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新秩序初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工业和制造业增长都明显放缓。2007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4.7%，但是2012年只有0.8%，2014年也仅恢复到2.0%。但是总体的低增长之下，各国的情况出现分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增长速度比危机前大幅度下滑。例如，美国制造业增速从2007年的3.3%下降到2014年的1.7%；日本从6.0%下降到1.5%；德国从4.4%下降到1.7%。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逆势增长，恢复甚至超过危机之前的水平。例如，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喀麦隆、墨西哥的制造业增速分别从2007年的3.6%、8.9%、3.1%、0.5%和1.0%提高到2015年的5.7%、9.2%、4.9%、4.7%和2.9%。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造业增速虽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但呈高增长之势。波兰、捷克2015年的制造业增速分别为7.0%和7.1%，匈牙利2014年的制造业增速为7.0%。这种增长速度的差异造成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明显提高。例如，不包括高收入国家的亚太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7年的15.8%提高到2013年的28.2%，中国制造业比重从12.5%提高到24.1%，印度制造业比重则从2.0%提高到2014年的2.5%。
    在全球工业新秩序的重构中，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中国制造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是低成本、低价格。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中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增速回落，但是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国家出台《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战略促进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制造业由大做强。201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10%，已经与发达经济的水平相当，在SCI、EI论文发表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一批中国企业通过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并购世界行业龙头企业加快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不仅在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产业进入世界领先之列，而且在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第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土。随着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其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开始显现，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IT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开始加快向这些国家转移。通过加大对制造业的重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综合优势凸显。2007年到2014年间，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6.9%提高到51.4%，新兴市场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占世界的比重从31.7%提高到53.2%。
    第三，发达国家在技术前沿领域蓄势待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促进就业、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政策，在培训、研发、融资、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制造业给予支持。但是“再工业化”和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8年比2007年下降0.5个百分点至12.3%，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比重基本在12.3%之下波动，并没有更强劲的表现，但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放缓。美国制造业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明显改变，期望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是不现实的。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点仍然在发挥自己的科技和人才优势，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技术前沿，加快对人工智能、3D打印、虚拟现实、生命科学、新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以期占领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总体上来说，全球工业秩序既有变化也有不变。变化的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大；不变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体系没有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加工制造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主导全球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加强前沿技术创新进一步发挥其对全球产业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