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放大格局看转型阵痛期的中国经济

    2017年9月16日  海口演讲稿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国内外有很多纷纭的意见，对于“新常态”的解读也各有不同。这种观点的歧异，既有短期与长期视角的差别，也有立场的差别。有些观察者比较悲观，预期比较消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缺乏信心。而乐观主义的一派所作的解释往往仅限于比较浅近的政策解读层面，往往不得要领，令消极者更多了一层怀疑和纠结。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放大格局看转型阵痛期的中国经济》，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放大格局”，一是“转型阵痛期”。什么是“放大格局”？就是要以前瞻性的、长远的、全局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经济，放大自己的观照视角与格局，拨开细节的纠缠，看到中国未来蕴蓄的潜力、机遇与希望，才能对未来的变化有准备、有谋划、有创新、有应对。
    不必纠结于那些宏观经济数据，而要洞察宏观数据背后的真正趋势与战略指向。有些人老是在问：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谷底？是否出现经济复苏的拐点？于是持肯定意见者找数据证明中国经济已然向好，而悲观者则找数据证明中国宏观增长仍在泥淖之中，“新常态”似乎永无出头之日。2017年初至今，确有很多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有向好迹象，复苏趋势明显。能源价格、房地产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有稳定增长的势头。就业率的表现也比较令人振奋，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点的提升所能引致的就业量比起前几年几乎成倍增加，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也表明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质量在提升。另外，最近一些机构公布的“挖掘机指数”、企业家采购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都有所上升。这些都是经济向好的迹象。同时，我们仍应看到，2016年至今的稳健回升势头，正是在全国性的转变增长方式、去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加大环保督察力度的战略背景下出现的。在速度与质量的权衡面前，我们现在首选质量，兼顾速度；在规模与效率的权衡面前，我们首选效率，兼顾规模。甚至，从顶层制度设计来讲，国家政策的指向是要宁可牺牲一些规模和速度，用冷处理的方法，甚至用比较严厉的“外科手术”式的方法，来疗治几十年高速增长遗留下来的一些痼疾，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这个过程，当然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不经历这样的阵痛，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与健康成长。
    最近我在浙闽等地调研，当地银行业界的朋友说，现在环保风暴很厉害，真是“动真格的”了，关停了很多严重污染企业，所以空气变得好多了，蓝天也多了。当然也要付出短期的代价，如就业压力大、当地工业产值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等。我们不要只看到宏观经济数据，就判断发展前景不佳、企业信心不足，要知道，在如此近乎严酷的主动去产能、强环保的“收缩性”政策下，中国经济仍能保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已属难能可贵，可谓寰球独此一家。经过如此痛苦的转型，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还会有几十年的长期较快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是我们以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阵痛期？如何在阵痛期不但生存下来，而且生存地更好、更健康？实际上，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企业家的行为、企业的运作模式也要转型，也要创新。企业家要以崭新的眼光发现新机遇、利用新机遇，发现新市场、适应新市场、拓展新市场。“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企业家所面对的商业运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区块链技术突飞猛进，新经济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时刻都在变革中，如果不能拥抱这种变化，主动利用新经济，企业注定会支撑不下去。不要抱怨没有需求，不要抱怨产品卖不出去，而要反省自己的产品是否真正满足了需求，自己是否真正看到了“真正”的需求，自己的技术与服务是否适应了新的需求。供给学派有句名言：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每一种创新性的供给行为自动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微信的出现，直播的火爆，各种电子商务创新模式的涌现，激发出无数新的需求，也使无数产品与服务的新需求得到了满足。
    在“去中心化”的今天，所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模式都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如果企业家的头脑不来一次同样的“风暴”，企业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当然，企业家不光要看到“变”，还要看到“常”。要知变守常。“常”是什么？对于企业家而言，我认为就是持之以恒的、专注的、一以贯之的“工匠精神”，也就是在每一个细分的领域中，孜孜矻矻、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地深耕、精耕，始终如一地坚守、创造，在每一个产品与服务的细节中争取胜过竞争对手，不断地颠覆自己，挑战自己，永不停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变与常是统一的，变就是常，变革与创新是常态；常就是变，守常就是时时以工匠精神去践行创新，去拥抱变革。马云如此，任正非也是如此。一些看似辉煌的企业，一旦失去创新动力，就会轰然坍塌，当年的诺基亚何其雄也，而今安在哉？
    企业家还要以大格局来呼应国家战略，从而获得其释放的“制度红利”。当前带有全局意义的三大战略，一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战略，二是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三是一带一路战略。第一个战略解决的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国长远增长的体制问题，第二个战略解决的是中国二元结构问题，第三个战略解决的是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全球布局问题。这三大战略，都蕴含着重大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既是保障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同时对于企业而言也是极其宝贵的商业机会。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构建，其根本用意在于深刻变革国企产权结构与法人治理结构，激活民间资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营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从微观上，国企可以引进民营资本，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化、规范化与现代化。从宏观上，进一步降低一些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让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原本国企垄断的行业，这对民营资本而言是一次极其宝贵的历史性的商业机会。最近中国联通的混改引入了许多重量级的信息产业民营资本，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专文对此给予积极评价。联通混改所开创的模式，无疑具有指向性、战略性，必将在大量的行业中得到复制。我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核心与精髓，是公平、公正、开放、竞争，是为国企业与民企搭建一个合作、共赢的舞台。前几年学术界热议的“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将国企与民企置于对立面，似乎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样的提法是非常有害的，极其危险的。国企与民企都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平等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谁都不行，要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因为它们承担着不同的战略功能，而且具备不同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优势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来说，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打破垄断，让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既同台比武，又携手共进，这对于我国所有制改革极为重要。从社会舆论来说，要打破“所有制神话”，破除“所有制教条”，既不要歧视民营企业，要给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不要在另一个极端上歧视国有企业，人云亦云大谈“国企效率低”这样的缺乏实证精神的观点。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做过大量研究，我自己领导的研究组也做过很多研究，证明了企业效率与所有制结构是不相关的，在不同产业中不存在绝对的结论。制造“所有制神话”，对于国企改革有害无益。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国企与民企互补性很强，在很多行业可以实现优势的对接；同时，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国企与民企往往抱团发展，组成“联合舰队”出海，从而互补共赢，所向无敌。社会舆论务必认识到这一点，避免在国企与民企关系上的误判，从而增加不必要的“合作成本”。
    城乡一体化战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长期、稳定、协调、均衡发展的大战略。大家不要认为农村发展、城乡一体化跟自己没有关系。实际上，城乡一体化所激发的新需求极其巨大，会带动中国整个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家息息相关。我经常讲一句玩笑话：“不上山下乡，希望渺茫；要上山下乡，前途无量。”虽是玩笑话，却是事实。两年前韩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访问北大，问我关于中韩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要好于韩国。他问我道理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国家，中国的穷人还很多，所以中国增长的空间与希望更大。这个回答让他有一点意外。实际上，道理是很清楚的：中国的城镇化率比韩国要低二三十个百分点，中国当时还有上亿贫困人口（2015年前），因此中国要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要实现贫困人群的脱贫，其中所撬动的国内需求是何等巨大，所带来的发展动力是何等强劲，是难以想象的！这是未来中国增长的源泉所在！这个伟大的过程，必将引发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文化教育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等等的巨大增长，内需之大不可估量。所以城乡二元结构与贫困人群的存在不仅不是包袱，从更积极的视角来看，反而是支撑未来投资与增长的基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城镇化必将进一步加速，更灵活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必将释放更大的社会资本投资空间，未来农村必将成为企业家投资与青年创业的热土与乐园。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企业家与青年创业者就会丧失很多历史性机遇。我到浙闽等地考察，思想上受冲击很大，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产品电商、农村文创产业、旅游产业、特色小镇建设以至于近期火爆的田园综合体建设，已吸引了大量城市资本参与其中。
    “一带一路战略”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国际政经大格局的重要战略。这不仅是一个顶层设计层面的战略，而更是一个与中国企业息息相关的接地气的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们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位创业者的商业计划都应该放到国际的大格局中去设计，去谋划。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有眼光，更重要的是要有想象力。举两个我在浙闽考察中遇到的例子。一个是义乌的例子。义乌现在是中欧铁路大通道的东部起点，是闻名全球的国际小商品集散地，其每年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可是义乌从本质上来讲又是一个极其“匮乏”的地方，没有多少耕地，没有资源，也没有什么人才、科技优势。所以义乌能够让世界商品流向一个小小的山区县，能够创造商业奇迹，凭借的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这个“无中生有”的功夫，背后是义乌人的想象力，是义乌人的整合要素的能力，是义乌当地政府的前瞻能力、魄力与行动能力。靠这些能力，义乌人在一个十分匮乏的地方，培育了无数个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扶植了无数个辐射全国的电商，建立了全国最庞大的仓储、物流网络，成为“一带一路”中最大的赢家。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都要汲取这种无中生有的智慧。
    另一个是福建沙县的例子。沙县领导开玩笑说，除了南极洲不便于发展业务外，其余各大洲都有沙县小吃。这些勤奋而精明的沙县人，以一种什么魔力，迅速残食和征服每一个陌生的市场，在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布局了如此庞大的小吃业务网络？其秘密在于，沙县小吃的背后，隐藏着两只强大的看不见的手：一只是金融之手，一只是政府之手。沙县小吃业能够以团队力量走到全国、全世界，其背后的金融帝国功不可没。当地金融机构为沙县小吃业提供了全方位的信贷、支付、结算服务，据说当年在电子银行还不发达的时候，银行信贷员还跑到外地为沙县小吃业者现场办理业务。政府也在小吃业的规范、品牌推广、信用体系建设、技术培训以及“走出去”相关的区域间协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到了沙县，我才体会到，沙县小吃作为一个极具品牌价值的地方产业，可真不仅是“小吃”这么简单！我们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走出去？义乌奇迹与沙县奇迹值得我们借鉴、思考。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