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中如何运用制度和技术实现经济转型

    （本文系贾康先生受邀在深圳市福田区区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报告会所做的专题报告）
    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到福田区向各位汇报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被中央表述为战略方针的重要问题，谈谈我们形成的具体看法。
    在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容之前，作为研究者我认为首先需要勾画一下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第一个角度是在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最高决策层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首先表现在三中全会形成的全面改革顶层规划式的60条文件这样一个总体配套部署，到了四中全会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配套改革，推进到实际上从司法改革切入而必然要拉动整个行政架构改革，而且也会结合着宣传并不直接表述、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全面覆盖框架。全面依法治国涉及的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必然要把经济、政治方方面面做一个配套改革处理。而到五中全会，在三中、四中全会这样一些全面改革部署基础之上，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发展新理念，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这些概念过去都强调过。五中全会是把这样一些基本的发展理念合乎逻辑性的系统化，提出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以它带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而落到归宿上，是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我们现实的共享发展。这些大政方针一步一步清晰化了，里面的一些关键词，首先是三中全会“60条”浓缩简要的概括就应该提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表述可以简称现代国家治理。管理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掌控这样一个架构，而治理更强调政府和非政府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来实现包容性发展。要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这样的一个治理概念很有深意，联系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方面我们怎么创新的问题。前面冠之以现代化的趋向，更是中国在鸦片战争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以后怎么改变落后状态，真正走向振兴中华，怎样贯彻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个基本战略趋向的重申。现代化趋向上，中国人民在前面经历种种挫折，鸦片战争那个百年之内，一直走到甲午惨败和在这个刺激下的100天出头的戊戌维新，但仅百天出头便归了失败。
    再往后面是上个百年里三件大事：，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以“走向共和”形成当时明确的共识，还伴随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走向现代化。但实际的发展是中国很快落入了内乱、内战，还有外族入侵。到第二件大事发生，简单地说终于我们有了一个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这样一个基本框架，就是在中国主要版图上，摆脱了内战和外部强政干涉，在民族国家框架之上我们一旦站稳，就可以转而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以“一五”时期为标志寻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发展起来。由民族这个框架而支撑这个发展，也就是要解决民生的问题，当然也会带来民主法治建设以解决民权问题。但是我们这条路仍然是走得非常坎坷的，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到了第三件大事发生，就是改革开放。在传统体制下已经明确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趋向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我们现在看来这条路有可能越走越宽的“三步走”这样一个通盘设计，其中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我们现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概念之下，所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就是要在十八大之后在继往开来的路径上使第三步横跨50年，半个世纪的这个过程，使伟大民族复兴能够如愿地实现，即达到“中国梦”的愿景。
    这样的核心理念或者跟着的是“60条”里多次出现、多次强调的“现代国家治理必然要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这样一个逻辑链接。文件中伴随着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终于把小平南巡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里市场应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在汉语语境里说到位了，那个时候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终于又被老同志所称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南巡来促成我们明确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当时也只能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60条出来明确表述的是“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重大突破，习总书记有长篇的说明，解释为什么在文字上做出这样的表述，核心的概念就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十八大提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去促使我们在这个改革中完成攻坚克难。
    当然，改革中处理的核心问题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后面紧跟着的一句话就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发挥作用呢？从概念上来说，前面已经有决定性的市场机制，后面政府充其量总体而言应该就是辅助性作用。而要把它处理得好，其实还有挑战性的任务。比如我们现在观察在这个现代市场体系中，关于政府和市场过去我们的认识已是各行其道，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划清各自边界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但似乎新的阶段中这个思维已经不够用了。比如我们现在这几年主打的一项创新是政府和非政府的企业、社会资本，要以伙伴关系一起做事的这样一个框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连片开发等等重大的投资事项，这个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过去我们已经接受了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基本理念，有人问现在怎么我看起来PPP里面政府裁判员、运动员的身份一个都不少？我的解释是这体现着我们在政府、市场关系认识上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原来所说到划清边界，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即政府不可过多干预，要让看不见的手充分起作用。但是最新的挑战性的任务，是要在发展创新的新境界上，使我们政府和企业找到包容性发展的共赢式新机制，到了PPP这里面，它的新的境界是在整个流程阳光化的伴随条件下，使各个环节政府到底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可以合理定位。必须说清楚，在政府作为PPP伙伴一方和也是伙伴的企业签订合同：开始进行一个PPP项目建设之前的各个环节上，政府显然有它裁判员的身份：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如我们深圳也好，福田也好，这样的重大项目建设必须放在一个通盘规划中间作合理的配置，这个整个国土开发的规划当然应该由政府牵头形成，这是不可能靠市场主体和企业基层单位以试错法形成通盘规划或者合理结果的。牵头的政府手上是有公权的，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当然这里面有裁判员的身份和色彩。而这些项目要配具体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的牵头、制定、实施又是依靠公权，政府当然在这里面有裁判员的职责，但是具体一家地方政府一旦走到和企业一起签字，共同以伙伴关系方式来做工程建设的时候，我认为政府就是非常明确的运动员身份，这时候裁判员到哪里去了呢？裁判员的身份实在法那里，双方签字生效的PPP建设项目全程是由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合同法和相关的其他法规）约束的，所有伙伴合作关系的各方必须一起守约履约。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如果违约，那么都是由法律要给予约束，实施问责的。这时候裁判员很明显在法上，这个法律就是来贯彻总书记所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笼子是法治的笼子。因此政府的裁判员、运动员身份于PPP创新中在各个具体环节上的定位是合理的，但是显然是在“否定之否定”之后我们在一个新的境界上来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寻求现代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发展、共赢的发展，这些问题要处理好当然就带有明显的挑战性。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关现代市场体系中央60条文件说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这又是一个有非常深远影响的改革重大要领。至今这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我们认为混合所有制实际上讲的就是在一个一个市场微观主体内部的产权结构中，要充分地让公的股、非公的股，国的股、非国的股混起来，这又是一个引领微观主体包容性发展的治理结构方面的进步。PPP天然就会对接这种混合所有制，它天然在政府这一方不想“一股独大”，天然就是政府动机在于少花钱多办事，少持股而发挥乘数效应、放大效应，引致民间资本把这事情做成，这是他出政绩，这是他把事情做得漂亮。这样现实的改革进展实际上是要解决在中央过去已经强调股份制的重大意义。表示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之后，社会上方方面面还存在明显的困惑，动不动“一股独大”，在四万亿政府投资启动之后动不动争议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进退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很容易贴标签上升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中央60条就是要淡化这种贴标签的思维，把混合所有制带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合成一个共赢的过程。这样的现实意义、深远意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握，一定要解决好在实际生活中怎么进一步推进这个改革的问题。
    跟着，第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依仗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分配系统的财政制度必须现代化，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财税配套改革的问题。所以，60条发布之后，中央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配套改革方案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面跟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多项改革方案。到了四中全会，配上的是全面法治化的“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的“现代发展理念”。这几个关键词链接之下如果再做一个浓缩恐怕就要说到现在方方面面还在不断讨论的有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个全面是2020年要全面小康，这是已经做出的庄严承诺，现在进入关键决胜的阶段。全面小康必须伴随着第二个更重要的要求即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有中央明确的时间表要求的。这个全面改革的决定性成果才能使全面小康的意义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因为全面小康实际上只是我们现代化第三步走的一个中间节点，是要提供一个新的踏板，在全面小康后面跟着要形成发展的后劲，使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连通“中国梦”，这个后劲一定要靠第二个全面，就是全面改革、解放生产力来形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第二条，全面小康即使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两个全面跟着的，又是必然要配套的，从经济改革扩展到整个全方位改革，包括要攻坚克难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我们执政党要形成王岐山同志所说到的合法性（就是他和外国著名专家讨论的时候接过学者的话语来提到的概念：这个合法性不是讲白纸黑字规定共产党执政合法，而是讲所谓历史造成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不能在人心向背、老百姓衷心拥护你的执政地位这种自然法概念上形成他的合法性），那么别无选择，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当然这个艰巨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所谓苍蝇、老虎一起打从本质上说其实不应该认为只是追究一些出问题的官员的责任，本质上是要以治标换治本，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的境界。治本的制度建设要能够保护我们体制内的人员，能体现对于体制内必然要结合的一部分社会精英的人文关怀。我们还得做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四个全面，以及我们在这四个全面框架之下所追求的那个现代化境界。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后面合乎逻辑地必须推进到作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它的决策线索。
    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态势，经济社会运行上这些年发生的明显的阶段转换。把近年的龙头指标GDP，社会生活必须关注的重要指标物价（以CPI做代表），还有政府发挥作用必须处理好的财政收支等等，这样一些基本数据拢在一起以后，我们首先看直观的运行基本情况：2010年我们还有当年报出的10.4%的增长速度，那是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站在两位数的高速位置上。这个10.4%的高速，和前面三十年算总账年均9.8%这个高速增长阶段是一致的，特别跟小平南巡以后这20年算总账是10%以上的高速，完全是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2010年的10.4%高速状态，就是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2010年过后，2011年决策层清楚地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有，但是矛盾凸显期特征来了，经济社会中种种的矛盾凸显使决策层不得不考虑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把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要有意识地调低一些速度，追求转变的实际效果。2011年考虑再往后发展的指导方针时，明确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稳中求进”，这被称为稳字当头，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稳字当头的情况下，2012年我们一开年在自己主动“破8”，不再提年均8%的增长目标，而只提7.5%，当年的现实生活马上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一季度的GDP一下又下滑0.8了个点，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这只是整个困难阶段的开始。
    2012年我们经过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稳中求进”四个字浓缩为三个字的“稳增长”，6月间动用最主力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降低利率，相隔28天两次出手，这样的稳增长使2012年出现了一个“前低后高”，全年站在了7.5%的上方，当年报的是7.8%，以后调整为7.7%。
    2013年继续是前低后高—当时已经开过十八大，按照原来一般的预期，2012年稳增长的后果是后高，四季度已经有了7.9%的增长速度，那么2013年开局应该至少在8%或者8%高一点儿这个位置上继续往上走，没想到开局又来了一个前低。经过努力之后，2013年后面又有“后高”的表现，合在一起站在7.5%上方的7.7%水平上，也就是在这一年，地方政府企业感受到的困难更明显地形成了社会上的不良预期和焦虑，而李克强总理针对性地提出了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只要经济运行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个“区间”的概念明确下来就是在2013年。克强总理所说的这个话，当然给了大家一个预期或前瞻判断，不要指望决策层轻易考虑再来一轮四万亿式的，或当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用长期国债资金大规模投资式的扩张。对运行区间大家更多地要注意上下限—上限是继续关注物价，下限主要关注的是GDP跟GDP所表现的经济景气所能给出的就业水平。克强总理说的区间概念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大家必须认识“三期叠加”这样一个阶段到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速度往下调；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方企业要在尽可能忍受困难的同时寻求升级版，渡过阵痛。还有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不要轻易指望再来一轮强刺激扩张。当然，这里面也暗示：如果真的感受到击穿可接受底线的那个威胁出现的时候，决策层一定不会不动用一些特定的方式把运行托在底线之上。而这个底线最主要的判断，就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观察下来，这些年经济一路下行的过程中，我们的就业还完成的相当不错：这几年速度已经一降再降，今年上半年已经落到了7以下的6.7%（我们今年速度区间提的是6.5%-7%），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倒算账，“十三五”期间必须托在6.52%年均增长速度之上我们才能兑现2010-2020年人均GDP再翻一番的全面小康这个指标的底线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下来，每年我们跟过去一样提出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是一千万，但实际上都完成在1300万以上。换句话说，中国GDP新增百分点按每个百分点就业方面的贡献计算已经翻倍。当年10.4%之前还有曾经高达14%高位的2007年的表现，如果按那段时间说，一个新增百分点所能支撑的大概就是一千万里的1/10，即100万个新增就业。现在是六点几，还能支撑1300万以上，每一个GDP新增百分点所给出的就业贡献，是接近200万了，这当然表现出经济结构确实得到了优化——大量的小微企业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服务业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指标上可以得到印证，全国的市场主体的总数现在是差不多七千万个了，服务业、小微企业总体来说是轻资产型，可以更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另外，和我们一再强调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显然都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是一个在“区间”概念之下我们看到的决策层所说的底气跟定力主要是依托于就业的观察。
    2013年有了这一认识之后，学术界已经明确形成共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台阶已成定局。所谓潜在增长率就是经济运行既无通胀又无通缩，这种状态下它应该表现出来的增长水平。我国的PPI就是制成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50多个月负增长，但是我们CPI还一直是正增长，这段时间表现得还比较可接受。权威人士的说法是我们现在既不认定有通缩，也不认定有通胀，还要继续观察。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可接受的区间运行，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是微刺激、稳增长，当然要配合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稳增长后面要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护生态，防风险，其实还要加后劲儿。三期叠加后面最关键的是，能不能配上十八大以后部署的改革实质性推进的推进期，“三期加一期”形成我们渡过阶段转换而达到一个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样一个转换任务。这样的追求，体现在2014年总书记接过了学者们的话语明确表述“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直观地讲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转换，“新”就新在这里，但是新了之后还得“常”，这个“常”我们还没有实现，虽然我们“新”已非常明朗。“常”是什么呢？“常”必须是经济在下行以后不能一降再降，它要完成探底企稳，然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个平台按照我们现在量化的概念，应该就是在6.5%以上、高也高不到哪儿去的这个中高速状态。依照2014年接近年底的时候APEC会议上总书记讲话里很大篇幅讲新常态，我们可以推出三个关键的概念：第一个是中高速，新常态直观的表现就是速度增长下台阶；第二个更深刻的内容就是结构优化，阶段转变之后要企稳，然后进入常态，必须是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起来的升级版的增长平台。我们现在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必须追求这个“常”，相对稳定形成一个增长平台的状态，这个中高速增长平台至少我们得争取让它运行八年、十年吧。林毅夫教授说到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可能性，很多人都认为他说得太乐观了——他也是有他的一套论证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太在意到底是8还是7，在“十三五”剩下的时间段里6.5以上我们就可以达到全面小康，6.5或者6.5以上或者6.5左右这个状态，可以认为就是中高速，这个状态关键是要匹配上质量升级版，结构优化，这样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就可以变成实际的过程。所以，到了2014年新常态明确形成官方概念之后，进一步的要求就是不光要认识、适应它，还要引领它。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涉及的第三个关键概念，即总书记讲话里反复强调我们主观能做的事情是创新驱动，唯改革创新者胜，到了现在这样改革的深水区，好吃的肉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一动就是各种各样的困难，千难万难中怎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能各位领导有直接的感受。现在那种学术上所说的只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所谓帕累托改进，基本没有空间了，你只要一动，一定会有触动既得利益的方方面面，事情非常难做。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改革深水区现在说到的创新驱动要对接到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出整个现代发展理念。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
    与此相关的物价、财政收入等等的制约，给我们的意向就是可接受区间的弹性在降低，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深化改革撑起这个可接受区间，而是让它越收越窄的话，我们再往前面就会憋住。种种相关的矛盾问题，五中全会表述为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我们必须化解这种潜在的威胁，化解这些矛盾和风险。所以，在五中全会之前，中央已经在屡屡给出口风强调供给侧改革问题，到了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就有习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段话。
    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都有关于供给侧这方面不少的官方表述，但我们作为研究者，认为总书记十一次财经工作小组会议上的这段话虽不长（分为五句），但是已经比较完整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央这样一个谋定后动的供给侧改革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逻辑要点，这些逻辑要点是环环相扣的。从这五句话来看，第一句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怎么样，这句话实际上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绝对不会像网上有些人所议论的那样否定需求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在需求侧仍然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话强调的着力点在哪里？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必须在供给侧发力，着力加强的首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在改革上，它又表明了这在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这个轨道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当年邓小平确定的改革所内涵的市场化趋向一直推到南巡后确定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又一直推到十八大以后三中全会所说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化趋向改革上邓小平所称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就是供给侧怎么样在制度方面能够真正支撑我们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发展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解决有效制度供给关键问题，现在的新意是直接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
    有的同志在讨论的时候说感觉这样表述比较陌生，好像带点儿文邹邹的学术特点，以这样的学术用语做出这样的权威性表述，它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必要性？我的理解，中央的这个表述，就是对接到总书记几次强调的我们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这种学理支撑来实现我们决策的科学化、政策设计的优化。所以，直接把改革是供给侧的概念按照学术严谨的逻辑关系给它表述出来了。供给侧跟着的结构性也是合乎逻辑的，一旦讲供给侧，结构问题就必然跟出来，需求侧是总量问题，而供给侧是结构问题，供给侧涉及的结构问题首先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的就是我们要面对利益格局调整，要下决心攻坚克难涉险滩，啃硬骨头，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些深意其实都根据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合乎逻辑地展开来加以认识。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述，是三个概念合在一起落在改革上。再往下第三句话，是进一步要落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对于整个供给体系，包括供给侧各种要素形成更复杂的生产力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种种的现实生活中必然要遇到的结构问题，整个是一个系统工程式的问题。到了第三句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总书记说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和美国里根经济学，美国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我的理解，供给学派它确实有新意和贡献，但是过去学术界对它的评价就是它不成体系，特别是总书记很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在新自由主义趋向下的一个流派，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却并不认同。我们显然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人现在在借鉴供给学派减税主张，借鉴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我们自己要处理的问题宏大得多，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中国的全局放在一起，而且对这个全局的把握要延伸到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远视野上，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可以简单地和里根经济学美国供给学派相提并论的。
    有了这样前面三句话的基本认识之后，第四句、第五句就进一步推进到我们作为战略方针把握供给侧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首先是增强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个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又不是全新的东西，是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就已经明确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要把邓小平非常简洁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科学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可持续性的解决是问题导向，中国的矛盾凸显就是感觉到有种种不可持续的危险，资源、环境、相关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累积，这样一些威胁我们发展可持续性的不良因素的化解，要求找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现在的新意就是把可持续性问题对接到增长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问题上了。第四句话表述为这个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就是刘鹤主任在长三角、珠三角调研的时候已经给出明确概念的要解决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问题。对这个动力体系怎么认识，又联系到供给侧学理分析，后面会专门汇报我们对整个供给侧各要素怎么认识他们的各领风骚、各自贡献，而在阶段转换之后又必须在供给侧各要素的结合上推陈出新，达到新的境界。关于这个动力体系的打造，转型升级是我们创新中要抓住的一个关键点。落到最后一句话，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它表明我们供给侧改革的努力，是在原本已经推进三步走所隐含的追赶—赶超现代化战略这个思维逻辑上，应该继续追求超常规发展，
    就是咱们这么多年地方政府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所使用的“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这样的战略思维。总体来说，中国落后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为了改变落后局面，常规的发展不解决问题，已经落后了，必须要实现超常规的发展，才能从追赶到实现赶超，实现后来居上的伟大民族复兴。必须承认这种赶超战略思维它是有可能出偏差的，我们曾有“大跃进”等吃了很大的苦头，但是并不能否定这种赶超的客观的可能性以及在我们战略思维上的必要性。我们现在在“理性的供给管理”的逻辑之下，要继续追求这种生产力水平跃升式超常规发展，学术上的说法就是一个一个台阶“阶跃”式的发展，通过超常规发展，后来居上。总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所说的五句话已经形成了相当清晰的一套环环相扣的逻辑性的认识。这样的战略方针，显然体现了最高决策层经济工作中宏观指导方面的新的思维，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还有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样的研究群体是比较早就锁定了供给侧的研究方向，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意识到必须对经济学的主流成果做比较系统化的反思，而且在反思的基础上寻求从基础学理层面密切联系实际而形成新的认识。
    我们推进到“新供给经济学”这样的认识框架，已经有专著公开出版。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给决策层上送了我们的内部研究报告，得到了肯定性的批示。五中全会之前，中财办专门约请几个学者，包括我，各自完成命题作文式的内部研究报告，当时要求保密，现在过了保密期了，我所接受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这方面形成系统化的基本思路和建设性的意见。在中央明确肯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之后，对我们的研究者来说当然是鼓舞，更是鞭策，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研讨，继续为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做出应有的一些贡献。按照这样一个取向，我简要汇报一下我们从学理层面，自概念说起，怎么认识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的丰富内容。
    如果从概念来说，很多人反映感觉“陌生的”供给却并不是在经济学语言里的陌生概念，经济学在讨论需求的时候，一定要说到供给，它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经济生活可观察的原始起点，是社会由人组成，人类社会存在就必然有人的需求，就一定要得到供给，也就是要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来给出供给对需求的响应。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供需的互动构成经济生活里的循环，如果它比较合乎意愿我们评价上就是经济生活比较健康，有经济的繁荣发展。如果它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一般的评价就是负面的，即经济生活有紊乱问题，失调问题，甚至危机的问题。这样的经济生活是不是需要政府来加以调控干预？这在前面的经济学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就是政府调控是不可缺少的，而政府调控的职能过去已经意识到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总供需的平衡里面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的技术路线，过去也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对应概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经验比较丰富、套路上比较成熟的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需求管理，它的特点就是总量型的、指标单一可通约的，是以抽紧和放松银根来实施反周期操作这样一个基本方式，或者我们所称的调控方式来运作。
    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有扩大内需之说，指着眼于刺激国内需求的总量扩张，应对的是经济周期里的低迷。这种扩张或者收缩对政府调控而言是每一个年度要首先判断经济运行是处在什么样的特定阶段，如果是经济低迷阶段，政府必须通过实施增加流动性的扩张政策，抬升景气水平来给经济升温，而如果是相反处于经济高涨阶段，有过热的风险压力，则需要抽紧银根，控制流动性，给经济适当降温。这种反周期操作它观察的最基本的指标，就是总量上的所谓广义货币供给M2，它的基本逻辑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都可以接受反周期调控模式，对于所说到的政府履行职能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所把握的基本方式。这个方式成熟起来是来源上个世纪经济“大箫条”之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和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又有理论，又有实践，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普遍遵循的一个调控方式。中国在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走市场经济之路，当然也要借鉴学习这种反周期总量型的需求管理调控，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都在反周期方面做了非常明显的努力。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必须要做的一个反思就是过去比较成熟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出来了，否则你怎么解释世界方方面面信心满满的这种反周期框架仍然不能使我们的经济学界相对像样一点地对于格林斯潘所称“百年一遇”的类似于大萧条式的危机做出预测，大家都自以为认识成熟了，实际不成熟。这个危机发生之后，真正在走出危机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首推需求管理，恰恰是另外一侧的供给管理。
    我们在研究中间，就要特别强调反思的必要性，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必须做出创新式的从学理到实践通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的分析认识引出的结果就是捅破窗户纸，直截了当指出主流经济学里长期忽视供给管理这个局限性，必须加以突破，即供给管理必须更全面和深入地加以讨论。一旦说到这个概念，它的定向调控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学者的研究往往望而生畏，过去经济学主流已经形成了要公开发表论文必须建立模型，要有量化分析，需求管理的总量指标、单一指标相对容易做到，而一旦到了供给管理，模型都建立不起来，论文怎么发得出去？学者职业生涯中，高校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一个人评副教授、教授，评副研究员、研究员，这个制约是实实在在的，使研究者在这方面往往退避三舍。所以，理论上关于供给侧的分析过去还是相当薄弱的，但到了实践中我们看确实不可回避。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首先看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它在实践中应对危机的关键举措，恰恰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范围的供给管理。美国人在供给侧前面是吃了教训的：看到157年的老店、世界著名的雷曼兄弟公司资金链断裂，那么救还是不救？这不是需求管理概念，是点调控、区别对待、具体掌握重点的供给管理。管理当局犹豫之后没有出手，雷曼兄弟公司垮台，而跟着的是金融海啸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往后美国管理当局就相对果断的先后出手给花旗、两房注资，一直把这种动用公共资源的注资推到了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到了给通用注资，形成了美国反危机过程里的一个拐点，原来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心理得到了比较快的收敛，整个过程就在那以后进入了复苏阶段。这个复苏的阶段中间美国作为头号强国是影响全球的，伴随着美国的几轮需求管理的量化宽松，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在多次注资的后面跟着的又有一系列的可圈可点、发挥重大作用的供给管理措施，被我们过去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这些特定的区别对待的举措，主流经济学教课书几乎是不讨论的，更不用说像美国给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样的特定调节，但实际生活中证明它们在应对周期中，不光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决定全局走势的。美国在给通用注资之后的供给管理的举措，印象最深刻的可以列举油页岩革命，这不光是应对危机提升景气，它还会深刻长远地影响全球基础能源的战略格局。还有于现在的信息革命时代，以社会上大生产为背景，但可以定制化的3D打印机以供给创新引领潮流使大家高度关注。我知道深圳这边高新科技园区里中国的企业，也在努力发展3D打印机。还有在克林顿总统时期就明确强调作为第一重点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一轮又一轮的升级发展，现在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仍然是确信无疑引领全球的潮流。后面跟着的，还有美国人特别强调的制造业重回美国哪里是传统制造业简单的重回？它是否定之否定，回来的同时带出的是升级版的智能化制造业，它也一定要影响整个全球发展态势。还有在人力资本方面，积极引揽全球高端人才来为美国服务。本来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就首屈一指，现在还要特别在这方面给予政策安排。再有就是对一些经济增长点上选择性的政策倾斜支持，比如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特斯拉著名的带头人马斯克大家可能对他都有印象，他不光是发展电动汽车，他的创新还涉及到管道式的高铁，已经在美国做了第一轮的实验，如果他真的成功了，15年、20年以后，世界上最主要的高铁线路上中国的高铁供给能力就废了，管道几乎抽成真空发射式的高铁，使美国的东西海岸连通以后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他的另外一个创举是谁也想不到，在民用航天方面实现了火箭发动机本体陆地回收，以后又突破了难度最大的海上回收。他在电动汽车方面现在已很有声势（当然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他已经在中国布局推电动特斯拉的汽车，而且宣布在中国布局做。同时，他给出了一个大家过去看不清楚的前景——首先在北京到上海一千多公里高速路的沿线设充电桩，解决过去大家所疑惑的问题——电动汽车顶多在一个城区内运行而很难做长途跨城的运行——他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的前景。特斯拉电动汽车在它发展的瓶颈期，迎来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对它生产线的视察，后面跟着的是美国能源部给了一笔规模还比较可观的优惠低息贷款，帮助他冲破这个瓶颈期。这些事情美国人过去按照他们的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一般不讲，但你得到信息以后要问他们一般也会如实介绍。这些事情值得特别注意。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实践，已明显走在了经济学理论的前面。
    中国人自己的实践来对照更是如此。我们虽然在借鉴学习需求管理，但我们从来就无法回避供给管理的问题。当年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以后又正式出任总理，在1998年记者招待会就职演说的时候，明确地说一个确保（当年必须保8%），这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目标。没想到没过几天一季度数据出来以后，一看不对头，他以很大的魄力下决心启动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年度内大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给经济升温。这是总量型需求管理的强刺激。但跟着的是他不得不处理这笔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怎么用的问题，首先一句话，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然后跟着有六大重点，大江大河的治理，病险水库的修复，另外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再有当时特别注意到的农村区域发展（以后叫新农村建设），这里面必须解决的中国农村的农网改造，还有他特别关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当时他认为必须配套的硬件设施——粮库建设（实话实说镕基同志很多历史功绩里边，粮食流通改革应该讲是不成功的，但在当时他的决心很大，所做的那一套必须有几千万平米的国有粮库做硬件配套支持）；再有，房地产市场方面意识到这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决不是简单的一个市场轨问题，还必须匹配上保障轨——当时的概念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这些都是长期建设资金里使用的重点。
    到了第二年他又加上一个：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可以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结合财政贴息等方式高效率使用资金。这些重点的掌握，是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实际的宏观调控实践，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了温家宝总理任上看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必须启动强刺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面跟着的是他要主持召开一连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每个会议专门讨论一个领域、一个行业结构方面怎么样掌握区别对待政策倾斜的问题，这又是中国绕不过去的供给管理。我们这几年经济一路下行过程中，总量型的货币政策要求要“结构化”的运用，实行定向宽松、定向降准，这也是逼出来的。这种区别对待教科书上没有，中国人在尝试，学术上的评价“见仁见智”，但至少说明我们实际生活中不可能绕过这样的一些结构问题。美国的实践、中国的实践、其他经济体的实践，都表明供给管理的实践也走到了理论的前面。我们一方面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群体，以及它代表性的经济学文献，还没有对这种供给管理给出什么比较像样的系统化的总结梳理，但我们中国人没有必要再继续等待，我们可以在创新下正视这个问题，捅破窗户纸，从基础理论层面到政策设计、科学决策层面打通认识。所以，这就引出我们进一步的看法：必须把供给管理整个体系提升到与经济学理论相对成熟的需求管理对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更充分地认识供给侧。
    接着，这个供需的全面考虑就上升为一个在整个经济生活里动力的生成、传导和对动力体系怎样完整认知和把握的问题，
    对应着我们前面所说的决策上实际上认为必须解决的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问题。在学理层面，如果从最开始的始发环节讲，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毫无疑义，人有需求才有满足需求的供给侧的生产经营活动，才出来产品和服务。但是总结下来，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特征，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已经发表的论文里有这样一个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把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从原始时代一一列举出来，第二列是把时代特征旁边对应的历史唯物论所说的决定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特征（一般来说以工具表述它）的一个个台阶对应表示出来，第三列是把人和人的生产关系层面形成的社会形态跟前面一个个发展台阶对应性表述出来。如果粗线条地讲，人类社会一开始摆脱动物界，是以社会成员的合作与分工从事采集、狩猎这样的供给侧活动，来努力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基本需求，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出现了农耕文明，即实现了农业革命，这时供给侧的能力就上了一个大台阶，经过季节的更迭之后，人类社会可以在预期上和结果上稳定地使社会成员总体来说满足活下来的基本需求，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满足社会成员中间的一部分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到了这样的供给能力上升的新阶段，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进一步论证人类社会为什么此时必然脱离原始共产主义氏族部落社会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的社会状态。再往后，农业革命以后有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还有我们现在大家面对的信息时代，是供给侧一个一个台阶创新抬升的这个发展过程，人类文明一步一步实现新的境界。
    现在最前沿的生产力所支撑的实际生活中的供给能力，已到了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支撑起来的智能化共享经济，过去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地变成现实。比如前面说到的电动汽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得很清楚，以后的电动汽车一辆一辆不光是消费单位，它还是参与整个经济互动的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生产单位。电动汽车晚上停在它的停车位上可以接受电网里最便宜的夜间电来充电，以很低的成本充电以后，白天如果不开出去，它可以在智能化信息指导之下把它所储的电卖出去一部分，而这时卖出的电是在需求高峰的水平，可以卖个好价钱，成为有盈利的供给。一个一个分散的单位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共享我们实际生活里的产出和有效供给的能力。类似的共享经济的现实表现，大家也已经得知在现在出租车业面临的重大变革，其他方方面面，什么分时度假，不动产的共享，各种各样的要素资源都可以共享这个发展趋势上，都在努力寻求乘势发展。这种共享经济的生产力前沿理念，对应到生产关系方面是什么？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任职期间就对全世界明确表态的我们接受人类文明发展前沿理念是包容性发展，到了习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新的语境里反复说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其他经济体一起和平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这样的逻辑可完全连通起来，这种共享经济、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基本命题。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之后，在宦乡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的判断，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那时宣布出来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冲击力。然而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反复回想邓小平这个判断显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邓小平这个基本战略判断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实际上是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基本战略判断，这两个基本战略判断引出整个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毛主席的判断当然是从列宁那个时候的判断延伸而来，既然是战争，就必须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就要立足于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准备早打、大打，要深挖洞、广积粮，要抓住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后，才有我们未来的发展前景。
    而邓小平这个思路显然是再也不可错失机遇，要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通过改革开放，“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两条思路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基本战略判断后面一个一个环节都是逻辑内洽的，但实践检验真理，关键是现实社会生活表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面对的人类文明发展推到了全球化经济下，面临生产力一步一步的抬高，最极端的概括就是把人类社会推到了核威慑时代，而核威慑时代世界大战的发生已变为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这就是所谓和平与发展时代战略判断这个主题判断的现实依据。实践发展中，我们可以继续检验这个判断，而现在我们主观能有所作为的一定是要充分认识邓小平所说的战略机遇期，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发展之路。这种宏大的主题，如果回到最基本的认识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学理上讲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我们发展以后思维在供给侧抓住不放，才能更深刻的认识所谓动力体系。
    我们基本的看法是，需求当然也有它的变化，从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来说，人要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得到供给回应带来的所谓“用户体验”。但是需求本身特点决定了必须给它定的定义才能讨论问题，如果最广义地说人类需求永无止境，这就是人的本性，“贪得无厌”，你设想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这种漫无边际的永远不满足的需求，经济学无法讨论，经济学必须给一个定义说，我们要讨论的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就好讨论了。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百姓的收入增长，钱包越来越鼓，他有消费者主权支配这个有效需求（货币购买力）的情况之下，怎么让这种潜力顺畅地实现出来，到交易中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就使经济生活可以在繁荣状态下实现整体循环。这种需求侧可说到的变化有“新”的特征，就是不断升级，但是它“永新而无新”，它永远在变化，它本身永远不可能给出怎么满足变化的具体答案、解决方案，一定是在供给侧，由供给侧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功的供给创新可以回应需求的不断升级，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成功的供给侧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可以带出我们经济发展中源源不竭的动力供给，实实在在的有效供给会拉动有效需求，形成经济生活中可持续的走向繁荣的循环。
    实际生活之中最容易理解的，可能就要提到智能手机时代乔布斯主导的苹果产品，迅速风靡全球，用户体验方面是消费者几乎不约而同都感觉眼前一亮，欣然拿出自己的货币购买力去抢购这个产品，那边大洋彼岸刚刚宣布一款苹果新手机产品问世，没过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西单商业繁华地带大悦商城里苹果旗舰店前面就是人山人海，入夜还不能关门，老百姓在那儿排队热购这个新产品。这种供给创新引出的市场响应“一呼百应”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呼万应，一呼亿应，体现了成功的供给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这种态势。经济学上早就由萨伊表述妥协的供给的独特作用，到了信息化时代更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特别突出的感受，这就对应到企业家所说的我们要寻求的是“颠覆性创新”、革命性的创新，这种创新它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就是阶跃式一个一个台阶地可以往上实现发展。
    我们中国人也体验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供给侧升级之中，老百姓家居离不开的卫生洁具坐便器（俗称“马桶盖”）有了新的需求，这种新的马桶盖国内市场有供给，但是却形成不了购买的热潮，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之后大量中国的旅游者跑到日本却不约而同出手热购在日本可以买的马桶盖。一开始基本的判断是说，一定是中国自己本土上的马桶盖的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不够格，所以老百姓要到日本去买。后来发现不对，中国人买回来的马桶盖，它的原产地是在杭州附近，是中国的厂家按照那边的订单提供产品以后在那边实现的交易，肥水流入了外人田。这个情况揭示的道理何在？它说明中国本土供给侧缺的不是马桶盖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缺的是供给侧要求必须配套的有效制度环境。
    我们的观察就是中国家电市场上鱼龙混杂，老百姓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不敢贸然出手来购买本土上可以买到的马桶盖。但到了日本，口口相传的公信力是：你放心买吧，有全套的质量控制，有全套的政府监督，买回来以后你不会有烦恼的。老百姓用户体验上的预期非常可靠稳定，也就几乎不约而同地跑到那边去实现自己的购买力。换句话说，要在中国改变肥水流入外人田，在这个案例上表现出所缺的短板，就是怎么补上有效制度供给，也就是解决供给侧的制度供给、制度环境问题。董明珠说在中国家电市场里，大家都在处关系，那么很清楚，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优胜劣汰的机制迟迟不能体现出来。这种市场上本来有的优胜劣汰的机制，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家电市场上奏效恰恰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这个动力机制由此进一步的延伸就是原来所说的需求管理视野下的三驾马车不够用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进出口需求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它不足以解释现实生活，显然在需求侧动力形成以后它的传导，需要把“三驾马车”里内涵的结构化逻辑转移、对接到供给侧，才能形成关于动力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把握，总量的需求为什么要切成三块？就是不得不做结构化逻辑的处理。贯彻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就必须把它转移到供给侧形成各种要素通盘的逻辑关系，解决全面的结构状态，如何优化这方面的认识。这就是从需求到供给打通以后我们对于动力体系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通盘的认识和优化的能力。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必须面对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它比三驾马车要复杂得多，但是我们显然无法再回避它。过去有我前面说到的学者碰到供给侧建模的困难以后一句话就可以打发掉的安慰。过去是说虽然这方面复杂的结构问题的解决，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但是这个结构问题可以通过供给侧各种要素在市场竞争中的自主流动，最后达到整个市场出清的状态，该卖出去的都卖出去了，这时候总供需是平衡的，而结构就是优化的了。所以，无需研究者在这方面再怎么去费神去探究更细致的基本认识。但现在我们强调这种市场出清状态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只有完全竞争才可以推导出这样的市场出清的结构优化，而且这样一个认识显然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发和引导，就是要充分认识“看不见的手”这个资源配置优化自发机制。但是需要突破的局限性又在这里，市场有它的失灵，我们过去对市场失灵有概念，但是认为解决它只要反周期就做到位了，现在不够，不仅要反周期，在需求侧做管理，而且要推进到供给侧，政府显然还要加入进去，在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下，肯定政府必须提供政策供给去优化结构，以及政府必须提供制度供给使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好地充分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供给经济学在学理层面我认为必须确立的基本认识框架，也就是中央现在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矛盾主要方面的学理支撑，可以对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在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要做的研究工作，当然更复杂更有难度，但是首先应肯定大方向、认清大方向。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可以先建理论模型，再由粗到细逐步去发展理论模型后面比需求侧复杂得多的量化模型。过去学者不也有这种类似的努力吗？投入产出分析最后寻求量化的整个通盘认识早有框架，当然，研究者也意识到再往下走难度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无非就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首先要确立不完全竞争这个理论假设2.0版，接着要正视矛盾，争取有新的认识和这方面以新的认识来支撑科学决策、政策优化的新境界。如果从这个大方向往下说，落到实际生活里称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于问题导向之下，以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供给机制和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把握好这个系统工程。这个升级版现实生活中对应的就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在全面小康以后还可以如愿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有了这些认识，再往下还得正面讨论所谓供给侧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这方面我们认为，理论模型首先可以来做这样一个表述，就是千千万万供给侧的要素，它可以浓缩到五大基本要素上：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带来它的增值部分，那么就有了资本的属性。还有，就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运用，以及最后是制度和管理。各种各样的供给侧要素归到这五大项以后进一步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实践都已经给出一个可以总结的规律，
    各个要素的贡献不是互相排斥的，要承认他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是各领风骚，但是在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上，各个要素的结合，还有各自发挥作用的潜力，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经济阶段转换之后的推陈出新，是供给侧必须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五大要素，看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首先是前面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贡献，很容易被人们所感知。我们一开始改革开放初期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了，过去不能流动，对“盲流”要遣返回乡的，后来流动起来被称为“农民工”——虽然带点荒唐意味，人家做的是工业的劳动，大量在城镇区域里已成为常住人口，只是因为户籍还在农村，称人家为“农民工”，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在发挥作用，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低廉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相对优势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就支撑了追求迅速表现出来的超常规发展，推进工业起飞和经济起飞，使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总量世界老二。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跟市场机制对接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市场经济里物质利益原则下的利益驱动。首先在深圳，还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自然资源开发权要通过竞争，后面跟着的便是多元主体参与竞争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一轮一轮超常规发展中的投资和生产经营行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显然支撑着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金贵。中央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年的时候一下把整个宝安都划进来作为特区版图里的构成部分就是要解决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的深圳已无地可批的问题。发展这么多年接近无地可批的状态了，土地和自然资源支撑力在前面那些年很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后面如何呢？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资本这方面当然也非常重要，本来本土资本匮乏，但是中国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特征吸引了外资，外资认为中国本土市场有利可图而流入，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而且是技术和管理，就很快引发、催生培育了本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到现在总体而言中国的民间资本已经相当雄厚，整个市场上已经不缺钱。这三项要素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下行，要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上，表现出支撑力的滑坡，需求动力的衰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年的经济下行，这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发展不可能再是高速，而要转入比较低的速度平台，这个阶段转换首先就是与前面这三大要素的支撑力下滑密切相关。我们这些年感受到劳动力方面不再是成本低廉了，而是不绝于耳的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首先是珠三角感受到了这个压力，总结下来这些年变化中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抬高，从低端蓝领，粗工、壮工、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的工资增长最为领先，比如城镇的人都知道这几年保姆市场上的工资可是翻着跟头往上走。现在有一个比对，大体上来讲，露天作业的有技能的砖瓦工，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在室内工作的开机床的工人，一个月挣得七八千块钱，就是没有多少技能的一般的搬运工、勤杂工，一个月也得有五六千块钱，但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工资多少？起步的时候2500-3000元，这已经表现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我们低端蓝领劳动者的收入合乎逻辑地开始往上走，而且增长速度比一般工资水平增长速度更快一点，这个情况可以解释这几年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虽然前面已经到了0.49的高位，这几年已经逐步回落到0.46。这个事情从正面讲就是到了一定的火候，劳动者在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得实惠，首先表现在低端得到的实惠非常明显。正面讲这是发展中间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具体体现。但负面讲，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原来所依仗的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现在正迅速的撤空，我们现在在这个压力下不得不考虑像珠三角这边早就说的“腾笼换鸟”，传统制造业要往外流动，要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孟加拉，这跟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边流动是一个道理，腾笼以后要换鸟，换得来换不来？我们自己本土上的升级换代如果不能成功，我们就被憋住了，局面没换好。这种情况如果说到长三角那边，现实中足以让我们警醒的案例就是温州。温州一路争议下，曾有很好的发展，千年之交之后，几乎众口一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竞争中温州模式胜出，没想到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发生以后温州整个的发展是一蹶不振，痛失好局。现在它很明显有产业空心化征兆，本土上雄厚的民间财力前些年出去炒楼，炒楼失败宁可炒大蒜炒绿豆，就是不能回来很好支持本地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当地常规金融的低利贷边缘化，高利贷潜规则发挥主导作用，而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其脆弱性表现出来就是跑路，资金链断裂，而以后产业空心化矛盾显性化。如果说温州必须经过痛苦的调整才能再重新找到一个上升趋势的话，像温州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长三角、珠三角其他地方传染？如果真的传染开了，东莞是不是多少有些类似这样的压力，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更多蔓延出来，那中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咱们就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威胁是不能忽视的。
    在劳动力要素的支撑力明显滑坡之后，伴随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未富先老更是成为拖累。我们总体上来说是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的结构特征却是直逼高收入经济体，60岁以上的人占整个社会成员15%以上，再过若干年65%以上的人到15%以上，就进入超老龄社会。我们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劳动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还会继续下滑。土地和自然资源这几年大家看到的问题是没有更好的机制在它拓展建成区，在征地拆迁补偿这方面怎么样过得去不得不处理一轮一轮的讨价还价，每一轮的钉子户都把后面新的一轮抬到更高的水平上。这就需要另辟蹊径，不另辟蹊径的话，这方面的综合成本以后会高到我们难以承受。多少年前北京就已碰到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城市大同小异。
    十几年前我印象很深，北京当时出了一个广泛报道的强拆事件，碰到钉子户怎么谈谈不拢，结果后来解决方案变成了晚上突然有一群人涌入，把这家人控制起来，实际上把人家都捆起来，蒙上眼睛，扔到一边。然后听到是机器轰鸣，第二天这家人被解救后看到这片已经被夷为平地。媒体上一片哗然，说在北京首善之区出现了如此野蛮的强拆事件。我很重视这个事我就注意跟踪，后续的情况似乎是这家人只能猜，拿不出证据来，没法起诉。但是咱们都心里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肯定后来又给了种种安抚，这件事就算抹过去了，也没有真正进入司法程序。但这种案例不可复制。我们后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征地拆迁补偿谈不拢，动不动就火药味十足，动不动就出现流血事件。前不久网上盛传新近类似的案例，不断地刺激社会的神经。如果不另辟蹊径，这种成本越抬越高的过程难以为继。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现在只有40%，要走到70%才会转入低发展阶段，中间我们需求释放而得到供给回应的可观的增长潜力有无可能如愿的实现？很明显，这是可能憋住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开发方面必须解决的难题。
    有关这个难题的解决，大家也注意到已经逼出了重庆地票制度的试点，很遗憾的是，我们认为重庆地票制度试点里有那么多值得肯定的基本思路、要领，值得总结的初步经验，但是上面的基本态度就是只许一地试，不许任何地方跟进，成都曾经跟进，被迅速叫停，这是不符合邓小平改革的大智慧。资本方面我们的观察，这些年资本数量上已经不成问题，但是都在反映有钱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一方面是很多的中小微企业、三农的生产经营活动苦苦得不到有效融资，另外一方面手里有钱可用的主体在苦苦寻找可以投资的对象，两边对不上，所反映的就是所谓经济学讨论的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大量普遍发生这样的矛盾凸显。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支撑力既然都碰到了新的问题，都有滑坡的趋向，联系到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下行，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阶段转换必然出现，要找到对冲下行因素的新的动力、潜力来源，要更多在后两项打主意。后两项过去就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引领新常态，它们巨大的潜力特征是非常容易被认定的。我们在改革的方面，在科技创新方面，现在都有明确的要求，改革被称为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我们最大红利之所在，科技被称为第一生产力。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注意，所以，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全要素不是等量齐观这些要素，是强调量化传统要素对资本的增长贡献，发现还多出一块，一块很难量化，但是可以认定一定与科技创新有关，这被称为索洛余值。索洛余值所体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现在我们官方已经接受，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都在使用。这个实际上聚焦的是后面两大要素，我们中国学者强调，不光有西方学者所说的科技，还一定要有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所揭示的制度要素。
    这方面我们需稍微展开来讨论。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邓小平当年就有过描述，文革中间他复出，对毛主席他提到这么一个看法，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一个意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毛主席听了以后，琢磨一番回应了一句，“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这两位领袖人物没有继续讨论，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他们的思路明显不一样，毛主席当时最看重的是不要落入所谓唯生产力论，要抓住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特别关注的是要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要发展国民经济一定要抓科技研发，科技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摆在第一位。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读马列原著，我有一个很鲜明的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有一句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邓小平的那个意向的来源，只不过邓小平说的更干脆更直接，什么叫革命性的力量？不就是现在企业家所说的颠覆性创新的力量、打开新局面、引领潮流的力量？在这方面科技创新如果做得好，带来的就是阶跃式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迈到新的境界，它是把原来一些想不到的事情一下变成现实。比如360的周总说颠覆性创新是把原来收费的变成免费，他的实践就是其他所有的杀毒软件都没用了，因为他们开发的360软件就是免费提供给全社会，那他靠什么赚钱？羊毛出在猪身上，牛来买单，他有他的一套创新的商业运行盈利模式，这是过去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共享经济很多事情是从这种创新里引出来的，有生产力创新的支撑，科技的支撑，这以后的空间会越来越宽广。
    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企业注意到现在的大数据、智能化，以这种大数据平台、云计算的技能可以支持过去想不到的一些新的业态发展。我听到深圳这边有经济活动中创新升级的例子，比如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这样的公司，它原来做的是视频影像安保，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些各种各样场所的一些摄像头，掌握相关信息，比如机场等等要做安检，用X光摄像，各种场合环节上的这些数据在创新中推到什么上面？是在科技创新生成商业上的新型共赢模式，比如现在已经开始试点用机器人在机场等公共场合里服务公众，百姓接受的是一个免费服务，机器人给你提供服务，你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把这些信息拢到一起，无形中对接到商业方面进一步的推广和营销。里面很多新技术的概念，我们一般人接触起来还得费心思去领会它，但是这个服务模式延伸到所谓用户体验上，形成用户体验上的创新升级，再加上以上市公司的资本集中机制助推，就可能对接到打开新局面的新境界上。从传统安保切入对于那些视觉技术的掌握，信息的收集，再到服务公众，对接到越来越多业态中商业化模式方面，使社会方方面面的可用产能提供出来达到用户体验升级的新境界，这里面的一些道理，我觉得是可以举一反三的。我们深圳这边很多的企业创业，最开始大家可能还很难领会到他以后有什么大局面。咱们这边的基因测序我早早就听到这个信息，一开始我还很难理解这基因测序以后怎么被整个社会评价越来越高，被称为颠覆性创新中我们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到现在似乎正被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它服务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越来越看重的养生养老，越来越看重的防病。治病最高的境界、最新的卫生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要预防，而有科学依据通过基因测序早早就告诉人们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方案化定制式地防止个人可能出现的一些疾病。
    老百姓的用户体验完全不是过去那个水平了。过去一定要出现症状再去求医问诊，而现在你打开这个空间一定催生什么呢？种种在一开始就可以预防为主地施加上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运用生物医药技术等等这些事情，反映的发展空间是对接于各种各样的大数据时代的分析，特定的一些适用性要点和规律，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析、挖掘。我也早已听到卫生系统的人说不同的人种的大数据分析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战略性。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有待于进一步开掘。
    回到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关于“第一生产力”，后来学者们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不是说传统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再做加法变成四要素，而是传统生产力三要素上再来个乘法，它是乘上去，是放大，这样的放大效应它当然就是革命性作用，一下打开新局面，一旦科技创新成功，整个潮流被其所引导。所以，中国前些年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非得抓科技创新，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编制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现在还在执行期，要力争再也不要错过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大潮，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我们中国要争取占领若干制高点，最后“中国梦”实现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第一阵营。这种科技创新的意义和作用都已看得很清楚，同时要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抓住科技就一路现代化了，中国实际的制约现在在哪儿？就是我们的制度供给跟不上，科技创新是要有制度环境来匹配的，我们现在恰恰缺的是这个，不客气地讲，在这方面供给的瓶颈制约非常明显。近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屡屡有信息要解决我们科研管理这方面出现的偏差。比较早的时候首先是政协俞正声主席说，不要把八项规定出来以后形成的对于官员的经费管理行为约束这些条条框框，简单施加到知识分子头上，但是不幸而言中，后来种种对知识分子过不去的东西，克强总理反复批评指的责繁文缛节大行其道，国办专门下发了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批评纠正官本位、行政化的科研及科研经费管理，这些显然是违反科研规律的。但是这些信息发出去以后，各方面都不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各个方面非常起劲地跟知识分子那儿加强管理。到了后来克强总理在清华、北大座谈、调研、视察，直接点到那些具体的清规戒律上了，他说搞科研教授出去只能坐飞机的经济舱、高铁的二等座，财政部的人也来了，这都是什么规定？财政部官员在那儿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后来我听说内部讲这可不是我们财政部规定的。我了解应是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等等这几个部委说要迎接巡视组到部先自查自纠，加强管理，而加强科研管理一下子调动了管理环节上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因素，这回要实实在在的加强管理，好，就按官本位、行政法可着劲儿来，还要往前算倒账，把原来所有课题经费的报销单据都摊出来，包括科研人员自愿参加的横向课题经费（横向课题在创新体系中不可缺少，产学研结合一定要鼓励自愿参加横向课题，它是在国家法规照着由发包方给出规则，你自愿遵守你签字做，你不愿意遵守可以不做），本来应该是负面清单管理，现在通通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在一起来加强管理，所有这些课题往前追溯：前些年这些研究者，哪怕你是白发苍苍的学术带头人、科学家如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坐高铁对不起只能是二等座，你如果坐了一等座，和二等座的差额你要退，吃进去已报销的经费，你要吐出来，吐出来到哪儿去呢？我也问过，那应该回到课题里啊，反正是不许再用，那不成了罚没充公吗？没有解释，管得非常起劲。其他的更细致的一些东西，听起来都带着荒唐意味，一张张餐票必须标明你跟谁吃的饭，标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之后，按人均50块钱封顶，超过人均50块钱就要把钱退出来。一天的市内交通费80块钱封顶，你打车去北京首都机场出差，对不起，超过80块钱的部分吐出来。所有的高校事业单位副处级或比照副处级以上待遇的人员，包括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的薪酬统统吐出来。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著名的海归教授钱颖一院长，他碰到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他是著名的海归教授，其他著名不著名的人，统统这个待遇，听说有的高校还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要求退钱，那怎么办呢？人家说只有卖房子才能退出来。独立董事的薪酬往往是相当高的。这些事情对其他后续研究人员的行为是什么影响可想而知。国家为吸引高端人才、领军人物回国，是克服很大困难下了很大决心才推出千人计划，你设想一下海外有潜在意愿想走钱颖一之路的这种高端人才见到钱教授他们这样的经历，会做何感想？这些情况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实际上违反科研规律，遏制科研创新者积极性的问题。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2016年专门提出横向课题经费去行政化的提案，然后政协给我的反馈是说这个提案转为委员意见建议，那意思就是交给有关部门他可以回应，也可以不回应。（提案是必须回应的，意见建议则可以不回应）。前一段时间在博鳌论坛上有个机会，我专门向李克强总理进了一言，我说总理希望您在百忙中抓一下水平很高的国办关于优化学术环境文件的落实问题，他也非常敏感，马上反问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都不动。（克强总理夫人就是高校教授。他一向很关心科研人员的创新），他马上就说我回去一定要再抓这个事儿。后来没两天，我们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网站，还有新华网上又全文载发国办这个优化学术环境文件。再往后，有克强总理北大清华的调研直截了当的批评，又有在全国哲学科学社会座谈会上总书记说到：（那时我也在场），要让科研人员有获得感和荣誉感。总理说，要让这些科研创新一线上的人名利双收，反复强调砍掉繁文缛节。最新的动态是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推出科研经费管理的新的指导文件。这就是纠偏。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要掌握好走创新国家道路这个问题，还得跳出科研看看制度环境。我观察现在纠偏也是有难度，文件是说到今年年底之前形成实施细则，人们在一些内部讨论的时候议论，病来如山倒，你说加强管理很多环节马上干劲儿十足，逼着这些教授、研究员派自己的学生去财务处楼道里彻夜排队解决他们的报销问题；真正要纠偏的时候，人家可是从容了，病去如抽丝，年底之前出细则。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比照一下，比如美国作为创新国家走在前面，它的经验里包含着一条，要面对科研规律，给出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人文关怀。在美国硅谷，政府没有多少声音，似乎无为而治，当然也有一些它的税收优惠，这是明面上有限的，并不是特别多，但它给的环境，是绝对不可能设想在美国会出现一个有管理部门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这种官本位、行政化干劲十足的加强管理，那些科研精英完全没有这方面人格上会受到什么样特定压力，人文环境关怀上，想都想不到让中国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这些东西。硅谷的科研团队专心致志地整天在那儿胡思乱想、奇思异想寻求科技上的突破，后面跟着一大帮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在那儿寻找投资的对象，支持一百个未必成功十个、八个，里面能成功三个五个，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所有投资都能拿回来，而且还会取得超额回报。这后面最深刻的东西中国要学，但很不容易学得来，人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官本位行政化的问题。就是要遵循科研规律，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科技研究人员一辈子出不了一个成功的创新，但是他们专心致志在那儿不断做，少数人成功以后带动全局创新发展。我们中国走这条路，中央现在强调抓全要素生产率聚焦后两项，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在推进走创新国家道路时要重视吴敬琏老师早就说过的一句话，在转轨过程中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必须给出人文关怀，给出必要的实实在在让科研人员按照科研规律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总理所说的让科研创新人员名利双收是大实话，你光讲现在一些形式上振振有辞的大道理，没有用到科研规律上，是不足以形成这种激励的，科研人员在感受到人文关怀的条件下又有物质方面的必要支撑，又有他整个生活中的尊严感和安全感，他才可能心无旁鹜按照传统体制下理论讲的他的精力5/6以上要投入科研，使他在科研道路上一生做起来无怨无悔，这才能在中国真正使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作用。经过反复努力之后，不光要有现在这么多的论文发表数、专利注册数，还能有后劲真正形成一些顶尖的成绩。
    在上面这些讨论以后，我简要汇报一下供给侧应实现的结构性改革，对应到建设性思路上的一些认识，中财办在五中全会之前要求我牵头所做的命题作文，题目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拿到这样一个研究任务，我就意识到决策层对于这个视角已经谋定后动，要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通过打造新的动力体系来解决中国问题导向下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意识到这个文本需要给领导层看，要尽量简明，形成了三层次的认识框架。从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开始，从“十三五”再看到未来，第一个层面一定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有意用“理性”这个概念，实际上隐含着供给管理是可能走偏的意思，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这方面守正出奇，遵循市场取向改革的轨道，掌握好里面的理性要领。这方面的现实例子太多了，比如中央特别关心七千万农村贫困人口必须脱贫，那么必须是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哪里是需求管理问题呢？是应跳出需求管理的框子要把所有七千万人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个供给管理的方案，这里面有必须实行异地搬迁扶贫的解决方案，有必要针对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派出有水平的专家耳提面命打开致富生产门路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有必须针对农村区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以大病统筹制度覆盖农村区域和加上应急扶助机制的解决方案，还有某些区域“要想富先修路”政府必须在几年内赶快突破基础设施瓶颈，改变迟迟不能配上基础设施条件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才称得上精准扶贫。这样的供给管理现实任务，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区域发展，我们深圳现在已是强劲的增长极，但深圳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我注意到过多年前就提到了珠三角和泛珠三角概念，整个珠三角一直联到云南，我到云南去过，那边对泛珠三角范畴的区域发展，留下了一些刻在石头上的共识，但真正要把这个区域政策处理好，一定要有新的一轮可操作的方案。比如“京津冀一体化”倒逼出来的解决方案。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城市病如此严重，和周边地区一起，动不动受到雾霾的打击，雾霾还动不动蔓延到大半个中国。诸如此类的问题亟需解决，现在逼出来一个“京津冀一体化”下突破行政区划眼界的全盘解决方案。怎样剥离首都非核心功能，怎样下决心在通州的潞河镇打造城市副中心，两年多之内北京所有的领导机关要一起迁出五环到潞河镇那里办公，还有所有的功能区，医院、学校、公共交通体系的配套，各种各样的环境建设设施，所有的生活娱乐条件，能想到的各种要素，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眼界之内，统统要落到可操作的方案中的切入点上。这叫新的一轮供给管理方案。否则我们在矛盾凸显面前是交不出合格答卷的。
    我们的科技创新在当年编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问题：必须以举国之力去突破一些难点，因为相关科技成果的供给，即使外国人手上有，你出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给你，有些外国人手上也没有，部分比照过去搞“两弹一星”的方式，走自主创新攻关之路。综合国力提升了，可以多列一些，但也不能列太多，反复斟酌以后提炼出16个重大专项。这16个重大专项都面临着不确定性，高高低低的不确定性，比如中国是以煤为主，大型煤气田煤层气的抽取和利用技术针对什么呢？就是中国以煤为主而煤矿的矿难不断，瓦斯等等这种煤层气怎么控制？控制了就是资源，控制不住就是我们不断受到威胁的严重制约因素。这一个个重大专项什么时候能够突破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例子，当年标为绝密的大飞机项目，中国人纠结了好几十年，前段时间已正式宣布，中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现在已进入取得适航证的阶段，如果不出意外几年之内会配到各个主航线上，中国人现在手上已经有来自全球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定单，没有当年供给方案的拍板决策和具体设计，不会有今天的进展。剩下的不确定性，你也别无选择，必须寻求突破。其他种种的案例我们归结到一起，就是在继续优化需求管理时一定要注意抓住供给侧，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在一系列事项上运用结构性对策来理性地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这也就是“补短板”，特别是促进相关机制的创新改进，
    通过新供给管理加强我们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增加后劲儿。这种有效供给结合制度供给，可以使微观主体的活力得到激发，增强整个发展的动力。
    这个方面我们特别愿意用的一个概念就是“守正出奇”。守正是要认同、顺应、尊重、敬畏市场规律，政府一定要摆正位置，自己总体而言是辅助性的作用，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守这个正后面跟着的并不是简单认同市场以后把其他市场经济的经验拿来套在中国，我们就一路现代化了，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还必须面对困难，面对不确定性，要出奇制胜，就是要实现供给侧成功的创新。这个创新，政府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放手让企业、市场主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个“出奇”可能成功，但也可能不成功，我们一定要全力寻求成功之路。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才能支持中国的超常规发展。这样的供给侧的命题，显然挑战意义非常明显的。中国不可能按照其他的经济体的常规道路去实现现代化，必须经受“守正出奇”的考验。
    接下来第二大层面，我们强调中国基本国情的制约，这方面跟着的战略选择，是一个新“三步走”战略分期。，我们强调了胡焕庸线“三重叠加”所形成的非常之局，形成的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所谓胡焕庸线是上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刻划出来的基本国情，中国版图右下方东南半壁1/3多一点的国土上聚集的人口数额是95%以上，这么多年来，仍然是这个基本格局，而整个人口绝对规模的数量已接近14亿人，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有资源耗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因素，不光是雾霾、大气污染，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基本格局上又叠加了我国的“以煤为主”这种最难清洁利用的能源带来的压力在中国别无选择，电的80%左右是煤烧出来的火电，核电、水电比重现在是在下降的，太阳能电、风电等等清洁能源拼命发展后现在也只占到三个百分点，可以预见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们还不可能挑大梁。怎么破解这个非常之局？一定要在供给管理高水平方案的非常之策，一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另外，我们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面大半个世纪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是90%以上跌入陷阱，中国怎么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避开那90%而走通那10%成功者的道路？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千方百计去化解的我们矛盾凸显、隐患叠加威胁因素，这样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怎么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后面跟着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网上很多人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对，邓小平有他的局限性，但这个事情上应该讲公道话，要把话说全：邓小平说话非常明确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跟着非常理智地说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再到发展起来以后，他最关心的和非常明确强调的是要走向共同富裕。南巡到深圳，他特别强调他赞成和希望先富起来的地区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地区，到了2000年就要解决这个大局里发达的沿海地区怎么回过头来支持西部的问题，到2000年，有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出。这些事情现在碰到的挑战，是怎么走向共同富裕，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再分配机制等等手段，这些事情早有命题和中央明确的要求，但多年来几乎寸步未行，直接税制度建设在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受到了重重的阻碍，，加快立法到现在还没有实际动作。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往前看要解决问题。我们提出一定要抓住现在的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思路走出三步来。第一是“十三五”期间达到全面小康，并且跟着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后劲儿；第二步是乘势在2020年以后的若干年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往后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软硬实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第三个层面就是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时间关系不展开汇报了，我们是把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按一二三四都排列出来，给决策层参考。
    首先针对供给侧五大要素，必须调整人口政策，必须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要深化金融改革来解除金融抑制，以及在企业方面要降负松绑，减税之外，税外的各种各样的负担怎么减轻比减税更有挑战性，包括综合的隐性负担，要真正降下来。还有教育改革、科技改革，怎么破解钱学森之问，真正培养高水平的创新型领军人才和顺应科研规律调动科研者的积极性，形成长效机制。处理好这些，离不开我们行政、财政、国企、价格、投资、收入分配等多方面进行配套改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建议涉及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的简政放权，走到现在中央级的审批事项收缩到400多项，但400多项列出清单也是黑压压的多如牛毛，而且这些实权都是人家的命根子，真正怎么样进一步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我们认为必须结合大部制、扁平化改革，争取对整个行政架构来一个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换句话说，整个行政架构怎么“设庙”的问题，把它打散了来优化，整合之后，消肿之后的机构设置里再怎么配上“和尚念经”审批，就有了一个好的框架，就有望实质性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消肿完成以后，还要尽快给我们体制内的公务人员提高工资，否则八项规定以后，灰色收入等等没有了，但实际上这些公职人员实话实说已经过不了体面的生活，在京城一个司局级的公务员，一个月几千块钱，你想他上有老下有小周末敢上街吗？他上两次街一个月的工资花完了他还怎么过日子？这种很现实的问题，本来应该及时解决，灰色收入没有了，应该把阳光化的工薪往上提，但是敢做吗？一做整个社会不能接受。如果我们的配套改革给整个行政机构消了肿，我觉得就应该赶快做这个事情，乘势把这个关系理顺了。体制内还必须得拢下来一批比较而言带有精英特征的人才，这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后总体的执政能力，不是要靠人才队伍来实现吗？这些事情一定要有配套改革的思维才能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难度很大：横跨两届政府，大部制只走了一点儿小碎步。深圳最早提出国地税合并，最后没走通。前一段时间听到国地税关系要调整，优化管理，以为要要合并，但一听文件就是做表面文章，没动真格。这些事情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不甘心，如果现在看到临近十九大，那么十九大有没有可能来一轮新的我们所称的配套改革、脱胎换骨式啃硬骨头来解决问题，这些事情我们都认为应该积极努力。
    这些最后概括的基本想法，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现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所以，一定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发力，来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突破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深水区的瓶颈制约，走通从全面小康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到中国梦现代化之路。至于说现在切入点上特别强调的“三去一降一补”，我们认为它首先侧重的是短期和中期，它并不代表供给侧改革全部内容，而且它特定的要求一定是要具体讨论实施方案，而不可能像需求管理那样拿出反周期的间接套路一套就解决问题。去杠杆，如果从总体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来说，跟地方政府、各业务部门没什么直接关系，是货币政策当局首先要通盘考虑怎么掌握要领的问题。而且不排除财政政策有必要局部加杠杆，比如今年赤字抬高到30%，楼继伟部长说这是以财政加杠杆服务全局的去杠杆防风险。黄奇帆市长说，在重庆的发展战略贯彻之中，全局去杠杆的情况下不排除局部加杠杆。这是对的，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做什么呢？不就是政策倾斜加杠杆吗？但它是结构性的、局部的。去产能，除了少数成规模看准了的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做关停并转操作之外，其他大量的中小微市场主体必须是靠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取优胜劣汰，解决去落后产能的问题，因为政府没有本事面对几千万的市场主体一一去甄别谁是落后产能代表而把它排除出去，这是去产能最需要掌握的核心要领。
    还有去库存，如果说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去库存的任务？这些地方房地产市场要赶快增加有效供给。前一段时间热得不得了，新的一轮启示是为什么没有一个长效制度机制来抑制房地产市场动不动就发生的大起大落？除了用了多轮的这些政策调节手段之外，以房地产税引导预期的长效机制，显然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快立法，完成立法以后则可以在深圳和其他一线城市，还有热起来的二线城市首先执行，因为它是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这些事情都应该更多地凝聚共识推进改革。降成本，在企业自己能够努力降成本的方面，无劳政府、无劳官员去花费多少心思，关键是政府和官员要考虑怎么样降制度性成本，这是真正要做的事情。补短板，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一定要具体设计，找准自己的短板在哪儿，这可不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一定要有定制化的设计。供给侧改革有些同志说能不能谈点切入点，我觉得可切入的要点至少有这样几个概念：一是制度供给，每个地方看自己可以做什么事，当然不可能铺开做，要自己审时度势掌握好重点。规划供给这个问题是所有地方政府、所有企业集团都要赶快顺应新的阶段来优化的。还有政策的供给，货币政策是垂直体系，地方政府不要想在这方面做多少影响，但是分级财政一定要有分级财政的政策，财政政策带着区域性，对自己政策空间的可塑性，要用好用足。再有投融资供给，政策性投融资对应的还有PPP机制创新。这些投融资方面对着自己特定的辖区，特定的任务一定要有设计方面自己的独到之处，也要接受时间的考验。科技的供给，并不一定要求都是高科技，在深圳现在已经在全国占领一些明显的高科技的制高点来说，这个一线位置要乘势发展，同时也要带动一些适用科技技术，适用技术也是很好的供给。还有人才供给，对人才要强调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重大的战略规划，重大的项目决策注意吸引外脑，听取外部高水平专家意见建议，这就是利用人才。还有就是资源的供给，现在是全球化物流模式创新时代，这方面一定要用心掌握好。最后是环境的供给，一定要走低碳、绿色、发展之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有这些切入点，无非是要在自己的所做所为里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供给管理组合方案。
    这些看法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