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连载5]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摘要]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工具理性 本真价值理性 发展战略
    〔期刊责任编辑〕王燕梅

    （续）
    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自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一国或地区的高速增长的表现是可以统计方式(采用收入、产出或GDP等指标)量化比较的，那么，高质量发展的表现是否也能够以统计方式进行量化比较呢?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核算统计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交换价值数值即货币单位量替代使用价值量进行核算加总，从而获得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产出总量及其增长数字，以此判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这一方法尽管也存在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但其获得的核算统计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可用于进行比较和判断。总之，以核算数据判定高增长、低增长还是中速增长，可以比较明确且通常是基本无疑议的。
    但对“高质量”发展的核算统计和量化比较，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本文以上提及的经济学通常所假定的“量一质对称”和“质一价对称”，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或难以确保的。更重要的是，所谓发展质量，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其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即关于质量的某些判定取决于其同相关人的关系以及相关人对其的关切程度。而所谓“相关人”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个体关切性(基于个体理性或感受)和群体关切性(基于集体理性或评估选择)又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就像很难精确判定不同人或者一群人的“素质”谁高谁低一样，也难以精确判定发展质量的高低。从理论上说，这至少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发展质量，有些因素是可计量的，有些因素是不可计量的。对于本质上不可计量的因素要进行量化核算，只能采用替代性指标，而替代性指标只可能是粗略地反映实际，往往是数字越“精确”所反映现实的可信度反而可能降低。二是要将各种反映或替代性反映发展质量的主要数据进行加总使其成为可比较的单一指数，需要选择计量单位，还需要确定各数据值在加总数中的权重，这难以避免主观性的影响。三是对于质量的高低，不同人的感受往往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对于温度这一环境质量因素，有些人认为20℃的温度质量高，有些人认为23℃的温度质量高，甚至有些人可能认为巧15℃最好。那么，如何判定什么是“高质量的环境”温度呢?而当涉及经济社会问题时，不同人对于“质量”的主观判断标准就更可能大相径庭了，例如，什么是“富足”、“自由”、“自主”、“幸福”、“公平”、“平等”?不同的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对发展质量的统计核算和量化比较的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发展质量的水平高低是完全无法认定和比较的，只是思维方式须有所改变。如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及的，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思维，主要基于物理学(机械)的隐喻，把经济体设想为一个因果关系确定的机器系统，机器中的每一个“原子”的行为目标都是理性确定的(最简单的假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必有一个“最优”或“最大”目标值，现实经济越接近这个值就越好。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不否认这个经济系统会变化，甚至演化、进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生物学等引人经济学体系，并取得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经济学派别或分支(例如，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思维的物理学(机械)隐喻已经不适应了，应改变为生物学的隐喻，即认为经济体不是机器而是生命体，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进人“新生物时代”，“遗传”、“变异”、“进化”、“涌现”、“分布式系统”、“神经系统”等生物学概念所反映的现象，在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尚非常不充分，完全不足以抗衡或取代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可见，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方向的巨大转变，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和引领性革新。)尽管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方向，是一个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概念表达.其根本性质决定了其量值的不精确特征。但是，模糊性量值并非不可比较。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对模糊量值的估量而确定努力方向的(即可以判断什么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而努力的结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估的，尽管这种量化评估是难以高度精确的。这就像，尽管对人的“素质”进行量化核算很难以精确，但并不妨碍判定对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努力方向。例如，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经历、文化、法纪等领域的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素质的积极意义毋容置疑，而所有这些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价的。因此，当进人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也可以研发一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核算指标，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科学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况和成就的显示性指标。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但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
    当然，即使高质量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量化指标评估，但其实质同高速增长的显示性指标是不同的，人们对其的关切性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以关注总量为主，前者主要是关注结构即各个分量及其相互关系。从经济学基本理论看，后者是假定交换价值(货币单位)核算量替代使用价值实际量，并假定两者高度正相关。而前者却是一个多重因素复合的指数化数值，其中含有本质上难以量化的因素，因而任何量化表达都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差。这一差别恰恰反映了高速度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差异，也反映了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质态。由于高速增长阶段方向主要是经济总量扩张，更强调的是工具性价值;高质量发展阶段方向主要是结构升级和系统优化，更强调的是本真性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前者往往表现为“锦标赛”似的竞争状态，你追我赶，快者胜;而后者却更需要“细工慢活”似的久久为功，稳中求进，恒优者强。人们对前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可直接计量性，例如，产出增加、收入提高、利润丰厚等;而对于后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权衡评估性，例如，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主观幸福等。
    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表现为“GDP居首”，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关切“绿色环保”。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人到内在实质及体验感受上(外国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这决定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以及各地区的地理差异性还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并非GDP高速增长一条道。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生产规模)并非是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各地区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腹地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增长极中心地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密度较低)地区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点的多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高质量发展要求多样性，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基于发挥差异化优势，中国的巨大经济体正具有这样的特殊优越条件，各地区都有发展方向的很大战略选择空间，非常有利于支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
    可见，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比较的难点和指标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可以形成重要启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总之，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方向;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但发展质量目标则是多元性的二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
    （金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