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经济形势和中长期发展

    一、关于国际经济形势
    这次世界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在我国上下引起的强烈关注，是过去任何一次世界经济动荡不可比拟的。这是因为，我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世界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弊病的集中爆发，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缺乏支付能力的人在买房子之后无力偿还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刺激房地产，实行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低利率，买房可以很低的首付甚至零首付。贷款公司或者银行把这些不良贷款和优质贷款组合“打包”，使之“证券化”，卖给其他金融机构；得到这些金融资产的机构再转手出售。几经转手，金融链条越来越长，这些不良贷款和提供贷款的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身世”就不清楚了；拥有这些资产的机构或者个人，对于资产的本来面目往往一无所知。次级贷的发展是建立在美国房价只会涨不会落的前提之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被层层包装掩盖，市场乐观信息被放大。从2004年起，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提高利率，银根收紧，2007年房价下跌，原先被无限拉长的金融链条断裂，房地产危机和信贷危机同时发生。很快波及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类基金，以及养老金和退休金，整个社会经济受到强烈震动，引起普遍恐慌。金融泡沫本来并不是限于房地产，也不限于美国，而是扩散到了整个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扩散到了全球范围的，只是陷入的深浅有所不同。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的全球化，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反映了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和深层次的矛盾。
    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从过去的生产过剩变为金融过剩，而且比生产过剩的程度更严重。可以作一个也许不十分贴切的比喻，把金融比作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和游泳池。好的润滑剂和游泳池可以使经济运行更协调，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但太多就泛滥了。2000年全世界GDP3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是GDP的5倍，160万亿美元；2007年全世界GDP5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是GDP的12倍，达到600万亿美元。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分散和降低风险，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把“死钱”变成“活钱”。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积极发展金融的。现在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因为过度投机，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财富膨胀许多是纸面上的，只是计算机上的一个数码。金融无限膨胀而又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潜在风险必然演变为现实的危机。当代世界金融经济体系的最大泡沫在美国，泡沫太大了，迟早要破裂，只是引爆的具体节点不容易预测，这有点像“击鼓传花”。
    有几个问题是人们关心的：
    (一)危机什么时候结束？美国、欧洲和日本现在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危机还没有见底。2009年可能都是负增长，一般估计，到2010年才会开始好转，乐观估计是从2009年下半年复苏，但仍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全世界日子都不好过。因为失业率上升，各种基金和养老金、退休金缩水，投资和消费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实体经济首先是建筑业，接着是汽车和其他产业，受到很大冲击。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倒闭。
    (二)这次危机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可以肯定，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很大伤害，但还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二战结束后达到40以上，现在仍然占1／4，有强大的科技力量，资源禀赋好，又有人口结构的优势，加上政治、军事、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优势，还会从这次危机中恢复元气，今后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三)美元还会是国际主导货币吗？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还会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会引起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但不大可能是全面推翻“洗牌”。现在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经济地位是不对称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合理的，不能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元地位受到冲击，充分暴露了没有黄金等物质保障的“纸币体制”的脆弱性，现在已经有“去美元化”的趋势，将来会愈演愈烈。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近期还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四)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许多刺激经济措施。西方报刊甚至调侃说，“布什同志在搞社会主义”；还讽刺法国总统萨科齐，说他“早上醒来时是自由主义者，到了晚上就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了”。美国有些议员，认为政府的救世计划违反“自由市场”原则，政府的紧急救助计划从最初的3页纸变成后来的400多页纸才获得通过。其实，这些干预措施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多大关系。自从资本主义产生300年来，一直是自由放任政策和干预政策两手，根据实际需要，有时强调自由放任，有时强调政府干预。亚当·斯密时代以来一直强调“看不见的手”，1929—1933年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强调国家干预。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相信市场万能，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走到极端，现在又回到凯恩斯主义。将来还会变化，比如国家买入的银行和公司股份，还会出卖而成为私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市场经济制度不会根本改变。
    二、关于国内经济形势
    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面临西方主要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也是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遇到的重大挑战。中国金融没有那么开放，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直接卷入不深，算是不幸者当中比较幸运的。中国日子比较好过让许多国家羡慕。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有不小的不利影响，我们对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
    首先是外部需求减少影响出口。世行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2.1％，是198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现在这些国家同时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在减速，这使外部需求大幅度减少；而我国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本来就有市场销售困难问题，外部需求减少更加剧了生产过剩，对国内生产和出口企业的影响很大。在沿海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地区更明显。广交会上许多内地外贸企业接单不到以往的一半。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信心的影响，这是无形的。
    我国过去连续5年10％以上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经济周期本来到了下行阶段，现在又遭遇国际经济危机，宏观经济环境比较严峻。2009年经济增长仍有可能达到8％，增长速度还在合理区间。国家采取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4万亿投资运用得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增加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中国体制有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2009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关键是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不能去扩大那些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不能去搞那些效益很差的投资，在这方面的任务比保持8％的增长速度更艰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通过破坏实现新的平衡，达到优胜劣汰。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着国内外市场销售困难的压力，同时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资产贬值，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甚至购买优质资产提供了机会。我们要把当前国内外的困难局面，作为深化改革的动力，作为加快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使经济上一个新的水平，而不仅是保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年，现在遇到国内外的困难环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吗？
    可以肯定回答：完全有可能。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
    从近期因素说：我国国际收支有大量盈余，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利于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国家财政状况好，能够支持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物价涨幅回落，通胀压力减轻，扩大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而我国农业连年丰收，没有后顾之忧；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石油和其他矿产品价格下跌，我国作为资源进口大国而受益；在危机中大国经济的抗震性更强，发展不平衡增加了回旋余地，也是中国的优势。
    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主要是：
    ——有比过去雄厚得多的物质技术基础。许多过去想干而不能干的大事业，现在有条件干了。
    ——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人民收入增加，国内市场广阔，有很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的潜力很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大趋势。1800年前后，世界城市人口占2—3％，1900年前后上升到13—14％。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城市化停顿(大乱居乡)，现在仍然达到50％左右。我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口，是很大市场。
    ——有很高的国内储蓄率，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国内资本积累而不是靠外资或外债。储蓄率高说明消费率低，但资本充足也是发展的优势。
    ——世界和平环境，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外部条件。在经济危机中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但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这是现在和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同的国际环境，当时苏联在国际严重经济危机中迅速推进了工业化，我们现在更有条件这样做。
    ——国内政治稳定，改革和发展经验的积累，体制和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很好的。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指的就是这些基本的方面。
    三、关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走向
    中国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困难和矛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来，不少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主要是：
    ——越来越突出的资源和环境的制约；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包括城乡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利益的冲突；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等等。
    这些都是当前和中长期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基本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为什么资源和环境问题比过去更突出了呢？因为：
    ——发展阶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消费结构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增长方式粗放，资源需求总量急剧增长。2007年我国生产和消费25亿吨标煤，如果按照最近几年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计算，2000年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届时一次能源消耗要增加到52亿吨标煤，比2007年多1倍以上，这是承受不了的。我国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大幅度下降，是以过去过高的消耗为基数的，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面临两难处境：必须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排放；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源消耗肯定是要增加的，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也很不容易。
    ——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高速增长的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衣、食、住、行的满足，这也是矛盾。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以环境名义设置的贸易壁垒，例如所谓绿色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严格，国际压力加大。环境成了硬约束。
    ——竞争优势的变化。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在减弱。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阶段过去了。制造业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并不像工资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为低工资往往是和低生产率伴生的。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升值，都会削弱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随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现在还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但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是必然趋势，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人口政策是否需要做适当调整？退休年龄是否需要逐步调整？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以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这些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
    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二元经济转型期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带有必然性。这是全局性的问题，这里我只讲两点。
    一是地区差距是否到了稳定缩小的“拐点”？近几年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资源大省采掘业和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北部沿海地区和东北综合优势发挥带来增长加速，全国经济几何重心北移，东、中、西部和东北这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以及东部地区省际发展差距，同时呈缩小趋势，全国由基尼系数反映的省际差距随之缩小。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二是要十分注重农村的发展和改革。解决农村问题是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仍有7亿，2020年仍有5亿左右，所以必须同时推进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
    第三、以全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
    ——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
    ——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千百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民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变化增加了就业和生活的不稳定性。
    加上多年积累起来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以及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感到，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社会矛盾也比过去突出，在一些方面相当尖锐。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动因，就是化解社会矛盾；其深远意义，在于进一步回答了邓小平提的世纪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和政策的延伸，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第四、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但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我国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获得资源保障，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更高水平的吸引外资和技术。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
    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不是因为纯利无弊，而是因为利大于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接受一种既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治理机制，这个全球体系是西方创建和主导的，不可能全部反映我国的利益诉求，我们很难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治理机制，只能在现行体制下努力趋利而避害，同时要积极争取参与游戏规则的修改和新规则的制定。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还很小。
    现在中国还是人均只有2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在一些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中占有显著位置。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大，按汇率法计算是6％(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占世界30％左右，人均是世界水平90％，——当时是衰落的态势，现在是向上的态势，不能只看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四，今年有可能超过德国而成为第三，按购买力平价是世界第二)；但在世界经济增量中占的比重很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出中国提供了提升国际地位的机遇。在新形势下，要实施主动进取的开放战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第五、通过深化改革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0年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的目标也要靠改革开放。在新阶段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中，要解决传统体制遗留的问题，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问题，还要注意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选择，但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没有矛盾和问题的，不仅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即使在经济方面，也是有局限性的，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教训，不是改变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而是要注重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在进步，世界经济和政治在发生重大变化，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而不断完善。改革越往前走，随着传统体制遗留问题的解决，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问题会凸显出来，需要认真解决。没有纯利无弊的、一劳永逸的体制和制度，只有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比较好的体制和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制度和体制层面，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大的方向和基本制度框架。至于具体的体制和制度，并没有固定模式。经济发展也没有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各个时期的“标准道路”。各种理论体系和知识构架，各种各样的“模式”，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和中国发展模式，都是基于实践经验的创造。在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依靠体制创新而保持生机与活力。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是危机的“肇事者”，出了那么大的纰漏，更坚定了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和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由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带动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就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同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相提并论；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总共只有10亿人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这样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困难。以上讲的大抵上是经济方面，此外还有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没有矛盾和困难的。这些矛盾和困难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虽然当前国内外都有不利的因素，但中国经济总的境况是好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在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在增加，建设在大规模推进，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这样好的境况。即使发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常有的经济波动甚至像目前这样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即使在经济逐渐走向成熟以后增长速度会放缓，也不会改变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趋势。
    关键是，要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之路。解放思想，就是要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和做法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