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内容提要：加大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全域统筹协调，着重解决全流域的水资源问题，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把生态保护和实现沿黄各省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机协调起来，在实现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彻底解决千百年來历史遗留下来的黄河领域可持续发展问题，使黄河流域真正成为人民宜居和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的美好大地和文明社会。
    关键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治理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SKGJCX2019-2020）；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优势学科登峰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竞争政策理论前沿与政策走向研究”（SKGJCX2017）。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干流河道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9.5万公顷，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沿河有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郑州、济南等省会都市，在山东汇入渤海。千百年来，受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制度制约，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黄河是用得多保护得少，尤其是经历千年的黄河中游建都、上游戍边屯垦以及下游平原地区的大规模农业耕作，黄河流域的地表植被破坏、土地沙碱化水资源急剧下降等问题已经较为严重。虽然历史上曾有大规模治理，但均收效甚微，沿黄地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因黄河水患一直难以实现。历经千百年发展，黄河流域人口汇聚，成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资源能源集聚地区，以及生产活动的高度密集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整个黄河流域及我国北方地区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含义
    认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首先要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含义。
    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中，“质量”实际上是一个被抽象化的因素。假定产品具有“优质优价”即“质-价”的对称性（一致性），这样，质量就可以归结为价格，以价格的单维度来体现质量的多维性。在大规模生产和大量供应导致的“大众消费”时代，判断与分析经济及产品质量的复杂经济学含义，就被理论经济学尽可能抽象掉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经济学对复杂多维的质量因索避之不及。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地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经济分析中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也试图被用来作为质量识别的计量单位。产品质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之所以难以用经济学方法进行深入讨论，主要是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在经济活动中，忽视质量，也与此不无关系。
    从本真意义上说，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并非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手段，从而获得对方认可的价值（交换价值）；而交换对方也同样如此，双方的“讨价还价”集中于产品的交换价值量。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在认可产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接受产品的交换价值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质量关注性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关系“反转”现象，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使得对交换价值的追求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以致“交换价值是主人，使用价值是奴隶”。甚至，在以货币为交换对象的“虚拟经济”行为中，完全不在意使用价值，而仅仅以交换价值为关注对象经济增长追求也就异化为对货币计量单位的数量目标的追求，例如GDP规模和增长率，以及利润最大化或最高收入。
    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原理来考察其理论根基。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在经济活动的本真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原初本真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当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发生了性质演变，即物物交换双方变为供需买卖双方，供方提供产品（卖方），需方支付货币（买方）。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量的货币，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则是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有用产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连续的买卖交易目的，最终都演化为为了价值（交换价值）的增殖（G-G'）。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质量原本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进而还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这种“质量”要求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概念时，其内涵就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生产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表现质态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说，交换价值不是理性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或工具，所以追求交换价值的行为目的取向被称为“工具理性”[1]。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数量与规模的快速增长，人们更关注的是GDP的增长。而进入新时代，从以高速度增长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更加自觉地关注使用价值的量和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需要实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平权”。
    作为“母亲河”，黄河一方面从使用价值意义上养育了中华民族，另一方面从价值（交换价值）意义上为财富创造和积累提供了条件。在此过程中，黄河付出了较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黄河治理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黄河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和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黄河流域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升发展质量，成为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
    二、全域统筹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相关各个领域的全面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因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维应突出体现为其全域性、统筹性与协调性。这意味着政策目标多元化、全方位规划，必须进行权衡和协调。因为多个目标之间进行抉择，不仅存在轻重缓急的排序问题，而且不同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性，即追求一个目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失另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取舍问题。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全域性、统筹性与协调性，就是要通过一定时期按期达成主攻目标与分进合击的统筹谋划协调，来推进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繁衍生息形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所有这些生产生活行为都与“水”息息相关。数千年的开发使用，使得黄河流域的地表植被、水资源数量以及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其中，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已经成为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最广、侵蚀强度最大的地区，淤积下游河道的泥沙大都来源于此。这不仅使得黄土高原地区的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荒漠化和其他灾害，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在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对于黄河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经接近甚至大大超出了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这种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追求经济数量快速增长的模式，使得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守着黄河没水用的严重短缺现象；下游河道常年淤积更是出现所谓的“地上河”的悬河问题，严重威胁中下游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今后无论是修复和保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屏障、实现全流域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还是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换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保障，均高度依赖黄河水资源作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水资源合理利用自然也就成为统筹协调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的核心环节。然而。目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及南方地区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脆弱问题突出。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2%，过度开发利用黄河的水资源，已成为制约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因此，黄河流域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围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实现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黄河水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因素，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减少耗水工业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大力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加快推动用水方式的节约集约化。
    黄河问题，表象在河，根子在域。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施全流域统筹兼顾、协调治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黄河流域的全域治理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要按照空间均衡原则，以流域和行政区域为单元建立健全黄河水资源管控体系。继续推动流域各省区內部黄河分水指标细化工作，以及推进跨行政区黄河水量分配和重要支流水量分配；持续推动各省区内部跨行政区域河流水量分配，明确重要河流耗水总量和重要控制断面流量控制；建立地下水用水总量和地下水水位双控体系，明确超采区退减用水总量和退减实施计划；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各种发展规划制定并开展水资源论证，从源头上建立与水资源支撑条件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与产业布局；建立取用水总量控制和限批机制，全面开展流域取水工程核查工作，建立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实时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超常用水量的退减机制，倒逼相关区域的经济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建立取水许可水量动态调整机制，鼓励节余水指标有偿转让与市场交易，优化存量用水指标。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管控，探索生态流量监测预警和建立相关保障机制；继续开展重要湿地生态补水，促进受损生态系统的逐步修复和改善；提升黄河水资源管理信息化，提高黄河水资源管理、调度及决策水平[2]。在把黄河流域水资源合理利用作为刚性约束的前提下，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实现保护优先、系统治理、综合预防、协同管控、区域统筹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更加突出生态保护的优先地位，巩固生态安全屏障；要保护好黄河源头等一大批关键生态功能区，加快推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恢复与保持；充分考虑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并重的三大灌区未来发展；优先发展清洁能源，推动城市群建设，推进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创新、发展及其在黄河流域的应用；加快实施山水林湖草城的系统治理，充分考虑在上中下游治理保护差异前提下实现源头预防、用水管控、末端治理[3]。通过重大水工程建设、河道整治、河势控制等措施，加强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协同管控，全面推进城乡生活及工业污水资源化的处理与利用。加强流域与区域的统筹治理，实现水资源供需、水污染产消、水沙产泄以及空间使用的协调与平衡，切实做到抓好大保护、推进大治理。
    三、生态保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命底线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战略性问题是必须以生态保护为重，将生态保护作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命底线，其他均须服从于此。黄河领域生态系统上中下游差异显著，上游以水源涵养为重点，中游以水土保持与污染治理为核心，下游则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严重，压力很大。这既有自然降水减少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迅速提高的原因，也有节水技术落后、污染治理滞后等问题，还有植被破坏严重、治理效果不甚理想等客观因素。中外历史无数次证明，以河流为依托的人类文明，在河流的生态系统出现崩溃之后就会迅速衰败消亡。千百年来，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因为持续的生产生活尤其是历史上长期建都于中游地区以及下游广大的农业生产区经年累月的扩大精耕细作，黄河的资源消耗巨大，这使得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日趋脆弱。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黄河流域人口的增加、工业化加快推进以及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日益加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黄河下游持续断流时间越来越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表现出整体恶化的趋势。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及黄河管理部门采取一系列生物和工程措施（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山育林等），保护了林草植被、减轻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使过流能力减小，河道湿地面积不断萎缩，给生态修复与保护带来了更大困难与挑战。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开发利用远超其承载能力极限，整个生态系统遭受严重威胁。草地生态系统是黄河源区和黄土高原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屏障，是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界和人类过度开发的双重影响，天然草地明显退化，生态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出现了越开发越穷、越穷越垦荒的恶性循环，严重加剧了本已脆弱的黄河生态系统。1972~1998年，黄河下游共有21年出现断流；1990~1998年，几乎每年都断流，而且断流时间不断增加、涉及河段不断延长。尽管1998年以后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也没有再发生黄河断流现象，但断流的风险依然存在。据测算，在充分考虑节水情况下，黄河流域在正常来水年份缺水40亿立方米，中等枯水年份缺水达100亿立方米，而且还不排除来水继续减少的可能性。正如钱正英所言，“过去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与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4]黄河水资源短缺对下游河道湿地和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1986年，遥感调查黄河流域湿地总面积为2.98万平方千米，2006年遥感调查为2.51万平方千米，20年间减少15.7%。面积占全流域45.05%的龙羊峡以上的沼泽、湖泊、草甸湿地，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近年来严重萎缩退化。花园口以下湿地面积占流域的7.55%，集中分布于黄河三角洲，为河口滩涂湿地，淡水湿地保存率为50%。2014年完成的黄河流域基础地质环境遥感调查显示，黄河流域湿地资源短缺，局部萎缩严重；荒漠化总体面积变化不大，但程度加重，加重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区和鄂尔多斯高原等地；全区有41.58%的土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水土流失；城镇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城镇建设中心有向东部和北部迁移趋势；基础地质条件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起决定性控制作用[5]。黄河生态用水量锐减将直接造成下游地表植被退化、海岸蚀退及海平面上升渤海海洋生物链断裂以及湿地功能严重衰退等生态风险，严重影响沿黄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及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生存与发展。黄河流域尤其是在一些河道主要干支流沿线，小造纸、小化工、小制革等“三小、三高”的企业存在时间长、污染重，治理慢、缺监管，使得大量未经处理或排放不达标的废水污水进入黄河干支流，严重危害黄河生态系统安全，不仅直接影响了沿黄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而且破坏了湿地生物的多样性，导致部分物种数量骤减甚至完全灭绝。
    黄河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是维持黄河健康的基础，也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与根本保证。要通过加大立法来进一步建立健全黄河流域的污染治理、生态补偿与水量分配机制，协调解决好上游、中游、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流域水资源在经济、社会与生态方面的综合效益，把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保护与使用纳入法治化轨道。积极引导沿黄各地优化产业结构，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大力推行清洁生产、节水减污、节能减排技术和应用。要采取税收贷款等优惠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多元化生态投融资机制，确保生态投资有利可图，促进黄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使用的良性互动发展。
    总之，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战略重点，就是守住黄河流域的生命底线，也是实现经济社会繁荣的根本保证。
    四、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永续内力
    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人类发展的文明形态。人类发展体现为文明进程，高质量发展同时是文化传与创新的过程。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指其自然物质意义上的供养和支撑，而且是指其在文明形态意义上的积淀和进化。黄河流域滋养了中国最早的主要部落，孕育了勤劳勇敢的华夏文明。文献记载中的炎黄文化成于姜水、姬水；唐虞文化在汾水两岸；夏文化在伊水、洛水两岸；商文化历经迁徙，在孟诸泽、蒙泽以及睢水、涣水、荥泽、菏泽、淮水、济水、洹水、淇水一带；周文化在泾、渭、伊、洛、汾、涑等支流旁边[6]。黄河流域的中华儿女从古至今都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黄河水沙资源，趋利避害，造福众人，不断认识、总结治水经验并记录在各种材质的器物上、典籍中、碑刻上以传后世，形成了黄河流域独特的习俗、歌舞、文化并衍生出其他相关艺术形态。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体现在黄河流域，在一个侧面上就是一部与黄河抗争及治水的历史。这种刚烈性格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甚至有“人定胜天”的豪迈。这既反映了人类争取生存的顽强意志，又反映了缺乏科学认识的历史局限。这种抗争意识在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在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典籍中，而一直流传至今的历史遗存包括秦始皇陵兵马俑、万里长城、汉代碑石刻、四大佛窟以及现在仍然流行的众多书法流派、秦腔、安塞腰鼓等艺术载体，风采仍然依旧，璀璨夺目。虽历经千年，其所具有的千百年来与黄河抗争的粗犷豪放之气质仍然清晰可见。这种“战天斗地”的传统延续至今，既是今天的中国人勤劳勇敢、改造自然的文化传统，又是对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启示：天人共存，和谐相融，才能永续发展。既然视黄河为“母亲”，就得世世代代善待她。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水土肥沃，非常适合古代先民聚居。据相关典籍记载，黄土高原的关中地区（今陕西的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战国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故早有“天府”“陆海”之誉。《史记·货殖列传》载有“渭川千亩竹”，说明当时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另据《禹贡》记载，在九州土壤不同等级中，雍州黄壤肥力为上上，属九州土壤上第等；而且水资源非常丰富，所谓“八川绕长安”，这些河流水资源丰富，灌溉非常便利。战国末年的郑国渠以及汉代以来的漕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蒙笼渠等灌溉渠道，都是以泾河、渭河为水源的，当地农作物也多为水稻等，早在2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已形成便捷高效的水利灌溉网络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7]。黄河流域最先出现的文化，通过文字将黄河流域的天文、地理、历史、治水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宜记录下来。据此后人可知，黄河流域水资源变化除了环境气候外，当时原著居民的相关开发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瓠子决口，“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据《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考证，此时所谓河西，非今日的河西走廊，而是张掖郡以东的武威郡的中、东部（武威郡的西部原属张掖郡）。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是当时的郡名，这些郡的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夏、陕北、晋西、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都是干旱和半干旱区，雨水少，没有灌溉则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土多为沙质，除了少数水资源比较丰富的绿洲外，大多不宜农耕。《居延汉简》也说：“地热，多沙，冬大寒。”[8] 这些地方原先都是匈奴浑邪王游牧之地，今天这些地区沙漠化现象也最为严重，退耕还牧、退耕还草、限制畜牧量，也是针对这些地区而言的汉武帝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从事农耕的汉族人民安置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据仪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在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达310万人。要长期养活这些人非常困难，因此，开垦大量耕地就成为必然。汉武帝元封年间，农垦区向北推进，“北益广田，至肱雷为塞”（参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至汉元帝初元五年，北假（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仍有田官。汉代为了屯垦农耕开了不少灌溉渠道，引以高山积雪为源的河流进行灌溉。《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千金渠西至东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在《史记，平准书》《水经·河水注》等典籍中也记载了人口迁徙屯边和凿渠引水灌溉的情况[7]。以上文献典籍记载说明，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已经在黄河流域的西北干旱半干早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开发，消耗了大量水资源。而当地日照强烈，地表水易蒸发，开耕的土地常年经风吹日晒就地起沙，给环境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今甘肃河西石羊河下游民勤县绿洲西部，有一条由北向南长约135公里、宽20~30公里、面积约3000余平方公里的沙漠带，就是历史上所形成沙漠的典型地区。西汉时期，这里还是防御匈奴的前线，置戍屯田，至今还有汉代城障烽燧遗址三角城，但已陷于茫茫沙海之中，三角城周围分布着成片的古耕地、阡陌、渠道遗迹，散落着大量汉代遗物，但没有发现汉代以后的遗物，可以推定城址的废弃及其周围地区的沙漠化发生的时间应在汉代大规模开发的后期。还有其他大量类似废弃古城遗址，大多是在汉代垦殖以后废弃的，其原因也是大规模开垦引灌的扩大，农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本来水资源就不算丰富的地区，生态环境不稳定，加上不合理的开发，最终引起了风沙干早的沙漠化进程[9]。据《二十四史》及其他各个时期的史料典籍记载，随后的各个朝代，由于其经济基础都是发达的农耕业其疆土越辽阔，戍边的人数自然就越多，开荒拓土的规模就越大，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所起的负面作用也越大；再加上众多朝代在黄河中游建都前后达千年之久，到明代时期关中地区水利工程大多废坏，“堤堰摧决，沟洫壅潴，民弗蒙利。”（参见《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志六》）虽然明清时关中平原仍然是我国小麦主要产区，但其环境已趋恶化，风沙不时遮天蔽日，经济日趋凋零，与汉唐时期有天壤之别[7]。黄河下游平原以黄河为界分为河北平原和黄淮平原，自秦汉以来大量开垦耕种，水资源消耗十分巨大。到元至正年间，“两准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元史·张帧传》），汉唐时期黄淮平原的繁荣昌盛已恍如隔世。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黄河流域也是当时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辉煌的地区。而这恰恰建立在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生态环境遭到持续多年的开发与破坏。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于战乱逃亡状态，水利年久失修，地处中游的黄土高原由于经年累月的过度开发，水土流失洪水泛滥，下游河湖几乎全部被淤，最终引发全流域的水资源短缺。而《水经注》中所记载的190多个湖泊，到了10世纪以后大都被淤废。到了近现代也只剩下北部的白洋淀、南部的微山湖和洪泽湖（微山湖、洪泽湖均为明代所成型）。尽管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基本没有战乱，但水灾旱灾日趋频繁，灌溉系统修复难度大，土壤沙碱化严重，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日渐衰落，以致黄河流域到了近代成为灾害频发贫困落后的代名词。
    若非文字典籍记载，后人怎知黄河流域的过去今生，又焉能判断其未来走向？黄河文化以多种形态流传，而从长周期来看，从典籍中所记载的事件基本能够看出黄河及其流域发展的荣辱兴衰，其要点就在于黄河文化的传承总是让后来者知道黄河灵魂之所在和未来前进的方向。土地是人类生息繁衍之所，是财富之母。如果对其过度掠夺，必遭恶果报复。以史为鉴，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发扬现代科学精神；既要坚持文化自信，又要进行文化创新，面向未来世界，实现永续发展。
    五、人民宜居共享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
    黄河从西向东流经九个省区。千百年来的分分合合沉淀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路径也各有千秋，而这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相一致。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体现在速度上的突飞猛进，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速度上的稳和水平上的高，即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财富的迅速集聚，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各地区首先关注GDP的增长，而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多目标的实现。基于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的变化，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九省区地理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文化价值取向多样，发展路径自然也就各具特色。实现各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实践中需要发挥各省区的比较优势，这样创造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体现经济增长成就的GDP就完全不重要了。在实现各省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GDP的增长速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基础性，如果没有增长，也就难以发展。由于各个地区的区位价值、主体功能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资源与优势正是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因索，也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选择各自合适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现实条件和选择空间，而各地区的这种差异化的资源与优势也是其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基础和条件。
    黄河流域各省区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增长水平差异也较大。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求各省区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提升和创造自身的发展与竞争优势，走符合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以新的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10]，如前所述，这种特征表现在战略上就是目标的多元性。理论上讲，多元性目标之间并非完全相容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冲突。在多元性的政策目标之间要进行权衡取舍，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目标，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以及多方面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活实现小康以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会更加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以公平促进效率，以高效率实现包容性发展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所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伟大事业，实现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广泛需要直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远都需要不断努力的持续过程，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原因。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1]。为此，必须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沿黄各省区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机制，使黄河流域真正成为人民宜居和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的美好大地和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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