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辉
近期,以镨钕氧化物为代表的主要稀土产品价格再现一轮暴涨行情。目前,价格信号正在向下游行业传导,钕铁硼等下游生产企业面临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引发市场预期和交易秩序的混乱。对此乱象,“稀土圈”内特别是下游企业和行业协会或哀叹或怨怼,人们不禁又问:稀土产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过几年就会上演一出“发疯”的剧情?
稀土价格的确是要“疯掉”的节奏 自2016年10月以来,稀土产品开始酝酿新一波涨势。进入2017年,作为稀土永磁材料基础原料的镨钕氧化物价格一路狂飙,从26万/吨快速升至39.8万/吨,涨幅高达53%。仅6月份至今,氧化镨钕价格的涨幅已超过36%。眼下镨钕氧化物报价达到60万元/吨,成交价为50万元/吨左右。到8月份中旬,稀土价格指数一度站上了188.2点的高位,已经明显偏离了市场稳态的价格水平。主要产品价格猛涨使得稀土市场再度呈现2011年二季度发生的价格异常高位震荡的局面,下游生产及应用企业自是苦不堪言。
稀土价格异动及其造成的行业运行秩序混乱,引起了主管部门和行业各界的高度关注。近日,工信部稀土办发出通知,要求六大稀土集团发挥正向引领作用,加强行业自律,顺价销售,尽快稳定稀土市场价格。主管部门出手干预,加之部分企业开始逢高出货,稀土市场短期行情略有回稳,但尚未对价格走向产生逆转作用。
另据调查,价格呈普涨之势下,江西、内蒙古、四川等地稀土企业的开工率却有所下降。其中,四川稀土生产企业的开工率由今年5月的79%降至8月份的40%,产量也从4500吨大幅下滑至2300吨,减产幅度高达48.9%。参考今年的稀土配额指标、稀土现行产量以及当下的库存状况,可以预见,如不放出政策大招,稀土生产难以满足后续收储以及下游行业的刚需,稀土价格今年下半年仍有可能维持在高位震荡。
价格暴涨背后的多只推手 探究此轮稀土价格暴涨的原因,若要从正面解读,是由多方面因素推动的:一是近年来,政府与行业协会联手,不断加大力度,改善稀土产品的定价条件和价格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上下游的价格预期;二是“稀土打黑”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有效地打击了“黑”稀土生产交易,市场上“黑”稀土的供应量相应减少;三是随着环境税征管逐步到位,环保高压对落后的稀土产能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供求走势、政策环境变化以及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发现,
这一波稀土价格上涨行情的推手更为复杂,其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首先,在总量控制的管理方式下,稀土的指令性生产指标调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行业快速发展,带动国内稀土需求转暖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稀土元素内部需求结构的不平衡。由于稀土永磁材料及其下游应用的持续扩张,拉动镨钕、铽镝等稀土产品的国内需求急剧增加,而随着日本等国“去稀土化”力度加大,其稀土用量减少,进口日益多元化,镧铈、钐、钇等高配分稀土产品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过剩。目前,稀土永磁材料消耗的稀土元素占到市场供应总量的六成左右。粗略估算,仅满足国内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对镨钕元素的需求,就需要15-18万吨的稀土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需求要由钕铁硼的低端产能消纳;另一方面,在供给层面,2017年稀土(折合稀土氧化物)年度开采总量指标被限定为10.5万吨,已连续3年未做上调。在总量控制指标与需求发生错配的情况下,稀土供求矛盾有所激化,导致价格上行压力不断凸显。
其次,2017年1月,随着中国五矿完成整合验收,由政府主导的六大稀土集团对稀土行业的资源整合基本落实到位。
虽然整合后的六大集团名义上掌控了全国100%的稀土资源,但这不并意味着稀土资源开发特别是南方离子型稀土的分散化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彻底被终结。实际上,离子型稀土特殊的资源赋存条件以及普遍偏低的资源品位决定了南方矿的开采环节主要由小企业承担,根本不适合大型矿作业。目前,在行业整合过程中挂靠在六大集团下的地方性企业甚至作坊式的小矿小厂仍是离子型稀土开采冶炼的主力军。这些企业为获得生产和出口指标,向六大集团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由游离在体制外继而进入了产业体系内。“稀土案”败诉后,出口环节管制放松,实现了身份转换的中小企业开始放量出口。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稀土出口数量达26219吨,同比增长12.94%,与5年前实施稀土出口配额管理的情况相比,稀土出口量猛增4.34倍。
出口放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内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稀土市场的供求矛盾。 再次,国家稀土收储的时机选择备受质疑。针对稀土价格在较长时期低位徘徊的状况,2016年6月,国家收储启动新一轮招标,采取“少量多次”的方略实施收储,分别于2016年12月以及今年1、3、5月连续4次实施收储。此举对稀土价格预期的影响十分明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将持续低迷三年多的稀土价格拉回合格水平,但同时这种收储节奏放大了上游企业的惜售心理以及市场的投机情绪,收储效果难免背离政策投放的初衷。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此轮稀土价格暴涨,国家收储是因,短期超过是果,因果叠加引发市场行情二次震荡。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稀土虽然具有突出的战略性,就其规模而言,却一直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体量很小的行业,1000亿左右的年产值意味着这一行业很容易被少数企业和少量资本所操控。
当下的价格暴涨不排除是由于部分企业在供求趋紧、国家收储等市场信号下囤货惜售,资本对氧化镨、氧化钕等行业主打产品的短期过度炒作也对稀土价格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大集团赚得盆满缸满? 从资本市场的反应来看,六大集团似乎成为这轮稀土价格拉升的赢家。随着中报陆续披露,六大集团的半年业绩几乎都交出了“闪瞎”的答卷。其中,8月15日发布的五矿稀土(SZ000831)半年报显示,该公司上半年营收2.7亿元,净利润2642万元,同比分别上升232%和173%,一举实现扭亏为营。除了广晟有色,其他主要稀土上市公司的业绩均有不俗表现。北方稀土上半年净利润为3125万元,同比增幅230-260%,其股价在7、8月间在短短一个月内疯涨77.2%;厦门钨业净利润则有望达到4.5亿元,同比大增388.7%。另据东方财富的数据,2017年6月1日-8月7日,稀土概念板块的区间涨幅达到33.95%
然而,资本市场上的风头从来都是“你方唱罢”。虽说“风水”近期转到了稀土板块,但细看其业绩,其实很难算得上真正“出彩”。区区小几千万的净利,且盈利的可持续性依旧脆弱,相对于一些新经济行业热火朝天的发展态势,不过“毛毛雨”,更难与手握地王的房地产吸金大户PK。对于六大集团而言,这样的盈利水平不免“盛名之下”。面对国家赋予其通过资源整合,打造稀土全产业链国际竞争力,主导全球稀土产业的角色担当,已经晒出的业绩单恐怕还不够亮眼,真正实现资源整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稀土产业为什么乱象丛生屡“治”不绝? 应该看到,这一轮稀土价格暴涨的背后无疑有诸多非理性因素推动,其造成的危害不可忽视。从全产业链的角度观察,由于稀土初级产品向终端产品传导的机制同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镨钕产品的高位价格直接影响的是钕铁硼等下游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一旦价格信号进一步传导至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终端产品制造领域,则很有可能重蹈上一轮镝价格暴涨的覆辙。实际上,2011年那一轮镝价格拉升不仅没能使行业上游获得稳定、可持续的高收益,反而加快了国内外的“去稀土化”进程。日本主要下游企业(包括部分国内企业)纷纷加大投入力度,减少产品中镝的用量,消化原材料价格攀升的压力,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近年来,主要进口国企业对稀土替代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正在逐步削弱我国这一独特而重要的资源优势。与镝等中重稀土不同,镨钕等产品对南北稀土分离企业均是生命线,其价格偏离稳态对国内30万吨钕铁硼的产能势必造成严重冲击,而过度炒作对上游企业也无异于自断后路,不利于稀土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2011年以来,国家为保持稀土资源的战略地位、促进稀土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发布了《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12号文)。据此,主管部门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先后出台了完善国家收储、商业储备、指令性计划、行业准入,整顿稀土行业秩序,采用稀土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行资源税从价计征、组建稀土六大集团等措施。这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为保护稀土重要战略资源,规范行业行为,理顺市场秩序,加快资源地生态修复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然而,不得不承认,
长期以来稀土行业无序竞争、稀土产品价格的非理性变动尚未根本性转变,严打下的稀土“黑产业链”也并未根除。同时,受日益多元化的国际稀土市场的冲击,中国稀土产品的优势地位有所弱化,稀土产品的进出口发生逆向倒流,非法开采和走私仍有空间。究其根源,
“黑色稀土产业链”的存在既是重稀土独特的资源条件以及开采主体的特征造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总量控制指标”和稀土资源税税率不尽合理的结果。现行总量指标难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催生的实际需求,给非法开采带来了市场机会,而非法开采主要发生南方稀土集聚区,高达27%的南方矿资源税率又进一步为非法矿提供了生存空间。现实的情况是,
偏高的环境税税率虽然理论上有助于推动矿区生态修复、绿色发展,但对合法经营的矿企却无异于紧箍咒,不少企业在重重税负、层层监管下,一年到头只落得个白忙活。更有甚者,部分南方稀土开采加工企业跟挂靠集团、各级执法者玩起了“无间道”,仅将少量产能用作完成计划生产指标,隐匿的产能则流向当地的“黑稀土产业链”。2017年上半年,我国稀土进口12945吨,同比猛增60%。其中,自缅甸进口稀土8955吨。这部分进口稀土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非法生产的稀土流入国外,经转口后再合法进入国内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稀土价格突涨是在前期主管部门密集调整稀土产业政策、推动以六大稀土集团为主体的行业资源整合基本到位、持续加大稀土“黑产业链”打击力度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价格大幅攀升不仅干扰了下游企业正常生产秩序,进而影响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稀土价格反复涨跌严重挫伤了企业、协会对稀土产业政策有效性以及行业管理体制的信心,增大了今后稀土政策调整方向及工具选用的难度。同时,也表明六大集团稳定生产交易等方面尚未发挥整合政策的预期作用,而现行政策体系及其工具手段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稀土价格暴涨暴跌的体制机制因素。
面对稀土行业发展一再陷入困局,大家肯定会发问:
稀土虽然在现代产业体系内至关重要,但规模如此之小的一个产业,为什么总也“管”不好?对于这一问题,长期研究产业经济学的笔者,也难免心生困惑。其实,
也许大部分的“乱”都出在了“管”字上。稀土资源到底应不应该管,基本没有太多争议,而稀土产业如何管?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协会、企业,以及学者之间始终未形成一致性的判断和认识。心态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标和路径,影响着方向和效果。在这里,笔者想通过分享以往发生在农村的“小事情”,探析各界对稀土这一特殊资源出现不同认识偏差背后的一些隐含原因。
家父很早离开乡下出来求学,虽然他一直从事自然科学教学研究工作,但却对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理解,也不时向我们讲述一些老家的风土趣闻。其中,有两件事至今印象颇深。其一是关于“种子”。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北方农业生产力普遍十分低下,农业生产方式非常落后,正常年景下老家的小麦亩产不过一两百斤。农户一旦收获时发现高产的地块,便如获至宝,务必小心翼翼做到颗粒归仓,并将这部分高产粮食留作来年耕植的种子,非迫不得已不外借不出售不自食,更要严防死守,堵住任何良种外流的渠道。殊不知,在缺少现代育种技术支撑的条件下,这些自采的所谓“良种”,其代际优势不可能延续,农民持续高产稳产的愿望同样不可能实现;另一个小故事也涉及“专用资产”。过去农家精心饲养出产蛋勤、品相优的蛋鸡,甚至会把儿媳妇回娘家作为礼物而携带的鸡蛋统统煮熟,其目的很单纯,就是要防止自己家族的优质资产扩散。
这两件“小事情”清晰地折射出封闭落后生产方式下的小农意识及其资源开发利用路径的保守性和低效率。对照我们看待稀土资源的心态,敢说那些“稀土制衡论”、“稀土遏制论”的脑残粉们(笔者也不怕挨骂),没有过“只自己用不让别人用、自己用不好也不让别人用好”的闪念?那些囤积居奇的上游企业,还不是由“自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短视行为驱动?
至于“西方的先进武器,离了中国稀土制造不出来”、“中国控制住稀土就等于扼住了‘美帝’咽喉”等种种夸大论调,真的可以休矣!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高端特殊领域中重稀土产品的使用需求,其规模很小,尽管战略意义突出,但并不能主宰稀土产品的应用发展,而且一旦发生中国稀土供给完全阻断的极端情况,发达国家亦不可能不做应对的战略储备。实际上,即使在稀土产品需求激增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同样不乏“脱稀土”的技术路线。比如北京大街上跑得越来越多、又酷又炫的特斯拉ModelS、ModelX,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竿,这些车型并未使用稀土永磁材料。而“稀土案”败诉的经验教训也已经表明,
如果不掌握国际定价权、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任何数量管理的政策工具都有可能被玩坏,而单边的总量控制道路是根本走不下去的。 再回到中国稀土资源的赋存条件,以内蒙古白云鄂矿博为代表的北方稀土,属于典型的共生矿。在白云矿铁矿石开采过程中,生成大量镧铈等轻稀土资源。如不及时、有效地在抛光粉、催化剂、陶瓷材料、金属结构材料等民用产品中加以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危害。实际上,这类轻稀土应定位为竞争性资源,对其进行总量控制的意义并不大。而对于战略性强的南方离子型稀土,因其成矿分散,品位低,政策管控和国家收储在技术上、企业组织结构以及政策执行层面均存在先天性的障碍。
中国是稀土资源最丰富、品种最齐全的国家,同时也是稀土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对于稀土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国内“哀梨蒸食”者仍在,但更颇有一批试图长期奇货可居之人。长远来看,中国既然要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重任,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稀土被称为“工业味精”,这一定位和角色决定了稀土在工业、国防等领域的应用多是“锦上添花”;不是每一种稀土元素都具有高强的战略性,而且即使中国独特的重稀土资源,也不具备完全的排他性,并非不可替代。
趋于多元化的全球稀土市场总体上有利于维护我国稀土资源安全,过于严苛的管控反而会刺激进口国对我国优质资源的替代;稀土的价值在于依托新科技新产业,不断挖掘下游应用。在上游资源优势强而下游高端应用弱的失衡产业格局下,单边制衡的结果往往容易被反制;全产业链强才是真的强,而高端应用领域的短板不是仅靠闭门造车就能补齐的。 鉴于上述客观事实,如不彻底摒弃残存在头脑之中对待稀土资源的封闭小农意识以及自断发展后路的狭隘利益观,稀土的病根很难消除,稀土的“疯病”势必反复发作,而且会越犯越勤,愈发愈重!终将拖垮我国这一优质、独特的资源,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行业管理思路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
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把握稀土产品的供求规律以及稀土产业发展的目标方向,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重塑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广泛吸纳企业、行业协会的意见诉求,启动新一轮顶层设计,持续创新稀土产业政策和管理方式的思路和手段,科学分类,精准管控;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加大科技开发支持力度,以下游应用的高端化、精益化倒逼上游资源管控的有序化、法治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式稀土产业链,促使稀土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中持续发挥其特殊功效,不断巩固提升我国稀土的资源优势及在全球稀土供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未来产业研究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组,是一支由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组成、以探求未来产业发展为志业的开放式团队。团队成员承担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屡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