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

    摘要：数字经济的要素投入、分工协作、价值创造与传统产业有明显区别，这决定了数字经济分工基础和过程的特殊性：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同时也是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传播介质；产业链存在多个高端环节；创新发生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后端的场景创新与前端技术研发同等重要；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其产业链将继续快速演变。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是单个企业参与数字经济全球分工，都必须掌握新的关键性投入要素，与产业链上其他参与者构建新的分工协作网络，并以新的方式创造价值和参与价值分配。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人才条件、数据资源和场景创新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核心关键环节薄弱、复合型人才缺口大、数据开放程度低、场景创新领域较窄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在新的贸易环境下，还面临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的趋势。巩固和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分工地位，需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挖掘潜在应用市场，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建设数字经济发展人才梯队。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数据；竞争优势；信息通信技术
    基金项目：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研究——基于新时代和新工业革命的视角”（编号：18VSJ054）的成果。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目前，工业化将进入到一个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新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同技术革命历史上的蒸汽动力技术、电力技术、电动机技术等核心技术一样，将实现在几乎所有产业中得到应用，并且改变产业生产组织方式、价值创造和分配规律、产业分工基础和过程。本文以传统分工理论为基础，从明确数字经济产业特征出发，讨论数字经济的分工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和劣势，提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产业分工地位的政策措施。
    ①数字经济的定义较多，本文选择比较具有共识的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定义。
    一、产业分工理论的演变
    产业分工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概念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的研究是与国际贸易研究相结合的，先后出现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史密斯（Smith）认为各国通过自身的“绝对优势”开展专业分工，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并增加社会财富，但绝对优势理论只在少数开始工业革命并向全球出口工业产品的国家才适用。［1］李嘉图（Ricardo）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即使没有绝对优势，仍然可以利用与其他国家相对成本的不同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贸易。［2］比较优势在很长时期都是产业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也确实能够解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现实。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解释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下，各国的分工地位是不变的，不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俄林（Ohlin）在赫克歇尔（Heckscher）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他认为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应使用更多本国丰足的要素，进口则反之。［3］萨缪尔森（Samuelson）提出自由贸易最终会导致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一步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4］但是里昂惕夫（Leontief）的研究却发现与要素禀赋理论相悖的事实——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和主要出口产业并不一定是使用本国丰足要素加工的产业和生产的产品，这种事实甚至出现在发达国家。［5］新古典贸易理论更致命的弱点与古典贸易理论一样，即认为各国的分工地位是不变的，不会发生产业升级。
    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形成本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同时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技术、标准、品牌、资本、人才、渠道等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锁定在中低端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开始逐步实施自主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静态分析方法都难以解释国际产业分工的实际动态变化。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国家间产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即新贸易理论，比较典型的有以格鲁贝尔和罗伊德（Grubel ＆ Lloyd）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理论［6］、以弗农（Vernon）为代表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7］、以格里芬（Gereffi）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理论［8］，以及技术差距理论和新要素理论等。相对于以前的研究，新贸易理论扩展了要素范围，承认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研究对象从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业内分工，将分工、贸易和产业升级联系在一起，认为技术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关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新贸易理论引入了动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无论是承接产业转移还是参与国际分工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一国主导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从而改变自身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20世纪中叶后，一些国家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实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使得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巨变，日本、韩国和中国先后成为通过产业升级不断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典型代表。
    新工业革命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进步加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在一些国家爆发和率先得到应用，为发展中国家创造赶超机遇的同时也出现了数字鸿沟，^②没有把握住机遇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分工格局哪怕在短期内都难以处于一个稳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改善，在新的技术路线上与发达国家实现同步“起跑”，并且以更快的起跑速度超过很多发达国家，这是数字经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于要素和市场的变化，数字经济特殊的运行模式使得一些传统分工理论难以解释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特殊性入手，在传统分工理论基础上解释数字经济新的分工逻辑，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促进抢占数字经济分工高地的政策建议。
    ②由于落后国家或地区不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和条件，难以实现与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同步发展，从而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数字经济产业链特征
    产业链描述一个产业内不同环节和领域间的价值创造与分配、产品和服务供需、生产制造的空间时间关系，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最终的产品和服务。产业链是产业分工的结果，也是分工的依据，一个企业或地区在产业发展上是否能够实现高附加值和高收益，并难以被其他企业和地区替代，取决于能够在分工中占据产业链中的关键核心环节。产业链包括研发设计、产品制造、产品销售和售后等基本环节，但由于技术特征和要素需求不同，不同产业的产业链形态和流程存在很大区别。对产业链的分析研究，从理论意义上看，是产业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实意义上看，是指导企业和地区实现产业升级，获得更高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数字经济是新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兴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价值和满足需求的模式，其产业链在形态、介质、流向、分配等方面有着突出的特征，这进一步决定企业和地区参与数字经济分工的基础条件和最终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位势。因此，对数字经济分工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特殊性。
    （一）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同时也是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传播介质
    数据对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性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种新的关键投入要素，数据成本的大幅下降决定了数字经济整个产业链效率的提升，并能有效促进数字经济的专业化分工，这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棉纱价格下降促进了棉纺产业的专业分工，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集成电路价格下降促进了电子信息产业的专业分工类似。［9］根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1Mbp的存储硬件成本高达0.3美元，而现在云计算中心每1TB的硬件成本约45美元，数据的存储成本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下降了7000倍。在20世纪末，电子信息产业只能大致分为硬件和软件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都是在数据的储存、传输、分析和应用成本大幅下降之后才逐步出现的。第二，数据是数字经济产业链最重要的传输介质。虽然数字经济的运行也包括很多实体货物产品和中间品的传递，但整个产业链是围绕数据从创造、收集、加工到应用延伸的，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对数据进行更深一步的加工再传递到下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经济的主线就是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挖掘，并与其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第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通过跨国货物贸易、资金往来、人才流动、信息交流、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产能，一般要素的价格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国家不断趋同，萨缪尔森指出的要素价格趋同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确实存在这一趋势，国家间比较优势越来越反映在制度、关税、综合等非要素价格方面。对于数字经济而言，数据则是一种很难被趋同的要素资源。不同国家和地区数据要素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数据规模和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方面，虽然数据处理能力容易实现趋同，但数据创造规模与人口、经济规模相关，人口和经济总量直接决定数据创造的上限，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当数据成为专属资源，拥有更多人口和更大经济规模的地区在数字经济分工上占有更大优势。
    （二）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存在高端领域
    不同技术特征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有不同的产业链，进一步反映为有不同的价值链高端环节。电子信息制造等模块产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是技术研发环节和市场营销环节，这符合“微笑曲线”基本规律，但对于另一些架构类产业而言，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水平则更高，如大飞机、大型货轮、高速铁路等，这符合“武藏曲线”基本规律。目前，数字经济不同环节附加值水平的高低不仅与技术和工艺垄断有关，也和潜在的应用市场规模相关。如，上游的基础软件开发、芯片设计、架构设计等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的领先公司手中；下游的应用环节受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较大，中国、美国等人口和经济大国的企业具有更强竞争优势；中游加工制造环节中的高端芯片、传感器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被少数企业高度垄断，这些领域也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
    （三）创新发生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后端的场景创新与前端技术研发同等重要
    技术创新早已不再局限于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研究开发环节，全产业链都存在创新的需求，爆发创新的机遇。对于数字经济而言，后端的应用创新与前端的技术研发同样重要。在很多时候，识别用户需求比满足用户需求更加困难，近些年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的增长奇迹，是因为新的场景创新而非技术进步引发的。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后端场景创新先后引发了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成熟，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领域得到较好应用，但在制造业中应用明显滞后，其主要原因也是缺乏适合制造业的应用场景：一方面，制造企业更加关注传统的技术改造项目，对人工智能技术不能提出明确的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的人工智能应用又无法有效解决制造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帮助制造企业走出发展困境。
    （四）数字经济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其产业链还将继续快速演变
    工业化进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数字经济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准确判断还需要时间。可以预见的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其边界是比较广泛的，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和统计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归为数字经济，前者包括使用数字技术的硬件和软件，后者范围更大，包括了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融合形成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产业划分的角度，数字经济范畴和边界将逐步收敛到最核心的领域。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爆发的电力革命，不能将使用电力的产业都归为电力产业。因此，数字经济产业链还将继续快速演变。从分工的角度，需要了解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链的哪些环节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及企业或区域能够提供哪些关键性要素资源。
    三、数字经济分工逻辑
    明确优势、参与分工、获得收益是企业和地区参与产业分工的三个主要环节。由于数字经济产业链的特殊性，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不同参与者协作的网络和方式，以及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与其他产业存在差异。
    （一）新竞争优势的来源
    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承认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都应选择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进行培育和发展。由于主导产业的更替、贸易模式的调整，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也不断变化。（见表1）
    表1 不同发展时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各国生产具有要素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行国际贸易。20世纪中叶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产能，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不断提高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分工模式将主要依托于数据信息交互实现数字协同，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数字经济产业分工需要依托的关键性要素禀赋、市场范围大小、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
    从要素禀赋看，数据和复合型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是传统贸易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在全球化发展阶段，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要素流动更加便利，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成为更重要的投入要素。当前，即便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情况，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企业家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成为很普遍的现象，通过跨国投资和全球布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专属性也在降低。与此同时，区域间新的要素差异也在形成：一方面，数据要素的价值不断被挖掘和开发，“变现”能力增强，掌握数据意味着能够更好地控制数字经济产业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自身发展以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需要人才支撑，领军型人才和人才团队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和人才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产业分工最关键的要素禀赋和竞争优势来源。理论上看，相对于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资源，甚至与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比较，数据和人才要素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且专属性较弱，这将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个国家和地区是能够通过政策性手段聚集关键性要素的，这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全球分工中能够抢先布局获得先发优势的重要原因；由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更强的虹吸效应从欠发达地区获得数据和人才资源，再次拉大区域间发展差距，形成数字鸿沟。
    从市场范围大小看，产业“有效半径”能够扩大至全球。无论是传统贸易还是全球化发展阶段，都必须要有很好的运输条件才能使工业产品运输到更远地理距离的市场，同时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和中间品，这是造成沿海地区往往也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外向型较突出地区的重要原因。“有效半径”是区域产业布局的重要理论基础，只要产业发展建立在实物的运输和人的交流上，都存在一个最佳的市场半径。相比较，数字经济依托数据的交流，对实物运输依赖性较小，通过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能够向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并且，不同客户在距离上的差异不会造成明显的成本差异。这一现象使得数字经济有更强的聚集性，发展基础和条件更好的地区能吸引更多的数字经济企业入驻。
    从产业配套基础看，更好的能源资源供应能力、产业配套能够促进产业的聚集，形成规模经济，这对钢铁、化工等流程型产业的分工布局非常重要。随着分工更加细化，很多产业经历了产业链的水平解体或垂直解体，或两者兼有，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让位于供应链体系。如，我国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发挥了规模经济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有全球最完善、反应速度最快的电子信息供应链体系。而数字经济发展依托于当地的数据计算能力、储存能力、传输能力的大小。数字经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是虚拟化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某种意义上说规模经济无限大，但是对数据处理（包括运算、储存和传输）的要求非常高。因此，高速信息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是一个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最重要的配套和基础设施。
    （二）协作的网络和方式
    分工就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同参与者之间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协作模式，才能实现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行。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若干次分工协作模式的调整，如在以电力应用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垄断公司和巨型企业陆续出现，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逐渐出现大型公司的垂直解体和水平解体。在分工基础上，数字经济各参与者之间打破传统技术关系范式，逐步构建新的适应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协作网络，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协作呈现平台化和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从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短视频、共享交通等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领域研究可以发现，数字经济通常都会以平台的方式实现要素的聚集和整合。在一个新兴业态出现的早期，往往会出现众多平台，每个平台的功能相对较少，只能为较少的用户提供比较单一的服务，随着平台间的竞争，以及新的需求不断被挖掘，在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共同作用下，平台的数量会逐步减少。平台设计并构建数字经济业态构架，提供基础的数据服务，一般采用开放的模式吸引各种参与者聚集。一些观点认为，电子商务、共享交通等数字经济平台并没有创造真正的供给和需求，只是改变了传统的供需匹配过程，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数字经济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替代了传统的供需对接渠道，但同时也激活了更多的资源要素和潜在需求，并且后者规模巨大。如，2018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金额超过3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8%。在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促进下，我国居民消费在2005年后增速明显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对缓解产能过剩、去库存、消费升级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数字经济平台一方面链接各种数据资源，另一方面为各行各业输送处理加工的数据，可以说，数字经济的生态系统以数据为基础要素，但平台才是生态系统的核心。
    作为一项使能技术，数字技术除了自身形成数字经济，还能够在几乎所有的其他产业部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数字经济的核心参与者（主要包括数据企业、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硬件制造企业等）与其他行业的参与者之间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数字技术与商业的融合比较成熟，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领域。近年来，数字经济与社会管理的融合程度也不断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大大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效率。由于行业间技术特征差异大，数据的专有属性较强，农业和工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难度大，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尚未出现具有通用性的融合模式。
    （三）价值的创造和分配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价值创造：第一，数字技术、数据信息的应用提高了经济运行体系中原有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这是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信息化改造是近二三十年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方向，数字技术的使用几乎促进了所有行业和领域的效率提升，5G、人工智能、量子通讯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将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推向新的高潮，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远未结束。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entre，IDC）的分析报告，到2022年全球GDP的60%都将实现数字化，每个行业的增长都是由数字化增强的产品、运营和关系驱动的。第二，数字经济自身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新兴产业，产生新的价值，这是数字经济的增量效应。目前，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成为数字经济重要支柱，不断涌现的内容产业业态创新，其本质也是基于数据信息的价值创造。2018年，全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454亿美元，增速远远超过能源、汽车、化工等传统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几乎每年翻倍增长，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10］
    数字经济价值创造是对数据等投入要素的知识价值导入，属于高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如劳动力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土地需要经过耕种和处理、资本需要集中和分配、企业家需要成长、技术创新成果需要转化一样，数字经济中数据信息等投入要素自身并不具有价值，没有经过加工的数据既不会产生价值，也不会提高效率，更不能参与价值的分配。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和参与分配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数据要素的创造，自然界、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国家、城市、个人都在无时无刻发生变化，将这些变化记录下来便形成数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升级使得数据要素创造的成本越来越低，覆盖面越来越广。［11］第二，数据要素的传输与加工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一步，原始数据将转变为能够被直接应用的生产要素，一般由专业的信息化公司或机构完成，不同参与主体间的流程、方式和效果存在区别，这也决定了同样的数据资源最终能够产生多大的价值，并以多大的比重参与价值的分配。第三，数据的价值创造，根据不同需要，经过加工的数据会传输给组织和个人使用，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或者直接创造价值。第四，数据参与价值分配，数据的所有者从效率提升和直接价值创造中获得收益。
    相对于价值的创造，数字经济价值的分配面临更多障碍，也存在一些问题。数字经济部门对价值增量的贡献测算很困难，同时价值的分配受数据垄断的影响存在不公平和不合理。数据价值的衡量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数据的产权模糊不清，收益是属于创造数据的一方还是数据应用的一方，还是多方共同参与分配，各自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目前，具有垄断势力的环节——通常是数据的传输和处理环节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容易造成价值的分配不公、数据资源的违法使用，不利于数字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四、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和劣势
    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大、发展成熟，数据资源全球第一，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丰富程度位居世界前列，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总体看，基础条件位居世界前列，并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短板、制度缺陷，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数字经济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发展风险有所提高。
    （一）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优势
    1.互联网产业规模大、发展水平高。我国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在全球互联网企业排名中位居前十；在全球上市互联网公司排名前30位中，中国有10家企业入围。在新兴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成功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的转变。如，我国在5G全产业链研发、生产制造和应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较强的优势；人工智能研发、产业化和商业应用已形成中美两国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在发展初期凭借人口红利迅速成长，但在发展过程中坚持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软实力不断增强，在一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移动支付系统，在用户规模、安全性能、运行效率等多方面引领发展；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抖音（国际版本为TikTok）是2019年全球智能应用下载的第二名，同时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视频分享平台，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快速占领巨大市场。2019年全球APP月活跃数据显示，排名前十款APP中，我国占据六席，游戏APP月活跃用户数排行榜的前五名全部来自中国。
    2.人才储备量全球领先。数字经济是高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储备规模和水平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以极高筹码抢人才。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技术岗位成为薪酬增长速度最快的岗位，充分反映了人才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00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加强了数字经济相关学科建设，成为培养计算机、自动化、信息管理等专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两个领域。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拥有最优秀的场景设计技术团队及市场营销和数据分析团队。华为、阿里巴巴达摩院在人工智能、5G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研发领域的人才储备量在全球领先。
    3.数据规模庞大。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产业体系最完备、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还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全球领先的国家，是名副其实的数据资源大国和强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我国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2018年约产生7.6ZB（1ZB≈1万亿GB）数据，到2025年将增至48.6ZB。相比较，排名第二的美国2018年产生约6.9ZB数据，2025年将增至30.6ZB。也就是说，2025年的全球新增数据将有近30%来自中国。我国还拥有全球最长的光缆网络，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移动电话用户数量，4G基站数量超过全球一半，人均享受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通信村村通、电信普遍服务等工程全面建设使我国成为全球信息通信服务覆盖最完善的国家，边远地区也能同大城市一样共享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成果。在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发展加速，数据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要素，具有“通货”的性质。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产生的数据量不仅规模大，且数据的创造和利用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态势。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新兴产业发展加速，以及在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得到应用，需要“吞噬”大量数据作为其自主学习和进化的养料，［12］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数据规模庞大、覆盖面广、品类层级多样化，具备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的优良条件。
    4.数字经济场景创新资源丰富。场景创新是数字经济产业链上重要的环节，在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如果作为制度创新的场景创新是相对滞后的，将难以配套技术开发成果，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场景的缺失，因此，成熟场景的创新体系也是数字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和产业规模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数据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同时也奠定了数字经济场景创新的市场基础。超大规模市场、繁荣经济活动和大规模数据采集是成功的场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我国正处于经济深度转型阶段，企业、政府社会管理、个人都在通过新的数字技术解决问题并创造新的效用，不断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运行范式和消费偏好。因此，我国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场景创新热土，近几年全球涌现的新的热门场景几乎都在我国得到最成功的应用。
    （二）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的劣势
    1.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存在短板。虽然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在全球居于前列，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短板也非常突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依赖的高端芯片、传感器等元器件与美国等领先国家还存在代际差；第二，工业控制、芯片设计等基础工具类软件基本依赖进口或授权使用；第三，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不足；第四，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新的研发成果转化能力较弱。如，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在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算架构及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呈现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开源技术和相关生态系统影响力较弱。
    2.复合型人才紧缺。尽管我国教育水平、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但仍然不足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我国信息化人才缺口在1000万人以上，合格的大数据人才供给不到市场需求的20%。从人才结构看，传统IT、计算机领域人才较多，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在具体的行业应用上，同时掌握数据信息知识技能并了解行业技术特征的复合型人才紧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发现，即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人才集聚的城市，数据产业的发展也面临人才不足的窘境。从总量上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与教育改革跟不上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的速度，在原始创新、开创性创新等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的领域，复合型人才紧缺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顶尖人才基本依靠输入。
    3.数据开放度有限。我国数据资源丰富、数据产业发达，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并最终参与分配还面临一些体制障碍和技术短板。在数据创造环节，政府主导的数据采集模式的弊端是数据资源的开放程度有限，使得数据获取成本高、收集范围窄、分析形式单一，并且缺乏共享渠道，不同政府部门的标准和口径不同，数据资源量大质低，可利用价值有限。大量数据资源处于“休眠”状态，不能创造价值。此外，还存在数据安全保障力度不足的问题。信息化放大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对“隐私”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个人信息泄露时有发生，不断出现出售个人信息或利用他人信息进行违法活动的恶劣后果。数据安全保障力度不足既有数据保护技术不够成熟的原因，也有相关制度缺失的原因，应尽快建立完善数据采集、转移、使用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
    4.场景创新领域较窄。我国数字经济场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口和产业规模红利，场景的原始创新较少。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创意和框架设计都是模仿国外同类应用。我国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领域不够广泛、应用程度不深。互联网、金融和电信约占国内数字应用市场的70%，交通、医疗、教育领域近年来数据应用有所发展，但比重仍然很低，大多数行业数据应用仍处于浅层信息化阶段，数字化转型水平参差不齐。如，制造业作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概念已提出多年，但数据生产要素参与制造业生产并创造价值的能力仍然较低，智能制造仅限于若干示范工程，制造企业信息化大多停留在办公信息化阶段。
    5.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的不利影响较大。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刺激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和技术政策，这对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不利影响，而对我国这种影响更加巨大。虽然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在部分领域发展水平居于领先地位，但在高端和关键环节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仍然存在。如，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对美国技术授权和高端产品出口依赖较大。2018年，美国掀起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我国高端集成电路、基础设计软件、高端生产装备研发存在明显短板，产业链集中中低端，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制造出口，另一方面扶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剧我国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并利用专利、标准，以及其他非正常手段对我国企业的自主技术研发、全球要素布局和全球市场开拓进行干预，严重影响我国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分工步伐。如，美国在2018年上半年先后对中兴等44家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实施了出口管制，随后又将华为列入管制名单，虽然经过努力大多数管制并未真正实施或不断延期，但美国仍然不断制定本国技术政策，包括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在内的多项前沿技术被限制转让给我国。
    五、巩固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分工地位的政策措施
    总体看，我国数字经济相关产业起点高、发展快，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技术、场景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有很强竞争力，是我国实现对发达国家赶超最成功的新兴产业部门。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也较为突出，要在国际竞争中巩固并进一步提升领先优势，就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以创新引领数字经济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
    针对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增加投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完善数据创新链、产业链。政府科研资金要有的放矢，集中投入到基础研发、原创研发和前沿研发项目。激活企业科技创新活力，鼓励数字经济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间的项目合作和人才交流，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竞争力。提高技术研发开放程度，积极开展与国际领先科研机构合作，参与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讯等领域核心技术研发项目。
    （二）进一步挖掘我国在下游应用的市场潜力
    加强数字经济与下游应用市场对接渠道建设，巩固我国数字经济在场景创新和市场开拓上的优势。以人工智能、5G、无人驾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化、商业化为依托，重点挖掘工业智能化和智慧农业的潜在市场，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创新，扩大数字技术应用范围的同时倒逼数字经济上游技术研发、工艺改进等方面补齐短板。
    （三）加强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
    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信息化基础设施，巩固数据大国、强国地位，注重专用数据网络建设，重点推动工业互联网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数据标准的统一和推广工作，扩大工业大数据创造和采集规模。打通政府部门间数据壁垒并向社会公开，完善政府数据协调机制，稳步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推动数据确权立法，加强数据产权保护，打击数据盗用等违法行为。注重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个人和私有数据严格受到法律保护。
    （四）培养重点领域复合型人才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高校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加强数字技术相关课程学习体系建设，使学生具备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数字经济在各领域的应用创新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应将教育重点环节由课堂教育延伸到职业培训，以专业化、定制化、细分化的职业教育来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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