型升级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但由于体制机制、产业政策和人力资本等原因，服务业快速发展没有支撑起工业创新能力的相应提升，存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R1的结构失衡，造成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供给体系不能迅速升级，制造业供给质量不能满足升级后的消费需求，原有供求动态平衡被打破和新的供求平衡短期无法形成，制造业出现结构性供需失衡——实体经济R0的结构失衡，这种失衡会使得实体经济部门投资回报大幅降低，实体经济增速开始下降。国内供需关系无法有效实现，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消费需求转向海外、国内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加速，同时国内实体经济经营环境不能相应改善，这一切又加剧了实体经济部门收益和投资的下降，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受到压抑。
    接下来看虚拟经济演进逻辑线路。工业化后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面临下行的巨大压力，在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思想指导下，通过货币宽松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宽松遇到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金融系统试图通过影子银行、延长信用链等金融创新手段寻求快速的高回报。与实体经济部门面临日益强化的约束相比，金融部门通过金融创新创造的货币供给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穆迪估算，中国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达65万亿元人民币，比5年前增加了近2倍（张军，2017）。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这将促使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加剧证券市场投机和房地产市场金融化，资金在虚拟经济体系内部不断自我循环扩张，金融衍生和信用链条不断延伸，这又使得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进一步使实体经济投资回报降低和生存发展环境恶化，而虚拟经济在自我循环中走向泡沫化、表现为高速增长。然而，实体经济增速下降和虚拟经济高增长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实体经济R2结构失衡。
    经济“脱实向虚”或者“实虚失衡”能够机制化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回报率不断下降趋势和虚拟经济依靠资产价格泡沫收益不断上升的极大反差。实际上，与“实虚失衡”关键机制相关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和环境因素，包括实体经济税收负担、复杂的社会交易成本、金融监管机制和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期有效稳定机制缺乏、房地产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等等，都在主观和客观上强化了虚拟和实体经济回报存在极大反差这个“实虚失衡”的关键机制。
    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
    1.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
    2.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任务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
    3.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