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论纲

    （四）2014年发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再发现与实现路径》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38〕鉴于新阶段改革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内的“五环式”的改革，因此，在这种新的背景下，笔者提出，研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有新的更高的价值追求。如果说，此前主要是从微观产权结构视角来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话，那么，在新阶段，则应从更高的层面、更宏观的视野，来发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该文认为，宏观战略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并提出四线推进方略。〔39〕
    以上讨论了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做过什么”。旨在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继续研究做一铺垫。
  四、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需要探索的若干问题
    积笔者多年之研究，颇感混合所有制经济“水很深”。关于“需要继续研究什么”，至少下面四组问题（每一组中又有几个突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一）关于新阶段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价值和战略取向问题
    这一组突出有四个问题：
    1.价值“挖掘”问题
    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价值到底是什么？现在的论著多从企业层面论述，笔者认为格局似乎太小，应试图突破企业层面、甚至突破经济体制层面，从社会共生理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角度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进行“再发掘”。〔40〕现在，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从新时代建立“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进一步探索，在探索中如何既排除权贵主义，又排除民粹主义，还有不少空间。
    2.“中道改革”问题
    面对所谓“动摇国本论”和所谓“新公私合营改造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笔者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新论》一书中已经申明：中国不会是“全盘私有化”的所谓“天堂”，也不会是民营经济（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民营经济）的“坟场”；中国不会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乌托邦，也不会削弱“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从原则上说已经澄清，但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如何讲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非是什么“稀释和削弱国有经济”，以排除所谓“动摇国本论”的干扰？另一方面，又如何讲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非是什么“吞并民营经济”，以排除所谓“新公私合营改造论”的干扰？坚持正确的“中道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待探索。
    3.重点领域混合问题
    目前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的把握，大体是宽、中、窄三大派：宽者，把“全社会层面”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列入范畴；窄者，仅仅指微观细胞单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提出第三派观点：即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微观细胞单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比宽者的“全社会层面”要窄，又比窄者的仅仅指微观细胞单位要宽，大体属于中派观点）。究竟如何把握内涵，还可继续讨论，不同观点也可兼容并蓄，见仁见智。概念之争，倒并不是最重要的。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垄断性领域（重点领域）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重点是打破垄断及加大开放力度。2017年围绕中国联通实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及其过程情节的“一波三折”（某种“戏剧性变化”），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议论。客观的事实是，垄断性领域（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从总体上判断还没有完全“破题”（例如，据统计，铁路运输业民营资本进入只占2.2%）。有鉴于此，要把垄断性领域等重要领域“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界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内涵的第一要义。在实践中，则要以单一所有制领域开放为“突破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此领域情况颇为复杂，其难度超出预想。如何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非国有资本参与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尤其是，针对具有垄断性质的那部分业务（其性质是非竞争性的或竞争性不强的），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如何将投资环节与运营环节分开，通过混合所有制实现多元化投资，从而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经营主体一元化并存的格局？尚待“破题”。
    4.“利益集团”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把全体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还是以利益集团的少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笔者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人认同“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这一提法。从1999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迄今已经18年，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鲜明地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迄今已经14年，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坚定地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迄今又过4年。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谓步履维艰。原因何在？除本身的复杂性、思想认识不清晰等原因外，未能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是其中另一条原因。这当中，有的力量是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有的则是在新旧体制并存和转换过程中新产生并得以固化的。而这种利益集团的力量不仅存在于少数传统的垄断企业背后，也存在于少数“有背景”的大型民营集团的背后。种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混改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
    （二）关于国有企业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
    这是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战场”，也是国企改革的“重头戏”。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导意见》强调“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专门指的这一组。这一组，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1.国企“混改”战略问题
    鉴于中国国企极其复杂的格局，原则上说应实施以分类、分层、分区为特点的“三分推进”战略。但如何展开？就分类来说，第一类，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推进起来相对容易些；第二类，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稍为困难些。此类面临如何由国有独资转为国有资本“控股地位”（可以是绝对控股，也可以选择相对控股）。第三类，“自然垄断行业”，情况更为复杂，我们是否对其难度和挑战性给予充分考虑？特别是，第四类，即公益类国有企业（包括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和领域），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至于分层改革（主要是母公司）、分区改革（主要是东北地区国企“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都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难题，而且难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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