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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是参与各方认知相同，形成合力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原则吻合、内容相通、路径类似。因此，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破题关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以提高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为政策取向，从国家、企业、社会组织三个层面多管齐下，并做到精准施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批准号：7147218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研究”（批准号：15ZDA026）。
2013年，习近平提出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资料表明，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在20多个国家建立56个经贸合作区，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为有关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①。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绝非一片坦途，还将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主要包括地缘政治不稳、营商环境不佳、认同差异及歪曲抵制、大国博弈牵制、国内企业参与能力不够、投资回报的可持续性较差等[1-3]。基于此，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与建议。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独奏曲”，而是“交响乐”，需要参与各国在目标、认识等一致的基础上做好政策的衔接与协调，因此，首要前提是统一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进而更系统、更具体、更精准、更可行地提出政策框架和工具。
①参见《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国际上存在误解，甚至歪曲，统一认知仅靠单方面的宣传是不够的。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国际社会围绕该主题相继提出了21世纪议程目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约翰内斯堡峰会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广泛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说，促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学理上讲，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4]，故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能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破题关键。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较多关注，相关的研究涵盖了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中观层面的产业投资与合作、微观层面的企业“走出去”与重大项目，涉及的领域更是全方位的。从本文研究主题来看，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包括其目的、影响及展望等；另一类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评价方法。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影响及展望
1.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
学者们对此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主要有如下观点：一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为了通过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如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经济结构调整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是纯粹的经济目的[5]。二是认为倡议主要是为了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家安全，比如保障和提高能源安全，开辟新的交通运输路线，提高经贸安全[6]。总的来看，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只是中国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通过基础设施、经贸、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合作共赢实现世界共同繁荣[7]。
2.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很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的影响。一是国际政治与地区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的经济外交战略，标志着中国从过去国际秩序的旁观者或参与者变为积极的施动者和塑造者[8]，有利于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想象的不足，促进合作共建[9]。二是贸易与投资。总的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将会从贸易投资格局、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全球治理模式等方面对全球经贸格局进行重构[10]，有助于经济全球化向更公平、包容、普惠、平衡和开放的方向前进[11]。三是区域差距。“一带一路”倡议从时机、内容、导向、措施等方面都能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2]。四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人民币的区域使用及全球推广提供了更广泛、便利的机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13-14]。
一些国外学者还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其国家的影响。从宏观综合效应来看，有学者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其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善和长期增长，降低地区发展、国际关系等的不确定性，是利大于弊[15]；亦有学者认为该倡议影响了该国在地区中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利益，是弊大于利[16]。此外，还有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该国经济社会专业领域的影响，多数研究得出了积极的评价[17]。
3. “一带一路”倡议的展望
由于面临较高的风险和壁垒，如缺少中间协调机制、各国理念的潜在冲突、跨国项目的金融生存能力等，有学者并不看好“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发展前景，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该倡议有可能促进欠发达地区成长为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支柱，也有利于政策沟通实现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成功合作，应该对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18]。对于中国来说，则需要仔细规划自己的国家蓝图，基于市场经济理性投资经营项目。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评价方法
1.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虽然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共识，但是由于本身的复合性，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得到全球公认的是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定义表明，在要求层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意味着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体现发展质量，而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则要求维持或增强发展动力；在目标层面，促进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除强调发展质量和动力外，还提出了公平要义。虽然从广义上讲，公平亦属于发展质量的一方面，但是为了体现其独特性与重要性，人们通常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概括为质量、动力及公平三类元素，也有学者分别称之为协调度、发展度及持续度[19]。
2.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
可持续发展评价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从学科角度来看，目前主流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生态学方法以及系统学方法（见表1）。这些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评判标准或依据各不相同，分别是：技术创新贡献率克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取得合理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取得合理平衡，自然、经济、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的综合协同。从形式上看，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还可以分为单一指标评价法和多指标评价法两类。单一指标评价主要包括测算绿色GDP、真实储蓄、生态占用等。多指标评价就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模糊评价、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等手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指标体系。
表1 可持续发展主要评价方法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得出。
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一个较为综合性的概念，从经济、社会、生态单一视角切入进行评价都会过于片面。近年来，将可持续发展看成一个复杂系统运行的状态的观点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可。利用指标体系法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的优势在于全面、客观、科学，难点在于具体指标的选择以及指标权重的分配，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影响评价结果及其准确性、合理性的关键，因而也是人们争论的核心。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种赋权方法，其中，运用较多的是客观赋权中的主成分分析法。
（三）相关文献述评
综上来看，现有的文献分别针对“一带一路”和可持续发展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但是仍需注意到：一方面，针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聚焦分析其影响，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影响，对于怎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很少有研究将“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两大范畴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去探讨“一带一路”建设思路与政策的研究就更少，然而，两者是内在统一的，从可持续发展切入对于减少摩擦、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关联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开放的、涉及多国的区域合作机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是内在统一的，主要体现在目标一致、原则吻合、内容相通、路径类似四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确定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五个重点合作领域，从本质上看，就是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机制
1. 政策沟通与可持续发展
根据现有文献，可持续发展系统中一般有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组成要素，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还应包括驱动系统运行的保障要素，比如基础设施、机制。通过各国的政策沟通可以有效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主要有两大机制：一是协调机制。比如，在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发展，各国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有效沟通、相互协调，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这种协调机制同样存在于社会发展、区域环境保护等领域，各国政策也应相互协调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二是溢出机制。一国在某些领域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政策沟通的形式扩散到区域内的其他国家，进而带动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此外，只有以国际广泛认同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才有可能以最小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政策沟通，这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2. 设施联通与可持续发展
设施联通的前提是提高基础设施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这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设施联通对于经济、社会、环境、机制等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设施联通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大地提升了“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有效激发了潜在市场需求，对各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活力提升等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带动了本地就业的增加，设施联通还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此外，基础设施的联通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集聚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提升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机制完善等的可持续性。因此，通过“一带一路”背景下设施联通的合作，将会有力促进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设施联通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 贸易畅通与可持续发展
大量的研究表明，贸易畅通对于经济的影响不但具有规模效应，而且具有结构效应。贸易畅通给“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扩大开放创新程度、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绝佳机遇，这也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贸易畅通带来的各类生产要素和有形、无形的商品货物及服务的交流也通过溢出和学习机制间接促进了各国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机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且还存在逆向作用。
4. 资金融通与可持续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讲，资金融通有效促进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虽然可能会增加国际宏观调控、现金管理和监测等的难度，但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可以方便各国居民交流；可以最大限度保持外汇市场稳定，降低汇率风险等。这些好处会明显增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人员等往来，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机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全面提升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5. 民心相通与可持续发展
民心相通是互联互通的基础。一方面，推动民心相通建设，可以增加“一带一路”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加了解，统一认识，有利于形成相互沟通、协作发展的合力，促进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民心相通包含促进人文交流、治理互鉴、经济互助等具体领域的心意相通，通过各个领域一些重点项目的落地生根，有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机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
（二）可持续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1. 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需要得到更多参与国以及国际组织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一国当地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因不理解而充满敌意的话，具体的合作项目是很难开展下去的。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某种目的的歪曲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和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而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形成共识，厘清并宣传其与“一带一路”建设内在统一的关系，有利于加深各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支持，为其共建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加速合作项目落地。
2. 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发展战略的对接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制定了符合自身或区域实际的发展战略，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沙特阿拉伯的“西部规划”、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等。这些战略规划内容和视角差异化显著，必须将其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才能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又真正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可持续发展正是两者之间完美的契合点，将以上战略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有利于两者减少摩擦，实现对接。
3. 有利于开展重点领域的合作
不论是国际产能合作，还是推进“五通”，“一带一路”建设的抓手始终是具体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在这一过程中，项目实施主体自觉以推动东道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来要求、规范自身行为，并积极进行宣传，可以有效规避投资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风险，降低自身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从而顺利开展重点领域的合作。
4. 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目标、战略及行为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本身就是打造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机制等多方面要求，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即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是完全一致的。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状况
根据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价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机制五个维度选取指标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价。本文遵照全面性、逻辑性、科学性、客观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联合国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最终形成15个细分维度、56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②。另一种是选择一些普遍采用的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等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创新是影响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亦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综合指标。指标体系评价和综合指标评价的结果如表2（下页）所示。本文还根据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机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如表3所示。
①由于篇幅所限，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2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评价
注：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作为分析样本；人类发展指数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创新指数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可持续发展指数来自作者计算。
表3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领域可持续发展评价
注：所有数据均由作者计算得出。
从各国可持续发展状况可以得知：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创新指数与可持续发展指数高度相关，统计特征基本一致。第二，多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集中在33.3~55.5的区间范围内，整体平均值为43.7，说明绝大多数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也与中国科学院世界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组发布的《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中的结论基本一致。第三，沿线国家中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新加坡、以色列以及斯洛文尼亚，最低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东帝汶、阿富汗和也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差距较大。第四，从耦合程度来看，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之间发展不协调现象在“一带一路”国家中非常普遍，特别是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短板比较显著。第五，从2010~2015年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变化来看，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第六，从区域来看，当前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中东欧地区，最低的是南亚地区。第七，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机制五大维度中，基础设施是推进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短板，且差距显著，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具有天然的合作基础。第八，环境是仅次于基础设施的第二大短板，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现有政策梳理及其效果评估
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沿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牵头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机制等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总体来看，经济方面的举措相对较多，不但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各国经济共同繁荣的出发点，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分国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的基本策略。
（一）现有政策梳理
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规模、经济质量以及经济活力三个主要方面。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需要着力于产值、增长、结构、效益、创新、开放、风险等细分维度的改善。为此，我国大体上基于“加强规划引导——完善财税政策——创新金融服务——提高便利化水平——打造促进平台”的思路制定了一揽子政策。从政策类型来看，可以按照不同标准划分为专项与综合、双边与多边、中央与地方等几类。
目前，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大体上还是围绕服务经济交流进行制定的，主要涉及法律、教育、文化、农业、科技等重点领域（见表4）。
表4 推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政策文件
注：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整理。
注重生态环保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要求，为此，我国提出要加强能源合作，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出台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原环境保护部编制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
设施联通是提高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基本保障。根据《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跨国、跨区域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合作方向。目前，已出台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促进运输便利化和打造信息网络。
政策沟通可对沿线各国的国内制度、治理以及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和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子系统的提升。目前，我国已出台的加强政策沟通的政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标准、规则等的联通计划或规划，另一类是多边或双边的政策对接协议或规划。
（二）现有政策效果评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角度来看，2015年沿线各国相对于2014年的变化虽然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所致，但“一带一路”推进政策的实施应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及各维度的评分进行比较，可以粗略、间接地反映以上政策的实施效果。
1. 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比较
为了评判“一带一路”推进政策对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总体影响，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的时间节点，本文分别考察了倡议提出之前（2012~2013年）以及倡议提出之后（2014~2015年）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变化情况。由于2012~2013年以及2014~2015年两段时间相近，可以假设其他控制因素不变，令倡议提出前（2012~2013年）为参照组，倡议提出后（2014~2015年）为实验组。
结果显示，与2014年相比，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除也门外）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出现提升；而与2012年相比，2013年只有6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提升状态，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推进政策的实施对于沿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 子系统评价比较
根据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机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变化，可以发现：第一，政策实施在不同系统中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与2014年相比，2015年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机制五大系统评分变化的均值分别为6.8、0.5、-0.1、0.1、0.2。故总体来看，推进政策对各国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机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五大系统中，现有政策对于沿线各国经济可持续水平的提升作用最大，除也门外，其余国家2015年经济系统的评分均高于2014年，这也与当前出台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第三，沿线各国社会和机制系统评分的提高幅度相对于经济系统明显较小。从属性角度看，社会和机制的演进相对于经济而言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也较难得到提升。具体来看，除黎巴嫩外，2015年各国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评分均高于2014年，机制系统的评分则相对分化，有20个国家低于2014年。第四，各国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水平虽然总体来看出现了提高，但仍有近一半的国家2015年的评分低于2014年，这一方面说明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另一方面也表明基础设施的联通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亟待加速推进。第五，各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总体为负，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更加关注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发展。
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沿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需要从国家、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三个层面入手。
（一）国家层面的对策建议
1.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媒介对“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宗旨等，特别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内在逻辑、重要作用等进行宣传，形成可持续发展合力。目前，我国已经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七种语言版本），未来还可以通过各种国际交流平台、高峰论坛以及外交渠道等加强双边与多边沟通，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并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工具进行宣传。二是加强与参与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发展战略、规划、宏观政策的对接与协调。目前，很多“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均制定了自身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其目的是推动本国或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加强与这些战略、规划及政策的对接。三是积极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其涉及的领域和目标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领域和努力方向。四是基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果、进展以及不足之处进行跟踪动态监测和研究分析，比如每年由官方发布《“一带一路”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等。
2. 以设施联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切入口
基础设施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当进行适度超前发展。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契合本地需求。这是推进设施联通的前提，只有符合本地或区域内政府和民众的需求和利益，基础设施联通项目才有可能推进下去，因此，在项目开展之前必须做好沟通与宣传工作。第二，在项目规划、设计过程中，加强各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推广应用中国标准，尽量降低如局部地区动乱等导致的项目风险。第三，创新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模式，根据不同地区实际采用不同的项目建设运营方式，确保双方利益都能得到保障。第四，先加快一些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建设，树立样板示范效应。
3. 因国、因域施策
对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发现，其表现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平衡，必须找准合作的契合点，提高针对性和精准性，合理利用不平衡所产生的竞合关系。一方面，对东道国国情和基本诉求有充分的了解。具体的途径有：加强人文、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进一步开展对“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编制更多的诸如《中国居民赴相关国家（地区）投资税收指南》《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具有一定参考指导意义的文件或报告。另一方面，要尊重对方并采用恰当的沟通方式。应特别注重文化影响，逐步促进价值认同和理念融合。
4. 加强区域内、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从区域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促进“一带一路”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引导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尽可能形成开放、竞争、统一的市场体系。一是立足本国资源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力开展双边和多边贸易。二是为产业转移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绿色发展的前提下，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三是实施不同国家间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共享由此产生的积极的外溢效应，加快发展理念的融合。为此，还需要采取一些保障性举措，如加快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交通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广对外贸易中进行人民币结算等。
（二）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1. 对可持续发展短板领域进行投资
一是认真、透彻研究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短板领域，结合自身业务情况，确定可能适合投资的具体领域，并做好投资可行性分析。二是针对不同国家实际，积极培育有效需求。“一带一路”国家中有的能够清楚认识到当前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中的不足并有强烈的补短板的需求，而有的还未意识到不足或者并不认为是不足，因而尚未产生补短板的需求。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宣传、沟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多种手段培育有效需求。三是建立起中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的对话沟通机制。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双方政府有关部门对此的监管、辅导，作为企业来说，要积极构建并畅通与双方政府部门的沟通机制，除了自觉满足监管规定外，还可以表达合理诉求，寻求政府支持。四是尽可能用双赢理念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国内企业“走出去”必然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通过寻找东道国本地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可以有效解决这些困难，比如更容易融入当地，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等。
2. 在东道国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要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通过推进员工属地化管理，为东道国创造就业岗位，培养相关人才。二是企业投资运营过程中要加强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三是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获得理解和支持。四是多途径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可以根据企业营收情况，结合所在国社会人情，制定社会公益实施计划，因地制宜开展扶贫帮困、捐资助学等献爱心公益活动。五是认真学习、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外商投资、税收、外汇管制、劳工制度和融资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六是加强员工培训，合理设定工资及福利标准，增加属地化员工收入，保证员工休假等法定权益。
3. 实现双赢、多赢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实现共赢，因此，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也必须以实现共赢为目标。除了宏观层面对外投资必须符合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改善国际治理体系等国家目标以及对外投资必须满足东道国的发展需求，提高其社会福利外，在微观层面，对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开展利益相关方合作，如明确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内部监管控制以保障股东利益；践行“命运共同体”观念，在企业成长的同时确保员工利益的同步增长；加强信息透明公开，取得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的信任；依托企业业务，向当地提供先进的管理方式、优质的产品供应等，促进企业创造价值的持续提升。
（三）社会组织层面的对策建议
1.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结构组成，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整合，并提供公共产品。虽然“一带一路”是由政府主导的倡议，但在推进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政府、市场力所不及的领域，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发挥其独特作用。一是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可以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与能量交换，凝聚共识和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作为外部动力可以发挥一定的监督功能，推动政府改革创新，提高效率，减少腐败，改善国内制度环境和治理水平。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正确引导，不能任由其野蛮生长，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二是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增强政治参与。这是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
2. 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跨国合作
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方面如设施联通、贸易互通、合作机制等需要多国协调解决，这就需要开展一些非营利组织的跨国合作。比如，联合开展总体规划研究，并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平衡；开展联合办学，扩大相互间的留学生规模；加强科技合作，共建实验室，广泛开展沿线国家间人才的交流合作；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共同打造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跨国精品旅游线路；协调开展设施联通的路线设计、技术标准等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在东道国建立完善中国企业商会，充分发挥商会的积极作用。
3. 促进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多层互动
可持续发展涉及的方面较多，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广泛开展各国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多层级、双向互动。目前，主要是政府之间的互动，初步建立了双边及多边联合工作机制，搭建了一批多边合作平台。未来促进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多层互动的总体思路是，整合升级现有的互动机制，共同探索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引导、企业整合资源、社会组织监督的作用。此外，还要创新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企业与企业间的沟通互动往往具有点对点和非正式特征，难以形成有效机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以探索“社会组织搭台，企业唱戏”的互动模式，比如由相关社会组织牵头定期举办企业恳洽会、产品博览会等。还可以尝试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政企社互动平台，提供与企业、社会组织相关的管理、扶持、监督以及诉求反映等服务。
参考文献
[1] 张明：《直面“一带一路”的六大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第38~41页
[2] 周五七：《“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分布与挑战应对》，《改革》2015年第8期，第39~47页
[3] 于津平 顾威：《“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风险与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5~70页
[4] 夏先良：《开创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新局面：“一带一路”的划时代战略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9期，第6~20页
[5]Cheng, L. K. Three Question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6,(40):pp 309~313.
[6] 高小升：《欧盟高端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第110~120页
[7] 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99页
[8] 杨思灵：《“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34页
[9] 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46~71页
[10] 魏龙 王磊：《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第104~115页
[11] 权衡：《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困境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引擎》，《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第3~8页
[12] 张可云 蔡之兵：《全球化4.0、区域协调发展4.0与工业4.0：“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内在本质与关键动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87~92页
[13] 陈雨露：《“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2015年第19期，第40~42页
[14] 严佳佳 辛文婷：《“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12期，第83~90页
[15] Vangeli, A..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Sixteen Countries of Central,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7, 25(5):pp 101~124.
[16]Garlick, J.. If You Can’t Beat’em, Join’em: Shaping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Gambit. China Report, 2017, 53(2):pp 143~157.
[17]Herrero, A.G., Xu, J.W..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Europe Expect Trade Gains?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7, 25(6):pp 84~99.
[18]Rolland, 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 tive”: Underwhelming or Game-Chang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7, 40(1):pp 127~142.
[19]檀菲菲 陆兆华：《基于NLPCA-GSO可持续发展评价——以环渤海地区为例》，《生态学报》2016年第8期，第2403~2412页
肖红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程俊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速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