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连载4]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摘要]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工具理性 本真价值理性 发展战略

    〔期刊责任编辑〕王燕梅
 
    （续）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整个经济系统的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里所说的价格，不仅包括产品价格、服务价格，而且包括要素价格，即工资、利率、汇率等。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在现实中，市场体系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私有和国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型和中小型、本国和外国、单元性和网络性、实体性和金融性、自然人和法人、特许经营和自由经营，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相互间往往是很不对等的。如果不能达成各类主体“势均力敌”或权责相当的市场格局，那么，价格调节的实际后果是难以实现有效性和合意性的，这样也就无法保证实现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格局。因此，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价格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
    性。只有当产权边界明确、产权安全可靠、产权权能有效、产权交易便利，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发挥调节经济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保障。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同生产及消费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生产活动和消费享用及其影响，往往是会超出产权边界的，即产生“外部性”和“共享”性。此时，能否发挥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合意性，以及如何在特殊产权关系条件下构建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制度，就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完成的创新工程。所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尽可能“放开价格”，而且需要构建各领域特别是特殊领域的有效交易制度。
    在经济学理论上，产权和交易是高度相关的，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实际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实践中难以做到交易成本为零的制度安排，但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因而使产权关系更有效发挥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方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运行较高的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发展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障碍。
    以上两点表明，进人新时代，不仅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关系，而且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形成并更加依赖于更高质量即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交换性所要求的权属性生产和消费将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享用性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享用的范围从个体权属，扩大到群体共享性(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以至体现享用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更广泛领域)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个体(私人)权属性与公共权属性的结合和协调。总之，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有效的市场体制机制，更好体现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和享用性的高度协调。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市场调节机理的基础是工具理性的主导，尽管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市场调节是很有效的，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确保“市场最了解”，因而表现为“市场最正确”。也就是说，在一些方面和领域，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深刻而广泛的质量方面时，市场可能“难以了解”，具有盲目性，因而可能发生调节失灵的现象。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新时代生产和消费质量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权属性机制以及非权属性享用的保障(例如良好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在对市场的治理规制、进行重大规划特别是区域规划、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人分配、构建社会安全网和援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上述这些方面也都直接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治理手段。
    当然，一个事物总会有其两面。如上所述，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政府的不当或过度干预又可能导致市场运行交易成本提高，因而成为损害发展质量的一个不利因素。所以，政府简政放权，增强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企业商事活动便利性，一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方向，至今仍然任重道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所以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和任务要完成。总之，政府发挥作用要体现为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
    第四，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能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上说，创新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技术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受到更大的关注。产业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有新技术的来源，这可以是外源性的(例如引进、模仿)，一也可以是内源性的(例如自主研发、边干边学)。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在现实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当然，由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可以将创新的技术类型划分为外源主导和内源主导两种典型类别。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以往的发展特别是40年的高速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源主导的技术，表现为技术引进、招商引资、吸收模仿等经济行为。那么，当进人新时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将走怎样的路呢?过去二百多年，中国处于“落后的生产力”时代，今天，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尽管仍然是中等收人的发展中国家，但毕竟已经不再是落后国家，而且具有了许多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特殊优势，“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优势，至少是可以转变为中国优势。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中国特色显然也是可以表现或转变为中国优势。
    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研发和产业化这一完整链条中最终进人技术产品的市场实现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人们常说，“企业是创新主体”。在上述分工链上，对于企业来说，大多数的高新技术都是外源性的，即企业必须从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部门(例如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得科技资源或成果。而从国家和国际角度看，企业可以获取的科技资源和成果可以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当然也可能是国际合作的。进人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对科技资源和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能够多方面多渠道获得高新技术资源，使之成为本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活水源头，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新发展观中，以及在体制和政策安排上，“开放”的含义绝不仅仅是指国际贸易和投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开放性，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同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化，各环节相互联通，形成合作机制的问题，即要以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和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和产业化。总之，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更好解决企业的高新技术“源头活水”问题。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要务。
    （金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