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

    内容提要：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征和发展机制。现有研究相对缺乏系统性，还未全面阐述高质量发展概念，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规范。本文认为，可以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既是发展观念的转变，也是增长模式的转型，更是对民生水平的关注。本文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框架，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受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环境、政策法律环境的约束，以要素质量、创新动力、质量技术基础为基础条件，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充分、均衡的发展，是包含发展方式、发展结果、民生共享等多个维度的增长和提升。推进高质量发展，应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优势；不断推动“三大变革”，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和转换创新动力，坚持走绿色均衡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施高质量发展还要完善法律、文化、教育等关键因素，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不断弘扬质量文化，促进质量立法，构建良好的质量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完善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体系。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民生；现代化经济体系；三大变革；质量文化；质量技术基础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研究项目“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在多个方面步入世界前列，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标志着中国已经站到新的起点上。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那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是什么？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和发展机制？推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对质量问题的研究较多是从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率、均衡等方面切入。区别于传统范式，本文对于发展质量的研究拟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三个层面入手，从经济系统构成的单元、组织与结构逐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和实现条件。此外，高质量发展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需要构建良好的基础条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于提升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施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经济由数量和规模向质量和效益转变，因此高质量发展还是“道路创新”，在“中等收入”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范式的切换。总之，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充分均衡的发展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系统化战略指导。基于以往的相关研究，本文拟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总结和阐述，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并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变使得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品质，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更可持续、生态环境更加绿色、社会分配更加公平。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民生导向，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总之，高质量发展应能够满足人的多层次需求，既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也要保障公平正义，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社会环境和基本条件。
    （一）主要视角
    推动高质量发展，基本前提是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的概念，其本质性特征具有多维性和丰富性［1］。综合考虑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可以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来理解高质量的内涵。
    1.系统平衡观
    高质量发展，是在新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提出的新要求，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生产要素、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影响。因此，高质量发展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包括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动力优化、风险可控、共同富裕及环境优化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区域空间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发展能源经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构筑高质量民生体系、打造高质量对外开放体系六大方面。刘志彪（2018）也认为相对于高速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是多维的，非常复杂［2］。
    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多个维度，不是简单指经济总量和物质财富数量层面的增长，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提升，需要着重解决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例如，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包含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等方面［3］，这些标准的评价也涉及多个维度。系统观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4］。于是，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例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性对人的安全的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收入分配对公平正义的影响等。对于判断标准，赵昌文（2017）认为，一方面可以识别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来界定高质量发展［5］；另一方面，是否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判断是否是高质量发展。
    2.经济发展观
    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是重点领域，也是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汪同三（2018）认为微观经济是发展基础，宏观经济是总体水平，民生事业是最终目标［6］。对质量内涵的多维评价，经济学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比较好的工具。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时往往回避产品质量的概念，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率、均衡等问题。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狭义上来定义经济增长质量，将其理解为资源要素投入比例、经济增长的效率等，即给定投入下产出越多就表明经济增长效率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高。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强调构成经济增长进程的关键性指标，例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等。刘树成（2007）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7］。狭义的研究往往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广义的研究则多采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如有效性、持续性、创新性、分享性等［8］，或者从竞争质量、民生质量和生态质量［9］进行分析，指标涉及投入要素质量、绿色发展质量、民生发展质量等内容。也有学者提出经济发展质量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相互适应、相互协调［10］，应包含经济、生态、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个维度［11］，这些研究从更宏观的层面拓展了发展质量的概念。
    在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过程看，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等）的优化及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结果看，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带来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化，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如钞小静（2010）就采用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12］。在经济发展观视角下，高质量发展涉及发展过程、方式、动力、效果的全面提升，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切换增长动力、提升发展效率、分享发展成果。经济发展高质量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可持续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因此，只要经济增长结构趋于均衡，增速稳定而无大起大落，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代价，经济增长质量就会提高。
    3.民生指向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是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是经济发展质量高的直观体现。经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1］。也就是说，生产者提供使用价值，产品使用价值体现了质量合意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尤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剩经济成为常态。从需求结构的变化看，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求层次迅速上升，除了对物质的需要体现为更好而不是更多，对于高品质服务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需求水平由“有没有”变为“好不好”。在微观层面，质量通常是指经济产出的品质，包括产品、服务、工程等，而高质量发展阶段则对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建造等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从民生视角看，高质量发展要提升质量的合意性，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满意不满意问题。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角度看，产品和服务质量高是经济发展质量高的核心，也是最主要的抓手。质量高低对人民美好生活满足程度影响最为直接，能否提高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建造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而能够带来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上升或者成果分配的改善，乃至更广范围的民生需求。
    总之，从系统性看，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从发展角度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涉及经济增长的结构、波动、分配、环境代价等问题，涉及宏观经济的稳定，产业结构合理，以及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经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要求转变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以及提升福利水平、实现绿色发展等。从民生角度看，经济发展要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也包括生态环境、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稳定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
    （二）内涵扩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质量理念也在不断演变。从词义上看，质量在物理学中是指物体所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是物质的量的量度。产品质量的含义包括符合性、适用性及满意性［13］。符合性从生产标准角度理解，意味着生产产品与设计标准的一致性，合格的产品具有质量可靠性；适用性是从顾客使用角度理解，指产品能够满足一般性需求；满意性从综合绩效角度理解，产品质量还能够提供品牌等满意程度。此外，质量还具有战略性，意味着产品影响力，意味着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些特性都体现了质量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丰富。
    质量管理包括宏观质量管理和微观质量管理两个层面。宏观质量指产业、区域或国家等宏观总体的质量行为、质量状况及其后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宏观质量管理：一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理解经济发展的质量；二是质量的概念应当更加宽泛，广义的质量范畴不仅仅包括产品质量，还应该包括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工程质量；三是质量提升还能够对冲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质量提升能够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降低资源的消耗，以更少的生产资料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相对于宏观质量的概念，微观产品质量更为人所熟知。微观质量管理侧重产品质量管理、质量监管、质量技术基础等方面的研究。在产品质量方面，质量管理研究认为产品竞争归根到底是质量竞争，质量是赢得国际市场的根本途径。提升产品质量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例如中国制造业应优先推进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的质量提升。在质量管理工具方面，主要涉及精益生产、六西格玛等方法的推广。在质量监管方面，主要工作包括质量法治建设、完善质量激励考核机制、建立健全质量诚信体系和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在质量技术基础方面，加强标准化、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技术进步对质量提升的支撑作用。整体来看，提起质量一词，多数人的认知还停留在“产品质量”层面。谈到“质量”，侧重点还是指产品质量；谈到“质量管理”，还是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行业层面的质量监管。对比经济学研究，虽然在大众媒体中，经常看到经济发展质量的表述，但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没有把质量纳入分析框架［1］。
    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丰富了质量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发展质量，需要采用新的框架理解质量的内涵。如果说产品质量是微观层面的质量，那么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和产品等不同层面。如果说产品质量是指产品的固有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那么宏观质量或经济发展质量则主要强调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管微观质量，还是宏观质量，都应有相应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宏观质量的具体评价指标可能包括规模、效益、生态、就业等不同的侧面。就其内涵而言，高质量发展至少包括了要素投入、发展效益、成果共享三部分内容。因此，高质量发展要求重新定义质量的内涵与边界，明确研究对象是“发展质量”而非“产品质量”，是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而非单纯的制造业质量。长期以来，在以理性“经济人”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发展思维下，经济发展过度追求GDP数量的增长，而忽略了经济发展中质的一面，企业一味把降低生产成本作为竞争优势，而很少关心对生态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工业文明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发展的繁荣，但是盲目追求财富积累的发展质量观，严重忽视了发展的主体即对人的自身需求的满足。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消费模式等方面的变化，这一质量观要求在经济生产活动各环节坚持全面节约和优先环保为原则，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消耗，倡导科学理性、优质安全、节能环保的理念，统筹协调生产、消费与环境生态和能源保护，最终的价值导向是民生和民享、公平与公正。
    二、高质量发展的框架
    本文认为，可以从发展层面、环境因素、基础条件三个方面理解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和基础条件的支撑，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发展层面
    根据史丹等（2018）的研究，要在宏观、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实现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是从属和包容关系，企业是最基本的质量单位，企业经营质量提升促进产业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产业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及经济总量的变化，如图1所示［14］。
    
    图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
    从宏观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宏观层面高质量发展包括增长的稳定性、发展的均衡性、环境的协调性、社会的公平性等维度［14］，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经济增速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在小康水平以上；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合理，城乡和区域差距不断缩小；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跻身创新型国家；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生态环境好转；社会和谐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公平。因此，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产业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指产业规模壮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等维度，主要内容包括重点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内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等；产业发展还应以创新为动力，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发展效益，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发展质量所包括的内容与范围要大于企业层面的质量概念，企业经营质量是产业发展质量的组成部分，产业质量提升除了产品和服务质量外，还包括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供给结构等问题。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关系看，经济增长率等于各产业增长率的加权和，因此产业结构变动会影响经济增长率。从企业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包括一流竞争力、质量可靠性与创新、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等。企业高质量发展直接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能够不断满足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消费升级需求，并能够拉动和引领供给质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从供给侧看，低端产能过剩，中高端、高质量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从需求侧看，消费升级明显，优质产品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从供给侧看，中国已经告别商品供给不足的时代，一些产业的供给能力已大幅超出需求。“消费者投票权”决定企业生产，民众千里迢迢跑到海外去购买国内能大量生产的消费品，典型反映了国内制造业供给和消费者需求的错配。当消费者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生产制造体系还未发生根本转变，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质量、标准、品牌等问题成为制造业面临的主要短板，严重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企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只有顺应消费升级要求，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才能构建一流的竞争优势。
    此外，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个主体，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居民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等，最终实现更多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因此，高质量发展不但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多方面的转变，更加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全过程，从要素投入到社会再分配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要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影响因素
    高质量发展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准确判断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状况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到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正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九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正是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实现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和核心要素。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要构建品牌影响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质量提升极为关键。从经济发展看，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可增强消费信心，促进消费需求；产业结构的调整，核心是提高供给的质量水平，而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供给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关键就在于提升质量竞争力。因此，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把提升质量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内生动力。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做出判断：高质量发展是“道路创新”，要实现在“中等收入”条件下经济增长范式向更高要求的切换。
    高质量发展需要健全的质量文化环境。围绕质量提升，推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意味着中国正在展开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变革。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深刻的发展理念被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工业文明造就了质量文化，促进了质量消费自觉。以德国制造为例，在工业革命兴起后，德国人开始崇尚科学，并且将宗教信仰的要求转变为对科学和产品质量的追求与坚守，在职业精神上体现为诚实守信、敬业守责、一丝不苟、循规蹈矩、精益求精等品德；在企业经营上，将遵守企业道德、精致制造产品作为运作企业的本心追求，而对利润的追求归为次之。“德国制造”的高质量，也很大程度归结于德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民族文化。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创造出良好的质量文化环境，形成人人追求质量的社会风尚，促进民众质量意识的觉醒。
    高质量发展以政策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国际上具有成功的质量立法案例可资借鉴。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通过立法和政策，构建全社会质量共治机制促进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美、德、日、韩等国家都经历过“质量低谷期”，这些国家普遍采用质量促进立法等举措，促进质量提升与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相关经验看，质量立法要明确政府的定位，尽可能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既不越俎代庖，也不放任自流，把握住对市场经济干预的程度。如日本政府不直接举办培训班、设立质量奖、开展质量评比，或者设立机构进行质量检查，而是通过制定工业标准认证、出口检查、产品设计等法律制度，对民间检查机构监督管理，来引导企业投资先进技术，加强质量管理，依靠高质量提高竞争力。此外，质量立法应该强化市场监管体系，通过建立惩罚性赔偿和严格的责任制度，以司法判决强化执法力度，实现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中国应通过制定质量促进法以法律形式将质量社会共治制度固定下来，促进政府、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和质量技术服务机构的均衡建设，不断弥补质量管理型立法对多元主体参与质量治理的制度性短缺，整合不同质量主体的力量共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基础条件
    高质量发展以提升要素质量为基础。高质量发展不但关注产出质量，还重视投入质量。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数量消费正在向质量消费过渡，消费升级对质量要求与日俱增，中国已经进入质量需求全面升级的新阶段。从经济发展现状看，中国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质量很难满足需求侧消费升级的要求。由于要素投入质量不高，创新动力不足，供给和需求很难在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如果经济产出不能满足消费升级的要求，必然产生“消费外溢”，国内的生产和需求之间的总量矛盾、需求矛盾会更加突出。从要素供给质量看，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劳动生产率较低。典型的供给要素质量问题包括：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供应还难以适应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素质要求，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程度还难以与智能制造发展态势形成匹配，急需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等。供给要素质量不高制约着供给体系质量，造成产品层面的质量水平不高，缺乏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产品，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企业层面的问题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数量不够，在规模、效益、质量等方面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具有一定的差距；产业层面的问题有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一直存在，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制高点掌控不足，数字经济虽然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但是底层技术和基础创新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不断提升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质量，加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无效供给，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提高生产供给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提升供给要素质量，包括劳动力、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其适应性和满足性；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包括产品、企业、产业等，提升对需求的满足性。最终，只有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质量，才能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新科技革命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提供新的机遇。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尤其在新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受到广泛关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与实体经济融合，以数据为新的生产要素，依托“端”“网”“云”能够跨越不同行业，重新构造和分配行业价值，改变传统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并由此催生新产品（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从供给侧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企业发展层次大，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庞大的数据量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是很多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性地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融合不仅是新时代的需求，也成为当前振兴实体经济、以智能制造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破口。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重塑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制造业发生深度融合，使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制造业发展步入新阶段。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将形成此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高潮，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从需求侧看，创新能够实现需求对于供给的引领作用，导致需求拉动型的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出现。2018年中国零售额突破5.76万亿美元^①，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规模和用户基础，使得中国可能产生更多原创性的创新成果。只有以创新为动力，才能不断增强供给侧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基于消费需求不断实施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产生基于消费需求的新规则和新机遇，才能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①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2018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6.62元人民币计算。
    高质量发展以质量技术基础为工具。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作为建立经济社会活动秩序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内涵式集约型发展的基础保障。首先，国家质量技术基础是建构社会经济活动最佳秩序的重要工具，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已经融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建立和维护生产秩序、贸易秩序、社会秩序、国家秩序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由于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许多发达国家将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其次，国家质量技术基础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内涵集约式发展的基础保障。集约式发展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保障作用。先进的标准能够带动从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到重大装备、关键工艺乃至最终产品及整个产业链的质量提高，并为质量改进提供路线图，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再次，国家质量技术基础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是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有力抓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技术语言”。“得标准者得天下”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广泛共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希望通过垄断标准和合格评定规则制定权，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产业价值“微笑曲线”底部，成为“外包车间和仓库”。例如5G和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有些国家不择手段阻挠中国企业的提案成为国际标准，因为标准的话语权体现了行业发展的主导权。因此，高质量发展需要夯实质量技术基础，不断塑造和提升质量技术基础领域的话语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并为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保驾护航。
    （四）发展目标
    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发展观念的转变，是增长模式的转变，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因此，从经济发展理念看，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充分的发展、均衡的发展。从经济增长过程看，高质量增长是包含了发展方式、发展结果、民生共享等多个维度的全面提升。
    1.充分发展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由量到质的转变。从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高增长之后主动推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在充分发展“量”的同时，还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两者对立统一。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应看到在“中等收入”阶段和新常态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容易，需要平衡好长期和短期目标。
    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优势依然重要。充分发展意味着中国必须保持经济增速稳定，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充分发展还有助于保持国际竞争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和竞争格局。根据测算，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份额由2005年的69.1%下降到2015年的56.4%，十年间下降了1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相应增加了12.7%，其中中国占增长份额的95%以上，这种格局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国工业发展造成的。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工业产品产量高度集中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大国，虽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但还没有失去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仍占据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多年来中国虽然保持着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领头羊地位，但是能否继续保持并不确定。因此，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规模与速度，中国依然要做大做强制造业，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规模领先优势非常重要。生态、就业等人口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供给和民生共享等问题只有依靠工业的创新发展才能够解决。
    因此，从充分发展的角度看高质量增长，一方面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另一方面还有保持一定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才能够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两个百年”目标与中国梦的实现，才能实现更多公平与正义。
    2.均衡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均衡。十九大报告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归结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保护任重道远，以及民生领域的脱贫任务、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不平衡。有的产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则还非常落后，从工业1.0到工业4.0发展状态并存。在质量可靠性方面，企业“四基”能力薄弱，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二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当前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将区域协调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特征。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南北发展差距正在加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乡村发展有所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本表现是人民生活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这种不平衡必须通过协调发展来克服。三是市场发展不平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成熟度不高，质量提升未必能够带来质量效益。四是民生发展不均衡。当前民生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仍然存在着供给不足的问题。
    针对这些发展不均衡问题，十九大报告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回答。倡导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解决人和环境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实现供给质量和消费需求的均衡；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为了弥补某些技术创新领域的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为了改变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为了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则是为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因此，均衡的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多方面，需要同时推进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才能够实现均衡发展。同时，只有掌握了这些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才能够从主要的“短板”维度总结出可行的高质量评价标准。解决均衡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三大变革，即通过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质量变革就是要树立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理念，保证经济增长稳中向好；效率变革就是要着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改善供需关系，提高供给效率；动力变革，就是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3.全面提升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新要求，涉及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从要素投入到社会再分配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是提升增长过程效率。从发展过程看，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效益导向的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有四大理念体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只有“共享”体现在经济成果的再分配环节。首先，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发展尚未完全摆脱粗放型、外延式的发展态势，提高创新能力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应促进新科技、新产品、新业态的出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其次，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效益导向的，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资源能源消耗，以及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应切实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发展效率更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高、产品使用的时间更长。再次，高质量发展一定是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资源环境的均衡和谐发展，生产出更多优质的绿色产品和绿色制造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美国的6.0倍、德国的26.4倍、日本的68.7倍。随着环境压力加大，减少废物排放、把对环境影响降至“接近于零”，是制造业面临的长期挑战，最终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此外，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开放的发展，只有融入全球竞争体系，才能够通过高质量发展构筑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赢发展。
    二是提升发展成果质量。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以平稳增速实现巨大经济规模的发展，并在产业层面形成竞争力，在企业层面形成引领性，在产品层面形成品牌影响力。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高质量发展满足整体性与结构性均衡。整体性是指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率的平衡，经济发展不但追求效率，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结构性是指经济增长的规模与结构，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规模才能够支撑各种民生目标的实现，但是在规模发展的同时，需要处理好结构均衡的问题。其次，在产业层面，质量提升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产业层面的质量问题还包括创新不足、资源消耗、质量效率等问题。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工业发展是典型质量敏感型^①，增加值通常是中国的两倍。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应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中质量敏感型产业的比重。再次，在企业层面，高质量发展要求涌现一批世界一流企业。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必将在管理创新方面形成更多的“中国方案”，同时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应具备竞争力、影响力、带动力。竞争力体现在世界一流企业能够跨越多个经济周期，在经济效益、风险防范、公司治理、管理水平、人才队伍等方面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不断胜出、持续发展、创造价值；影响力体现在世界一流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在规模实力、区域布局上、品牌影响等方面处于行业的前列，在行业标准、行业规则制定上有话语权，是行业的重要整合者；带动力体现在世界一流企业是行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者，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走在前面，产业培育与孵化能前瞻性地把握行业趋势，具有导向性和指引性。此外，在产品层面，高质量发展要求涌现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高品质产品和品牌。品牌意味着高质量和高溢价，产品质量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国内外都有因大规模质量问题引发社会事件的相关案例和深刻教训。
    ①质量敏感性产业是指质量水平提升对产业竞争力和创造价值具有显著影响的产业。
    三是提升民生共享质量。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伟大的发展成就由人民创造，应该由人民共享。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90万亿元^①，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决定了提高质量和效益必须以人民需求为导向，按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发展生产，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保证生活质量和创造财富一样重要，从民生视角来看，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现在最关心、最希望达到的平衡。
    ①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总之，在实现高速度向高质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提升要素投入、增长动力、生态要求、民生共享等多方面的质量水平，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传统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的效率需要全面提升；增长动力依赖创新驱动，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不断完善产业链并占据中高端；绿色发展要求依靠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民生共享则要求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一定为全民所享，提高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质量变革就是理念、要素、过程、结果的全面变革，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成果为全民所享，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系统化的视角。与高速度增长相比，高质量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过程。
    （一）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现有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没有在理论层面形成成熟的阐述，显得碎片化，缺乏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因为高质量发展还是一种强调分享的社会学观点，十九大报告从精准扶贫、城乡均衡、生态文明等角度赋予了高质量发展更多的内涵，而这些内容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体现的并不多。因此，对于高质量发展，非常有必要从更高理论层面进行全面分析，更加系统地把握其内涵，从而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完善、成熟的理论支撑，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
    本文认为，可以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等视角充分、准确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系统性，体现在多个维度，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通过实现充分均衡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得到全面提升。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涉及经济发展过程、方式、动力、效果的全面提升，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切换增长动力、提升发展效率、分享发展成果，实现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动力优化、风险可控、共同富裕及环境优化等目标。从民生的视角看，高质量发展要提升质量的合意性，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满意不满意问题。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系统观、过程观、分享观。高质量发展首先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充分发展、均衡发展的思维。其次，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从要素投入到社会再分配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强调发展的效益，注重成果为全民所享。总之，只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和效率，实现经济充分平衡的发展，并不断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民所享，推动社会公平公正，这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全部内涵。
    本文初步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关键任务是推动宏观经济、产业、企业三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基础。宏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发展的均衡性、环境的协调性、社会的公平性。产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包括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创新成为动力、效益不断提升。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产品和形成先进的管理创新经验。高质量发展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相关基础条件的支撑，外部环境包括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道路创新”，要在“中等收入”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范式向更高要求切换。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创造出良好的质量文化环境，形成质量消费自觉。高质量发展以政策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以市场监督为导向，尊重消费者的权益。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有要素投入、创新动力和质量技术基础，投入要素包括能源、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发展动力指创新驱动，技术基础则包括标准、计量以及检验检测等。因此，需要不断提升供给要素质量，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和能力，以及提升资源利用的集约程度；从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看，要提升创新要素投入水平，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从质量技术基础的角度看，需要强化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对于质量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此外，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充分、均衡、全面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
    （二）政策启示
    为了更主动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步伐，需要全面贯彻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中国将会遇到以往高速增长阶段未曾遇到的挑战，要面对并解决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落实相关发展战略，加快营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环境。
    1.落实相关国家战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矛盾转换的要求。实施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转换发展理念，为了实现均衡和充分发展，通过不断淡化而不放弃GDP增速，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内外条件和重要性的变化。通过平衡经济增速和质量要求，把发展重点从解决“从无到有”“从穷到富”的问题转向“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上来。高质量的发展就是从重视“增量”到重视“存量”，更加注重结构优化调整，而非规模的扩大。从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始，到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等，还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强国战略等，以及围绕新工业革命制定的系列政策，都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实施高质量发展，需要落实好相关国家战略。
    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构建高质量发展框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要素投入维度。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向结构更合理、附加值更高的阶段演化。问题的根源在供给侧，政策的着力点需从“稳增长”向“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去除无效供给，通过存量优化调整，实现由大变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这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避免“逆库兹涅兹化”问题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只有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要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均衡。
    重点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制造业强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既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又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中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产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突出，资源、能源、环境、市场的约束不断加剧，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优势逐步削弱，制造业正面临综合成本上扬、需求放缓的持续压力。因此，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是新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国家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中国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存在质量水平不高，质量基础薄弱，质量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高质量发展首先就是要实现制造强国。国家制造强国战略项目组（2015）提出了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应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发展方针［13］。其中，不但突出了“质量为先”，还把“提升产品质量”作为制造强国的八大战略之一。现阶段，确立并实施制造质量强国战略，对于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突出提高质量效益的中心地位，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竞争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应该以“质量为先”，不断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等研究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发展质量，纳入了绿色发展、结构优化、生态评价等相关概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赖资源型增长，呈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特征，工业生产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等全世界第一，经济转型的迫切性要求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要实现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因为制造业对能源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已成为制约其自身发展的重要瓶颈。以绿色制造为例，绿色的概念已经贯穿至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等全产业链范围。绿色制造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满足产品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及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绿色发展可能开辟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同于先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行式”发展。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先发展后治理”，中国的绿色发展是要从“中等收入水平”开始，最终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史丹（2018）认为，以绿色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要求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高度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还要求具有良好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5］。质量效益就是要求以最小的质量成本产生最大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就是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能力。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走环境友好、高附加值创新引领的模式，否则随着欧美国家加强“再工业化”，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形势。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能源转型与低碳工业化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既要绿色，又要发展，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政党“环保至上”和“零增长”的主张，绿色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历史性交汇的难得机遇，新型工业化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演进和迭代式发展，将大大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实现绿色制造对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能够“换道”，优先发展低碳、环保、资源节约的高新技术产业，走一条绿色均衡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实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好提升质量这把“金钥匙”，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创新为增长动力，聚集高端要素，依托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机制，能够适应动态的外部环境变化，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目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成一个具有创新力的经济体系、协调平衡的经济体系和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和速度优势，实施“三大变革”，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不断提升民生水平。一是继续保持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优势。当前，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重回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初步估算到202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实现世界第一。规模与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尤其在制造业发展方面，一方面应极力避免“产业空心化”陷阱；另一方面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力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需要辩证认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速度代表快与慢、高与低，而质量体现好与坏、强与弱；高速度是快、更快，高质量是好、更好。正是由于速度和质量的价值判断差异较大，需要找到相对确切的评价指标。二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三个变革”。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也是优化结构、转换动力的关键内容。质量变革就是要提升供给质量。质量变革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各层面贯彻质量理念，从发展目标、市场体制等方面推动全方位变革。此外，还需要提升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质量，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在产品层面，把质量作为产品、服务、工程等业务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在企业层面，不断淘汰“僵尸企业”，壮大世界一流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在产业层面，不断实施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土地节约使用、资源集约利用和污染集中治理，使得绿色低碳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效率变革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支持经济规模高增长、数量上低水平扩张的方式，高质量发展就要提升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动力变革就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随着劳动力数量和成本等传统优势动力减弱，创新成为适应高质量发展、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的新动力，因此，应加快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旧转化，使得创新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三是不断促进民生水平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铺筑补短板、强弱项、促共享的公平之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需要坚持经济发展成就为全民所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的获得感。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公平机制受到破坏等影响民生、共享、公平的深层症结必须得到妥善解决。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实施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必须为全民所共享。
    3.积极实施效益评价
    实施高质量发展，还要多方面实施质量效益评价。质量效益是指质量因素产生的效果和利益，将质量从属性概念延伸到其价值意义，从其技术属性扩展到经济价值，并将这种价值通过定量指标显现化、货币化。一方面，注重宏观质量效益评价。宏观质量效益是指产业、区域乃至国家层次的质量实践活动带来的总效果和总收益，包括质量在宏观上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围绕产品、企业、产业，乃至城市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宏观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持续性、创新性、分享性等方面不断完善评价指标［8］。随着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宏观质量评价也会不断丰富和完善，对指导宏观经济运行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绿色发展的评价。绿色发展指数则把发展理念提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对于绿色发展，研究焦点包括经济增长、生态环境、资源消耗等内容。2017年，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中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数，涵盖了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7个方面共计56项指标^①。其中，既包含了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以及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传统工业化指标，也包含了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和PM2.5浓度下降指标、废气排放减少指标、地表水质达标指标、森林覆盖率指标等生态指标。这些新增指标意味着高质量发展要兼顾生产与生活，甚至包括分享的维度。
    ①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
    最后，还要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效益的评价结果。围绕高质量发展理念和战略，不断贯彻落实质量发展效益评价成果。在微观质量效益评价方面，从质量发展角度评价中国质量法规体系的完善情况，针对质量治理工作的推进、引导、规范、基础支撑等方面促进社会资源向优质产品、优秀品牌和优势企业集聚。实施质量管理创新评价，例如企业是否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品牌建设工作的力度等。在宏观质量管理评价方面，开展质量竞争力评价，优化产业结构的质量分析体系，制定质量升级的宏观调控政策，健全技术性贸易措施中的质量分析体系，创新宏观质量度量和监测体系。开展绿色发展评价，围绕工业结构调整和加速转变发展方式提出全局性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客观评价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现状，以及围绕美丽中国目标开展评价体系建设。通过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质量效益评价，不断引导企业、产业，乃至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4.夯实质量技术基础
    质量技术基础设施是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的技术支撑，各国对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制定专门政策，加大投入力度，纳入国家治理规划一并推进。中国应从战略高度加强高层设计，制定实施中长期规划，通过改革创新、增加投入、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途径，推动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强化国家质量治理基础，实现对制造强国乃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一是把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将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制定《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中长期发展规划》，整合全国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资源，建立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联席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治的工作机制，推动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融合发展。将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纳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按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要求，组织好推进落实工作。
    二是完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保障体系。中国质量相关的法规条例制定普遍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例如《认证认可条例》已经十多年未修订，检验检测领域尚无法律规定。很多法条都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因此，应推动全国人大出台质量促进法，强化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的法律保障。尽快完成标准化法、计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将认证认可条例上升为法律。
    三是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做法经验，鼓励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企业积极加强国际交流活动。引进国外质量技术基础领域的人才智力，引入国际先进的质量技术基础设施与管理模式，及时跟踪全球质量技术基础发展前沿动态，学习借鉴国外最新的质量技术方法与经验，提高中国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与国际先进的一致性程度。加快质量技术基础的共建共享。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利契机，加快中国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与沿线国家、地区质量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制造”的质量信任。推动中国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的国际推广。发挥中国智力人才在计量、标准化、合格评定等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领导与技术职务的作用，推动在重要竞争领域以我为主影响或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加强中国标准的海外推广应用。
    5.重视质量文化与教育
    在弘扬质量文化和促进质量自觉方面，相关方要各尽其力。国家要大力推动质量文化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质量发展规划，完善质量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全民质量教育，积极开展质量舆论宣传。企业要明确质量发展战略，建立先进的质量管理方式，有效开展质量教育培训、宣传等活动，吸引和鼓励全体员工参与质量文化建设。个体要坚持从我做起，培育自觉的质量意识，并逐渐转化为自觉的质量行动，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通过全员参与和实践，通力合作，浓厚的社会质量风气才能得以形成，质量文化自觉才会具有牢固的基础。质量文化建设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胸怀，积极地借鉴与吸收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质量文化上的经验，取他人之长补记之短，建立开放包容的质量文化建设体系，保持质量文化的生命力。
    充分发挥行业团体的作用。以行业团体为主体，通过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向企业提供的质量培训服务。日本政府往往对这些质量相关行业团体以研究课题、实施项目等名目提供资金，政府退职官员常到行业团体任主要职务。行业团体的会员大都是企业，在与企业接触中行业团体会得到包括技术、经营以及销售的信息，这样就可以从中发现企业自身解决不了的困难问题、应该总结推广或制度化的经验等。由于行业团体与日本政府的特殊关系，就可以将这些反映到政府决策部门。日本政府决策部门认可后，就会有资金下发，支持行业团体去协助企业解决困难。行业团体这种亦官亦民的性质，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提供了互动的平台，使得政策的准确性、力度、及时性得到增强，这就促进了税收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了行政效率。以日本科技联合会为代表的行业团体在日本质量提升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上通政府、下联企业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外国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引进与推广、日本全面质量管理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国内行业协会以中国企业联合会为例，运营机制基本与日本科技联合会类似，作为行业协会曾多方面借鉴日本的质量推广经验。
    注重质量管理人才的培养。在多元化的质量人才培育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经验设置多层次的质量人才认证项目。美国政府认为要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就必须受到良好的质量教育培训。例如，美国实行质量工程师的考试注册制度，设立的认证项目主要包括注册质量审核员（CQA）、注册校准技师（CCT）、注册机械检验员（CMI）等12种。在培训产业工人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相关经验。德国主要依靠“双轨制职业教育”体制培育产业工人，这种极具特色的教育体制早在1880年就开始在德国实行，是德国独创。“双轨制职业教育”采取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的方式，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每个学生都必须经过三年学徒工式的教育培养训练，其中两年在学校，一年在企业，并且其培训费用得到政府财政和企业资金支持。德国有70%的青少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这样的双轨制教育，成为技能型的产业工人并走上工作岗位，而更加注重通识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仅占同龄人的20%。技术工人的薪酬与白领阶层相差无几，这也是许多德国青年心仪的职业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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