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制造强国的产业政策调整

    一、何为制造强国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间竞争或产业间竞争，主要是讲国家间竞争，不能讲企业间竞争。相当于“竞争力”概念，经济学中关于“效率”的概念更为清晰。国家间竞争的整个理论图谱，大家在各自的赛道上竞争，看谁的效率更高，这可能是我们主流经济学描述的国家间产业竞争的场景。但是在中美大国博弈的情景下，有直接对抗的，并不是在各自的赛道上进行效率的竞争。
    当我们整个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问题场景发生了变化以后，对于一些问题的一系列的理解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的强，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认为，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传统的行业包括高技术的行业，如果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并不是美国核心的国家能力的载体的产业，不管是全球生产网络还是全球创新网络，断链的可能性小。未来的断链发生主要可能在战略必争领域：一个是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经济增长领域的通用目的技术产业，现在美国打我们的移动通讯，还有一个是未来产业。
    这样的产业，确实存在着跟美国的脱钩和断链的风险，怎么实现强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呢？现在在政策和学术界，基本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的是补短板的问题，如果是补短板，就是国产替代，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可能会走入一个矛盾或者冲突，如何兼顾自立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有这样的判断，如果完全脱离了全球生产网络，我们的技术进步的能力路径可能会被破坏。关于强的另一种思路是筑长板，中国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要替代，而是要构建起来我们自己的优势，这样能跟美国有相对平衡的谈判地位或者是博弈地位，目前为止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透，我觉得还要增加一点：非对称竞争优势，加上以我为主的市场和产业生态。
    一方面构建起来自己的竞争优势，开辟新的技术路线；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内市场一定要像中间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国家要开放，我们的市场一定要开放，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我们既主动，同时又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的格局。比如移动通讯的5.5G和6G，美国一定会跟中国脱钩形成去中国化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自主的标准和中国本土的国内市场，一定要向中间性的国家开放，牵引欧洲来嵌入在我们的体系当中，一个比较理想的格局是，美国为主的创新链和以中国为主的创新链，以欧洲为主的中间性国家同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取得战略平衡，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不管是移动通讯还是集成电路，利用中国自己的车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国内大市场的需求，拉动FDSOI、三维晶体管及芯片架构等新市场的，在新市场形成中国和欧洲市场的格局，这是理想的状态。
    传统的替代战略是不一样的。从竞争位势来说，短期不那么被动，长期并没有解决主动的问题。后一种战略根本上赢得主动，与全球创新体系可以兼容。以中国的市场赢得中间性国家的战略平衡，产业政策的组织和思路也不一样，第一个战略各个部门都要负责赶超，我们中国所有的政策部门，发改、科技、工信都是负责赶超的，但是所有的部门负责赶超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没有朋友。非对称战略跟传统的替代战略不一样的地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最重要的竞争战略会变的重要起来，当有权衡的时候，战略的核心是选择，只有构建非对称优势而不是全部替代的时候，战略才变的重要，在产业政策研究里，产业竞争战略是没有位置的，但是我觉得在竞争情景下，产业竞争战略主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传统的产业政策研究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
    二、中国式的创新体系
    如果中国有一天成为强国的话，一定是创造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可以看一下，几乎任何国家在历史上，在工业史上都是这样的，德国工业化贡献了企业研发中心组织模式，美国贡献了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现代公司制的出现不是出现在美国，但是成熟是在美国。我们假想2050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强国，回头看，中国一定是贡献新的技术，也贡献了新的产业组织的模式，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产业组织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虽然我们强调核心的能力，一定是组织的独特性，但是有一些一般性的东西是无法跨越的。Block和keller的研究，一直在引用美国的突破性创新的主要的来源是国家实验室、国家的公共研发机构，而不是企业。但是我觉得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个研究的解读是存在偏颇的，我们反而要思考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出现在公共研发机构，但是最后能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结合最近的研究，对美国的创新跟中国的创新，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美国的创新更像接力赛，而中国人的创新更像是一个创新者要从头跑到尾，美国为什么创新的种子能够从国家的公共研发机构转化到企业，最主要的创新机制是学术创业。在中国最主要的是公司的创业，包括从公司分裂出来的创业。
    美国通过学术创业和公司创业，把技术基础研究的种子不断的转化，最后变成他的产业竞争力，技术创新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中国技术市场和背后还有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所以最后变成一个创新者要从头跑到尾，这样很难做出来像ChatGPT、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长期的去转移转化的技术。如果要成为创新强国的话，不可能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实现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知识产权保护以后，我们的技术市场才可以形成，这里不是现在讲的市场技术交易所，我说的不是狭义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知识产权的转让许可收购，之前做过软件的调研，最后调研的一些软件公司，他们反映最大的问题，当做出来好的软件之后，就会被中国的大公司以流氓的手段复制同样的东西，把这个公司挤死，如果是这样的竞争生态，那些小的公司就不愿意去创新。
    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强国，我们的创新体系的载体首先要具有一些一般性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的国家实验室等等。现在我们国家的实验室依托地方政府，很难想象这样的机构会完全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包括共性技术研发机构，是以公司制的方式组织的，我是完全反对这种模式的，因为公司制的模式，确实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注定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共性技术。
    但是中国有可能创造一些独特的东西，比如说专精特新，现在一讲到好像就是德国和日本，但是还有一种模式是美国的模式，美国同样有大量的做底层技术的专精特新的企业，美国模式和德日模式非常不一样，德日模式是典型的家族企业，他们的核心能力是技术诀窍（knowhow），产业链是合作型的，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而美国的专精特新的企业，比如说集成电路，也是专精特新的企业，甚至某种意义上intel都是一个专精特新的企业，但是美国专精特新企业的模式不是这样的，它技术架构是高度模块化的，能力更多是knowwhy不是knowhow，中国的专精特新反而不是德日模式，中国的产业链更像美国，企业间关系更像美国高度竞争性的供应链。
    中国又会跟美国非常不一样。我认为中国未来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不是美国独立的公司，而是一体化大企业下面的专业化的企业，其实我们整个亚洲国家，不光是中国，包括日本和韩国，我们的企业的特点都是高度多元化和一体化的，华为也是这样，仍然是一个要高度的利用内部市场的企业，这个也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外部市场相对低效一种战略反映，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化内生出现了组织形态，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将来的专精特新，并不是德国日本的模式，反而是美国加上一体化的大企业下面的专业化的企业，至少在我研究的高铁和移动通信中是成立的。
    三、关于制造强国中的举国体制问题
    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移动通信很多研究是对移动通信的赶超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赶超，但是显然中国赶超。美国从来不缺领先的公司，从AT&T，到后来的摩托罗拉，到高通，到intel，到今天的芯链，美国一直不缺，在移动通讯领域一直不缺技术领先的公司。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与中国的产业技术标准的统一组织体系的竞争面前，确实是失败了，或者更严格的说，是在产业层面失败了，更严格的说在产业层面暂时失败了，暂时落后的。应该说，高铁、移动通信是举国体制典型。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重大专项生物医药的项目，但是生物医药不是很成功，我引一个经济学家的数据，全球市值最高的20个科技公司里，中国有4家，但是在全球市值最高的生物医药公司，中国一家没有。这表明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我们是比较落后的，甚至是非常落后的。举国体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认为举国体制更适用于大量的创新主体需要进行一致行动的场景，而市场经济，技术市场的大规模试错的模式，更适用于需要市场快速的迭代，多技术路线的场景。
    所以，如果接受这样的基本逻辑的话，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产业的技术范式构建不同的技术体制，虽然平时都统称数字经济，但是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或者是ChatGPT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工业互联网，包括车联网需要形成全行业标准的。这样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适用于举国体制。另外，像生物医药的公司、软件的产业，就会更适用于大规模试错，可能不适用于举国体制或者是产业总体来看不适用于举国体制，如果我们成为制造强国的，一定是找到各种体制的边界，能够包容各种产业的发展的模式或者是制度。
    问答环节
    陈柳：您讲的第一点，关于我们中国要更加注重于在非对称战略。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美国跟中国的科技竞争当中，找到了底层的逻辑：以芯片为代表的底层技术、底层产品来对你进行打压，这个时候我们发挥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长板优势的时候，就涉及到底层技术底层架构。现在中国做的比较好的长板的领域新能源、动力电池，涉及到的一些高精度的芯片或者是底层技术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一旦高要求的底层技术限制的话，我们是不是在非对称领域，5.5G、6G的通讯领域进行打压，我们的非对称战略是不是实施起来也非常困难？
    贺俊：我补充一下我的观点，管理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说：组织追随战略，先有战略然后有组织，现在不光是战略的问题。我最近也在梳理一些国家的战略和规划，我觉得至少在国家的文件的表述中，我觉得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组织没有跟上战略，我们现在所有的部门都是负责赶超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负责赶超的，而且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我们还要哪个部门要赶超，不光是一个战略认识的问题，我觉得更大是组织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整个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组织体系要重构。
    第二，我觉得您讲的两者之间不矛盾。比如说在芯片领域，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芯片领域，其实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中立的趋势是有加强的，跟2018年、2019年的移动通信，当时欧洲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信息安全的背景下，欧洲有点一边倒的趋势，后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以集成电路为例，现在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替代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替代的问题，甚至光刻机可以做出来以后，你的芯片不一定有竞争力的，最后是一个综合集成的问题，像华为的芯片一样，最后的核心能力是集成，是一个以我们本土的独特的需求和大规模市场需求，来牵引力的产业综合能力的优化，我们可能在每一个环节都不是领先的，但是最后集成起来以后是最优的。
    第三，以我们中国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新的市场需求，包括无人驾驶汽车，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是一些新的市场需求，对于产业的综合的集成能力，新的技术路线的开辟创造了机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向欧洲的产业链开放，而不是替代别人，美国要跟中国脱钩战略为目标的，但是欧洲不是这样的，欧洲在政治和利益之间寻的一个平衡，我认为欧洲讲利益的，关键在我们自己利用本土的需求牵引起来新的技术路线，产业体系以后，我们的市场产业链要向别人开放，这是关键。
    讲演和问答内容来自于长江产经智库2023年4月“双月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