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改革预期与经济走势

    期货论坛9月12日在河南郑州郑州未来大酒店举办举行。论坛旨在探索和创新农产品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途径和方式，发挥期货市场功能，促进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次论坛将围绕国内外稻谷市场发展动态和热点问题，汇集全方位市场信息，为广大农业产业链企业、期货行业和市场各方主体提供沟通交流的高端平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发表题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如果改革能够全面提速的话，那么投资就会上来，消费也会跟上，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出现好转。这个方面有历史经验为证，我想留在最后去讲。如果出现这种情景，那么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热钱流入，要防范通货膨胀。应当说在去年十八大前后，这种迹象或者说这种可能性是明显增强。新一届领导高层纷纷表态，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改革，要争取改革的红利，所以就出现了人心振奋的这么一种现象。这是第一种情形。以下是演讲实录：
    魏加宁：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期货界的朋友们进行交流。坦率地讲，我对期货没有研究，但是我的很多同事，我们中心应该说是最早研究期货的，像当年八十年代田源、常清，也就是我们中心现在市场所的前身，他们是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我本人对这个期货没有研究，所以我还是讲我的宏观经济。
    那么讲宏观经济，我更侧重从改革的角度，也就是说从预期的角度。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革预期与经济走势》。和每次演讲之前一样，我要做三点声明：第一，以下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不代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意见。第二，本人不在股市上，更不在期货市场，所以不会忽悠大家去买什么产品，买什么股票。另外，作为学者，我们讲改革也是讲的是体制，与政治无关。第三，媒体如果要报道，一定要让我看一下，避免出错。这是我每次演讲之前要做的这么三点声明。
    我想今天讲的第一个题目，改革预期与经济前景。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个人认为，今年的这个经济走势可以说格外地依赖于预期。尤其是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我想期货市场应该是最能体现这个预期的变化。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对今年的经济走势做过三种假设，就是说有三种可能的情景。第一种情景，如果改革能够全面提速的话，那么投资就会上来，消费也会跟上，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出现好转。这个方面有历史经验为证，我想留在最后去讲。如果出现这种情景，那么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热钱流入，要防范通货膨胀。应当说在去年十八大前后，这种迹象或者说这种可能性是明显增强。新一届领导高层纷纷表态，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推进改革，要争取改革的红利，所以就出现了人心振奋的这么一种现象。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景，就是如果改革时隐时现，如果改革寸步难行、十分纠结，只停留在口头上，如果看不到真正的实际行动的话，那么可能真的要空谈误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经济的走向就会失去方向感，国内的投资者就敢消费，但是不敢投资，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把过去用来跑项目的时间、上项目的时间，用作高消费，打高尔夫球啊、娱乐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敢投资，看不准中国经济到底往哪儿走，中国的改革会往哪儿走。所以他就不敢投资，但是他有能力，也有时间了，所以他就去消费。所以这种情况，你消费看着可能还可以，但是投资少了。并且国外的投资者也是敢投机不敢投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但是物价有可能不会很快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既要防经济停滞，也要防通货膨胀，也就是所谓防滞胀。关于这个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界认为是不可能的，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发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一边是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下不来。关于这个问题，当年我给吴敬琏老师做助手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当时还是副总理，当时交给吴老师一个任务，就是让吴老师研究一下滞胀的问题，吴老师当时正好出差，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滞胀的研究，后来2008年的在中心的国研网上挂出来了。关于它的原因我不展开讲了，当时我记得，一个是就是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一不景气，就通过财政政策把它刺激起来，最后走到滞胀这一步。再有一个因素，在滞胀发生之前，美国约翰斯时期搞了一个社会大福利建设，高福利，而且这些福利政策又是分散的决策，最后形成了失业率下不来的这么一个局面。还有一个因素，当时美国的管制非常严重，企业这不许做，那不许做。所以这三个原因，再加上外部的石油危机，所以导致了美国的滞胀。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学者看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一下子到不了美国的那个滞胀的水平，美国的滞胀是相当严重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到不了那个水平。关于这个滞胀，所以有的学者就提出来所谓中国式滞胀，发改委专家王健（音）先生提出一个观点，所谓中国式滞胀就是增长速度在8%以下，通货膨胀在8%以上，就应该算是中国式滞胀。后来厉以宁老师前两年在《人民日报》上讲，他的定义中国式滞胀是什么呢？增长速度在6%以下，通货膨胀在4%以上，就应当算是中国式滞胀。我们当时用了一个概念，用了一个边际滞胀的概念，所谓边际滞胀的概念，就是说从这个趋势上，从这个边际上，或者说增量上，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地下滑，通货膨胀逐渐地上升。无论是过去按五年计划还是按政府换届，还是按回归来看，这个图都明显地表示出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是在逐步地下滑的，通货膨胀是在逐步上升的。从2008年到2012年这个增长速度掉了6个百分点以上，说明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再一个，日本的学者关志雄（音）他有一个分类，就是说把经济增长作为横坐标，通货膨胀作为纵坐标，把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数据放进去以后，用它的平均值区分出四个区间来，四个区间左下角这个区间是衰退，所谓衰退就是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经济增长也比较低，这种情况叫做衰退阶段。然后经济慢慢复苏了，复苏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增长率上来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率还没有上来，所以这个阶段叫复苏阶段。然后再往前走就是经济增长率也高，通货膨胀率也高，这个阶段他叫做经济过热阶段。然后通过宏观调控控制以后，首先是增长下来了，但是通货膨胀可能还没有下来，这个阶段就可以算是滞胀的阶段。大家看一下，我们把中国的数字带进去以后，这几个季度的数字可以说是在滞胀和衰退的边缘上徘徊，所以说按他这个分类，就是说从阶段划分实际上是一个周期的阶段划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个滞胀的阶段。这个我不展开讲了，就是第二种情景。
    第三种情景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彻底崩溃，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资本大量外逃、移民快速增加，以及楼市泡沫的破裂和股市的彻底崩盘，另外人民币就会出现大幅度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在高速增长条件下掩盖的这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甚至社会风险，都会统统暴露出来，各种社会矛盾也会加剧。那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增长、防危机了，要防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
    第二部分我讲一个改革和危机，或者说改革和危机赛跑。前一段大家都知道，出现了钱荒，那么钱荒这个事情我不展开讲了，我认为央行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资金盘活，把它往实体经济赶。但是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现象，使得央行最后不得不又软下来。具体的事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就想说一个什么事呢，钱荒这个事情一个最大的特点，给人们的信号是什么呢？使许多专家看到了危机的影子，6月份的时候，当我们在讨论海南中改院的一个改革的研究报告的时候，当时他们提出来一个改革和危机赛跑的观点的时候，很多专家还担心，说你提危机上头能不能接受？会不会觉得说得太重了？有这个担心。所以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讨论改革和危机赛跑这个命题能不能成立。但是钱荒一出来以后，可以说许多专家一下子看到了危机的影子，甚至有的专家，比如说我们的经研所的夏冰（音），前所长，就公开在网上讲，实际上已经是危机了。所以钱荒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了危机的风险。
    第三部分，我想讲一个观点就是经济转型与观念的转变。大家都知道习总书记在20国集团莫斯科会议上讲两层意思，一方面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要抓紧推进结构性改革，讲了两层意思。我觉得这个讲话非常地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经济转型首先需要观念的转变，这个增长速度适当放缓，有助于结构调整，有助于经济转型，有助于推进体制改革。这是一个理由。再有一个理由，我认为这个讲话非常正确，我们实际上是在接受前苏联的教训，前苏联什么教训呢？就是当年戈尔巴乔夫在搞改革的时候，他刚刚推改革，然后同时苏共中央全会作出一个决定，就是要加速增长战略，追求增长速度，一下子把上下左右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增长上，影响了改革。这是前苏联的一个教训。
    另外，今年大家都知道，年初以来有很多智库、研究机构都在研究改革的方案，我也参加了至少两个改革的课题。那么在这两个课题里我都提出一个观点来，就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改革，我提出一个观点，提出什么观念呢？要把宏观调控目标区间化。过去我们把目标定在一个点上，它的结果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越调越不准，越瞄越不准，老是超调，很容易超调。所以我就主张，把这个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放宽。我当时提出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横坐标比如说表示经济增长速度，一个低线，一个高线。然后纵坐标，比如说表示通货膨胀，一个低线，一个高线。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增长速度过低不好，过高也不好，不是说越高越好。同样的，通货膨胀也不是说越低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凸显了通货紧缩。所以当时我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专门研究通货紧缩。那个研究我印象国际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物价如果低于1%，实际上就已经是进入一个通货紧缩的状态了。而通货紧缩一旦出现的话，解决起来也很困难，所以物价实际上也有一个低线。
    我这个区间的概念就是说，增长有一个低线，有一个高线，物价有一个低线，有一个高线，这样形成一个方块的区间。这样我们的宏观调控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去做预测，大家去做预测，当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的点在预期的这个区间里面，政府就不要干预，总量政策就不要发生大的变化，就不要频繁去干预。一旦我们预测到这个点有可能落在这个区间以外，这个时候我们才调节总量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减少宏观调控的频率。再有一个，减轻宏观调控的力度，这样的话使得企业更好地对未来作出预期。否则的话，政府频繁地干预，今天往上调，明天往下调，企业是没有办法做预测的，市场也来不及反应，市场还没反应呢，政策又出手了。过去十年，实际上我们大家就是在这么做，所以我们接受过去十年的这个教训，所以我提出来了这么一个宏观调控目标区间化的建议。后来我们看到，现在的提法叫做什么呢？实际上现在的提法是增长率有一个底线，通胀有一个高线，定成这样一个区间了，叫增长底线和通胀高线区间了。我不展开讲了，实际上宏观调控要放松一点，提高一点柔软度，政府不要频繁地去干预。
    第四个理由，从近期来看，经济回暖的趋势也比较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10.4%，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0.7个百分点。另外，8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是13.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是11.6%，比上月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0.3%，一至八月是增长了20.3%，比一至七月也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固定资产中的民间投资名义同比增长是23.3%，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了63.6%。另外工业投资增长17.2%，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从近期的这些数据来看，增长也出现了回暖的这么一个态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不要像过去那样过于注重增长速度，政府频繁地去干预，频繁地进行宏观调控。这是第三点。
    第四方面，我想讲一下增速放缓与风险暴露。刚才讲了，一方面我们不去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个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对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刚才讲了，和2008年相比，我们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掉了6个多百分点。
    所以要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这么几个事情：
    一个就是增长下台阶，因为现在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一个台阶。但是在下台阶的过程中，它很可能不是像我们理想的那样平稳地、缓慢地来下台阶，很可能是跳跃性的，而不排除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快速的下降。这是一点要注意的。
    再有一个，现在很多人说了我们的失业问题似乎解决了，人口红利减少了以后，好象失业的压力不大了，有一些专家是这么讲的。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面临着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力短缺。另外一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过剩，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并存的，要注意到这一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你的产业结构没有跟上，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并存的现象。这是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失业问题并不是说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三个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在高速增长掩盖起来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乃至政治风险，都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放缓，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统统暴露出来。我不展开讲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财政风险，大家最近都比较关注的。财政风险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把政府的债务都加起来以后，得出一个什么概念呢？政府的债务，中央和地方都算起来，这个债务加起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9%，什么概念？通常认为欧盟的警戒线是在60%，所以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警戒线。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75%。什么概念？警戒线通常认为是100%，就是说如果看政府的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我们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债务国相比，已经持平了，差不多在同一起跑线上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债务结构是什么呢？发达国家的债务结构是什么？主要是中央政府的债务。而我们这个债务的结构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占到了58%，将近60%是地方政府债务。
    有的人说，那可以高枕无忧了，都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不大。但是问题恰恰是我们这个体制，它表现是一种什么体制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单一制。和美国相比，和美国的联邦制相比，我们的这个风险更大。大家现在看媒体经常报道，美国的地方政府，哪一个地方政府，底特律要破产了，很多城市债务缠身，经常报道这些。但是它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联邦制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一艘大船，下面的船舱是打着隔断的，一个一个的船舱中间是打着隔断的，也就是说一个船舱、两个船舱、十个船舱、几十个船舱进水，这个船不会沉，因为它打着隔断。中国的单一制是什么概念？我们的单一制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就好比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你管着我地方的人，你说你能不管我地方的债务吗？所以地方政府就看准了这一点，然后就拼命地把债务做大，这样的话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好比如果用刚才的比喻，中国这艘船是什么呢？里面的船舱上下是通着的，一旦底下进水了，就会迅速地蔓延，然后使得整个大船沉没，这就是我们单一制的致命的地方。所以你去观察一些大国，凡是大国，土地面积前十位的大国，八个是联邦制，只有两个是单一制，其中一个是中国。如果从人口规模来看，前十位的大国里面，六个是联邦制，四个是单一制，其中一个是中国。更有一个特点，即使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国即使是实行单一制也都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和中央要打上隔断，否则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要把中央政府拖垮的。这是一个要注意的事情。
    再一个，我们的财政风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增长方式，使得消费长期上不去。很多学者说要增加消费，提高消费的比重，问题是我们这个土地财政它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一方面它剥夺农民，使得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得不到应得的收入，结果抑制了这一部分人的社会消费，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受到了抑制。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推高房价的结果又使得城里人把主要的收入用在了买房上，所以也抑制了城里人的消费。所以在这种土地财政的模式下，这个消费是上不来的。消费上不来，你的增长方式就转变不了。这是讲财政风险。
    另外一个，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我想说一下，这些年所谓金融创新发展很快，但是金融创新，我把它分为两类，从结果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实体经济有好处，并且不会带来系统性风险的。这一类金融创新我称之为政策金融创新。还有一类金融创新是什么呢？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并且可能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的。对于这一类金融创新，我把它称为负的金融创新。这是从结果上看。另外从源头、动因看，我们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源自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比如说互联网金融，就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一种金融创新。这一类金融创新可能主要是要加强监管。另外一类金融创新是源于现行的制度不合理，现行的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说民间融资、民间借贷，由于我们现行的制度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到正规的银行体系中来办民营银行，市场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又非常旺盛，怎么办？所以只能在体外循环，形成民间借贷，这是所谓的金融创新。还有一种创新，比如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种事情，也是所谓的金融创新。由于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我们现行的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怎么办呢？作为创新，它第一步成立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开始是用财政资金。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作为创新，在芜湖市和国开行签订了第一笔贷款，这是一步创新。但是当时国开行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政策性银行，它的资金来源是由国家信用做担保的，从金融市场上融资，融的期限比较长，成本比较低。它反过来贷给地方平台，尽管收益也比较低，期限也比较长，但是作为国开行来讲，风险并不大。
    但是到了2009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来了，按道理说，在这种形势下应该是政策性银行往前冲，商业银行往后撤，在这种形势下。结果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把国开行商业化了，国开行商业化的结果就使得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的政策性银行，都冲上去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所以2009年三、四月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还在鼓励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平台的时候，我们五、六月份调研，去了五个省就发现问题很严重，2009年新增贷款增长的非常快，但是相当一部分是跑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我就提出这是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平台的风险有这么几个：要么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商业银行短借长投，这样就出现了期限错配、成本错位的问题。
    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从投资者来看，地方平台是地方政府100%出资的企业，所以他认为地方政府是会兜底的。而从地方政府这边来看呢，他怎么想呢？我说我这个平台是有限责任公司，我只承担有限责任，所以我是可以逃脱责任的。所以在认识上，投资者和借钱的人，这两边就存在着巨大的认识上的差距。而这恰恰往往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国际上很多危机都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导致了危机。这是关于平台的这个风险。
    那么好了，我们2009年6月份就提醒政府，要注意这个平台贷款的风险。银监会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把它卡住了，甚至一刀切把它卡住。卡住了以后呢，那么这些年信托啊、理财啊、城投债啊，各种新的工具都出来了。那么这种所谓金融创新就使得信用的链条越来越长，地方政府的债务的隐性化。关于城投债我想多说两句，城投债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它有几个风险：第一，国外通常是政府借钱，你看它政府债务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政府去借钱，回过来转贷给企业，这样的话它成本比较低，风险表面上看起来很大，实际上风险不大。而中国是倒过来，是企业借钱，反过来干政府的活，这是一个错位。再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城投债是国家发改委审批，国家发改委审批什么概念呢？在投资者看来，就等于是中国政府背书了，等于把风险转移到中央政府。第三个问题，发债债务管理通常是一支笔，而我们政府的债务管理是财政部，而城投债是国家发改委审批，出现了两支笔，所以城投债本身也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一类金融创新，你去看监管是管不住的，你把这儿堵住了，别的地方还会出来，就会按下葫芦起了瓢，你把这儿按住了，不知道哪天新的风险又出来了，风险更大， 隐患更大。所以这类创新是根本管不住的，你就要靠改革，允许地方公开发债，这个我不公开讲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风险是金融风险、财政风险还存在一个交叉传染的危险。我们的地方政府债务根据审计署的数据，80%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其实流向房地产的贷款，大家想一想，实际上转了一圈，通过土地转让金也流向了地方政府，所以我们的贷款也是大量的资金到了地方政府，所以就会出现交叉的风险。这是风险，主要是这三个风险。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我们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际上是在增大的，刚才我讲了，这两个月的数据比较好看，但是下行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八项规定非常正确，但是八项规定本身肯定会抑制政府的消费，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的消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了的。尽管有些学者写文章说没有影响，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事情，这一次审计署突击审计地方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从2003年研究地方政府债务，我们一直呼吁把政府债务搞清楚。而且我们认为，不光是这次审计，以后应当把它制度化，每一次政府换届的时候都应当进行审计，否则就说不清了，说不清这些债务是我这届政府欠的还是上届政府欠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制度化。
    但是也要看到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一审计地方政府债务的时候，他会把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给抑制住了，大家想想，这边在审计我欠多少钱呢，我这边还有心思再借钱投资吗？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资肯定积极性会下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事就好比是什么呢？大家回想1991年，其实1991年邓小平曾经在上海讲过一次话，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起到后来1992年讲话的效果？邓小平讲话以后，不但经济没有上来，反而还遭到了媒体的批判，大家回想这个历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91年的背景下是什么呢？当时是六四之后，经济下滑以后，企业的三角债盘根错节，所以邓小平再讲改革开放，没有心思，因为企业都欠着一大堆债，他都没有心思去投资。1992年为什么不同呢？因为1991年朱镕基到了北京以后，抓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解三角债，人民银行当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三角债办公室。当时是投入了一块钱解开了四块钱的三角债，我记得是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当时对经济形势做了一个调研，1991年底的时候，当时李鹏总理对外宣布要继续下调利率，而中心的主任马宏主任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让我们进行调研，拿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而且马宏还特别强调一句，不要管上面说什么，背景是总理已经讲了要下调利率，但是我们经过调研以后我们得出结论，当时我提的提法叫中国经济正处在新的一轮发展的前夕，所以利率以不变为宜。
    当时的一个根据，我们到了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到了企业，到了人民银行，我们还专门到了三角债办公室，我们知道当时中央银行投入了资金，把三角债解开了。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大家一下子投资积极性就上来了，因为大家的债务已经撇清了，轻装上阵，才有可能有信心去投资。这就是1992年南巡讲话和1991年南巡讲话结果不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同样我想讲的，现在在地方政府债务缠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审计它的时候，他有心思再借新的钱去投资吗？所以我想说，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
    第五，防范风险与加快改革。我们不能因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刚才讲的八项规定或者审计地方债务也好，我们不能因为政治性的正确性，就否则它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同样反过来，也不能因为经济上有了负面影响，就否认它政治上的正确性。这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你不能因为经济上说有可能下滑，你就说这个政治上不对，这不行。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要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把民间消费搞上来，通过改革把民间投资搞上来。用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用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
    所以防范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改革。我们也注意到，钱荒以后，首先习近平总书记7月23号在湖北武汉市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个会上习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与改革有关的几大关系，比如说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比如说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觉得讲的非常准确，这几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另外，习近平主席最近在G20莫斯科会议上又讲了，要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李克强总理9月6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汇报，这是以前没有的。这次不是听你部门说说，是要第三方来进行评估。然后研究部署有效落实引导民间投资、激发活力、健康发展的措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了，有几个要点，尤其是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这里面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在推动民间资本投资方面的力度是很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值得注意。我们现在有一个反差，什么反差呢？一方面我们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益性、准公益性，就是说收益比较低的领域，比如说市政建设，一些收益率比较低、价格不为市场所控制的，往往这些价格是政府定价的领域，我们在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而另外一方面，又让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留在竞争性领域，依靠垄断来谋取暴利与民争利，这是一个反差。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一方面会削弱民间资本的盈利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又会强化国有资本的逐利行为，从而导致资本的错配。按理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是什么原则呢？凡是民营资本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资本去做，只有民营资本做不了、做不好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才由国有资本来做，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体现国有资本的价值。这是关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一个定位，这是一个信号。
    再有一个信号，国务院以及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就是要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我认为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不亚于当年蛇口建特区的重要性。这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一个意义，它实际上是复制香港模式，就是回到邓小平当年在内地再建几个香港的构想。这是一点。再有一个，以开放促改革。面对改革的阻力，我们遵循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通过开放来促改革，寻找改革的突破口。还有一点，转变治理的理念。就是从正面清单，经济管理上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也就是所谓非进即入。还有一个，为TPP试水，如果TPP我们进不去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另外，也是转变特区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报纸上讲的，要政策还是要改革？这一次试验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做到可持续、可复制，不仅在上海，如果上海做成了，应该是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复制的。这是我想说的，现在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现在各地已经争的不再是GDP的增长速度了，而是改革的先行先试，现在大家在争这个东西，争改革能不能先行先试。那么上海这个事一出来，股市反应就非常积极。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金融改革我也不展开讲了，财税改革也不讲了。
    最后讲一个什么事情呢？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想说，危机中比拼的不是一时的增长速度，而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是经济转型的速度，是体制改革的速度，归根到底是体制改革的速度。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我们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涨，而每一次经济高涨都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大家回想一下。
    第一次在70年代末的时候，国际上是什么情况？刚才我讲了，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滞胀泥潭，长达10年之久出不来。而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展开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大讨论，促成了80年代改革的第一轮高潮，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中国经济在80年代出现了两次过热。
    第二次，90年代初国际上是美国经济不景气，国内的六四风波以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速度跌到了4%、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这个问题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刚才讲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一下子进入了第二个改革高潮，随之中国经济快速升温，甚至出现过热倾向，1992年朱镕基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90年代末，国际上是亚洲金融危机，国内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放缓。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展开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政府果断加快入世谈判进程，实现全面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大家想一下，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出口，没有入世我们的出口能快速增长吗？再一个就是房地产和国企改革，如果当时朱镕基政府不进行国企改革，有可能出现后来的所谓的国进民退吗？这三驾马车实际拉动了过去十年的快速增长，而这三驾马车都是和朱镕基那届政府果断推进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从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和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
    我想说一下我们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什么，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实际上我们开展了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围绕着一些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的问题，展开了这场讨论，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这一轮改革开放就是要全面实行对内开放。大家都知道，大家现在对于三中全会寄予厚望，如果我们能够在三中全会前后把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而这一轮高涨局面很可能是以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总而言之，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宝贵经验就是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在危机中加快改革，依靠改革战胜危机，依靠改革更上一层楼。正因为如此，所以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都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这就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