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型经济时代奠定强国基石

    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普遍服务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获得、全覆盖、公正、可持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和计划本位体制向社会本位、民本位和市场本位体制转变，由“无所不为的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传统行政方法为主向现代法律制度方法为主、行政方法为辅转变，由传统管制型模式向公共服务型模式转变。
    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奠定社会创新基础。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保障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这三大模块。生存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要求至少建立健全食物保障、基本住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基本养老等基本保障体系，发挥保障起点公平的基石作用；发展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能够保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证男女平等，消除社会非正义；自由流动权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保障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权，是充分发挥要素潜能的保障。建立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扭转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它既是需求侧管理又是供给侧管理。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人口之所以身处贫困状态，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交换等自由选择权利的不均等或缺失。所以说，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政府必须做的是破除一切影响人们自由生产、交换的各种束缚，保护基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提供起点公平的市场环境，这是激发人类创新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基础。构建社会人文普遍服务体系重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与自由迁徙权等基本权利，提供起点公平的市场环境，保证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与均衡稳定，防止群体间、区域间和人的内在心理出现失衡与断裂。
    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不断衍生新业态。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网络产业、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网络产业的社会普遍服务涉及的行业通常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在提供这类服务时，要坚持公共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产业网络化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能够有效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加快组织间的信息扩散和学习速度，这将会引起产业的新革命，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是企业新时期的价值导向，要求企业承担起提供相应产业服务的责任。产业社会普遍服务是分享人类技术和产业进步成果、推动产业升级的保障，是推动中国工业文明转向知识文明的“助推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分析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时，已经对此做出了非常深入、透彻的阐述，他认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特别是公共支出。但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角色绝对不是通过支出直接替代市场，而是提供不同行为主体互动的平台，降低成员组织间的交易成本，加快组织间信息的扩散和学习速度，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促进企业用更多技术创新来替代传统物质投入。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知识文明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它既促进供给方式的转型升级，又能帮助人类发现新的需求。
    社会信息知识普遍服务充分释放可能性。社会信息知识普遍服务体系包括信息、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和知情权的保障体系。信息普遍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契约”执行效率，减少交易成本，有效创造社会资本积累机制，营造人们共享知识和财富的氛围；知识普遍服务是指知识的扩散为社会所有、所用；知情权保障体系是公民寻求、接近、获取、传递和使用公共信息的制度保障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公民和政府之间显然是一个“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有义务向委托人公开所有委托信息，公民须充分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权利，参与监督政府的代理行为。公民在委托政府实施各种治理措施时，须严格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主张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大量的委托人群体如何将自己以一种合适的方式组合起来，让所有人在面对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情形时，实现共同收益最大化，化解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构建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既是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又是明晰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前提。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快速实现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需要不断提升信息和知识的扩散速度和广度。
    此外，对外贸易的格局取决于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竞争优势，还取决于创新水平和促进创新的机制，这是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手段。如果想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主动权，实现更大的绝对与相对比较优势收益，必须不断致力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事实上，我国当前正面临着这个重大机遇，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日趋活跃。随着中国资本不断走向全球，我国社会普遍服务体系需要与之相适应，并延伸至全球，倡导全球共同实现社会普遍服务的规则对接，最终实现同一化，增进全球人类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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