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

    也就是说，即便仅仅生产过程本身，也不能只讲生产力，而分配、交换和消费则纯属生产关系范畴。也就是说，在社会总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生产关系。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突破性的改革都是在生产环节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革。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建立，就是在生产环节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革。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只讲“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撇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孤立地讲生产力，其结果必然是生产力的过度张扬，以生产力的逻辑来编织社会结构，一个社会被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器，人成了被安放在这架机器上的部件。一旦人的存在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的存在就有可能受到威胁，日复一日的推土机、渣土车从守护土地的农民身上轧过去，就是生产力结构的生动写照。发展本来是为了人，“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但在生产力谋划的社会结构框架中却“找不到”人。其实，马克思早就对见物不见人的资本主义生产作了深刻批判，这种生产撇开人的生产力发展根本颠倒了人和生产力的关系，导致人的地位和生命意义被忽略和否定。生产力过度张扬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批判的标靶，哈贝马斯就对这种生产力单向度发展从而压制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过深刻批判。他指出，目的——手段合理性的实现使人类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人的交往领域不能依靠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他曾经批评韦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中那些受到压制的要素”②，批评生产力发展对人的交往合理性的压制。
    三是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提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较早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论述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之前，邓小平陆续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早在1979年3月，他就讲：“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③应该说，党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依据，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的表述。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党的十三大，对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首先，邓小平和党的十三大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并且完善，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情况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被消灭，而且其经济根源也被铲除了。这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生产能力的不足与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党的八大还是党的十三大，其基本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大二公，分配领域的计划体制，这种制度安排保障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被突出出来。其次，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起从商品市场改革到要素市场改革的深化，使中国人在生产资料占有领域再次出现了不均等，生产要素的不平等占有催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并激化了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四是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都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而且要看到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
    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②［德］哈贝马斯等著，李安东等译：《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