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

    改革开放36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清醒的认识：“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①
    其一，长期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唯GDP、唯招商引资、唯财政收入的政绩观，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市场公平，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严重畸形；住房、医疗、教育推向市场，改革变成收费，形成住房、医疗、教育新的“三座大山”，民生问题日益突出。
    其二，法治国家建设迟滞，缺乏对宪法应有的尊重，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严重，一方面，特权盛行，官员财产不透明，腐败与“三公”消费、公共资金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行政开支巨大，民生支出过小；另一方面，弱势群体问题严峻，社会缺乏应有的公平、正义，仍然存在歧视性的法律、政策与制度，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在社会基本保障领域缺失公平，就业、失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没有实行公民平等的制度。
    其三，经济中心主义与道德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文明建设”流于形式，道德滑坡、信用危机、信仰危机日益侵蚀社会肌体，对弱势群体、社会底层的人文关怀缺乏，对困难群众的同情、怜悯之情淡漠，中华文明形象受损。
    其四，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在理论上有很大突破，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采取“猫论”、“摸论”、“不争论”的发展方法，有效地推动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单向度地追求经济发展导致发展目标和发展的方法论在“生活世界”遭遇了误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目标被解读为“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猫论”被解读为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不择手段”，成为一种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造成极大危害；“摸论”被解读为目标不清，为了既得利益，并以目标不清为借口，在许多领域拒绝改革；“不争论”成为一部分人以保持共识为幌子，压制正见，导致是非不清。
    其五，中国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社会多数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被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至于中国从一个相对收入均等的国家，越来越演变为一个收入极端失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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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智奎：《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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