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论纲

    （二）世界三大潮流对所有制结构的挑战：国际背景
    当今世界有三大潮流，也有三股逆流，二者正在博弈：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及其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二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及其与“科技黑战”的博弈；三是人本主义潮流及其与“权贵主义+民粹主义”的博弈。〔21〕在上述三大历史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国必须实行创新战略。〔22〕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更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
    在阐述世界三大潮流与中国发展的关系上，那种单向度的“经济崛起”的思维模式应当更新和拓展。“中国梦”所寻求的，不只是经济发展单一向度，而是要建成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现代化的现代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适应世界三大潮流的要求，与国际社会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技术革命而言，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先生所指出的：“未来许多产品和服务将向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社会分工会更加深入与精细，为了满足日益多样与多元的社会需求，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生产规模与水平建立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因此，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长期并存是不可避免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长期任务。”〔23〕
    就制度创新而言，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是秉持对外开放态度的。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一方面，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赢得了国际资源和广阔空间，特别是，为中国赢得了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倒逼中国必须变革原有的僵化的体制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在微观体制上寻求新的制度支撑，而混合所有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24〕
    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5〕这里讲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从中国与世界关系、从当今人类文明的维度来审视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三、作者关于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探索基础
    进一步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需先审视“做过什么”，然后再研究在今后一段时期进一步还要努力“再研究什么”的问题。
    关于“做过什么”，回顾笔者的理论研究历程，应该说，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研究问题上，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1979年，在参加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的“东北经济结构调查组”的基础上，笔者曾撰文主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长期并存，比翼齐飞”。虽然这种“长期并存”与“混合经济”也有某种联系，但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只是一种“板块式非交叉”的“并存经济”，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内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存在”。〔26〕就微观基础来说，没有涉及“产权交叉混合”问题，够不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学术命题。所以，笔者一直不把20世纪80年代自己有关全社会“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文章列入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的探索之内。
    笔者在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的探索上，大体有这样“四波”。
    （一）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在“产权经济理论研究系列”著作中开始探讨“产权混合”问题。〔27〕其中，1989-1991年已开始触及企业资产重组中的“产权混合”问题〔28〕，这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财产混合所有”之前出版的。在此之后，笔者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现代企业创新论》，对微观层面的“产权交叉混合”（股份所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后又相继出版了《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和《中国企业产权界定》。〔29〕以上四部著作使用了“股份所有制经济”“股份制企业”等类似提法（例如，在《现代企业创新论》一书中，专门设置了第八章“股份制：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30〕），但在命题上毕竟没有使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或“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一范畴。这只能说是探索的开始。
    （二）2003年发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论文
    笔者正式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标题探讨问题始于2003年。为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可否成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重头戏”问题,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前，笔者发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一文〔31〕，但这一论文，当时视野并不开阔:主要是着眼于微观经济领域的产权结构角度，其立意旨在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中国微观经济层面的“深度市场化”进程。
    （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包容性改革论》的探讨
    虽然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写有“混合所有制经济”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进展并不如人意，有些地方不仅无动于衷，甚至横加批判。出于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第五章（“经济改革”章）中，专门设置了三节论述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包括:《以包容性体制创新促进包容性发展》（第二节），《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第三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第四节）。此三节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做了如下几点探讨：
    第一，明确提出：“从中国肩负的这项战略任务的具体内容和内在逻辑研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32〕
    第二，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三条支撑性理由：（1）混合所有制是“混合经济”的产权基础；（2）混合所有制是协调社会多种利益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3）混合所有制是推动国企改革的有效财产组织形式，其中，孕育着新的公有制组织形态。〔33〕
    第三，围绕“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在社会层面，用包容性而不是用排斥性的观点和政策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层面，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在微观层面，打破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格局，积极推进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产权结构”。〔34〕
    第四，特别是，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35〕
    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2013年8月，笔者在《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中，建议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36〕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敏感时刻，《包容性改革论》一书的上述这些论述和《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受到关注，并在海内外产生影响。2014年4月应邀在欧洲学院等机构作了《包容性改革论》相关的4场报告，第一场即是《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混合所有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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