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三）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渗透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他所从属的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对称的思维方式——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家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
    杨小凯：“一个来自科学史上的故事同经济学的这个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当托勒密体系和新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产生明显矛盾时，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就不断被发展出来。这些新理论可能解释这些新现象中的几种，但却同托勒密体系的核心不一致，且这些新理论彼此之间也不一致。哥白尼则认识到，仅靠增加越来越多的相互矛盾的理论分支，是不可能协调托勒密体系同这些观测之间的冲突的。他争辩道，最好的办法是采用他的哥白尼体系，该体系认为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运行的中心。一旦采用这个新体系，修改过的托勒密体系就再也没有内在的不一致，而这个统一的哥白尼和开普勒理论，则能用来解释托勒密体系不能解释的所有现象。现在经济学遇到的情形，同500年前天文学上发生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宏观经济学、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新企业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反映。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开普勒做过的事情相似。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⑥由于建立在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中的托勒密体系，其所采取的参照系——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的参照系不对称，“和新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产生明显矛盾”是必然的，“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就不断被发展出来”是必然的。同样，由于“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的参照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基础上，所以“这些新理论彼此之间也不一致”也同样是必然的。这就好像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验证。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建构起来的“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不足以建立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只可证明不可证伪的经济学真理。这里参照系是重要的;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不是建立在简单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西方经济学，不管是古典还是新古典，乃至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在还原论思维方式指导下，以社会均衡观为参照、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理论、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经济学范式。它们相互之间区别是次要的，理论参照系、理论出发点、理论核心、理论目标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只要范式不改变，那么杨小凯的“宏观经济学、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新企业理论”，即使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反映”，也不能根本改变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同样，只要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范式，仍然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这样“一个统一的框架内”，那么即使“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仍然不可能“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西方经济学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克罗狄斯·托勒密(上图，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创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论体系。尼古拉·哥白尼(中图，1473 —1543)，中世纪波兰天文学家，提出“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体系。开普勒(下图，1571-1630)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为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他们三人都是以人类为参照系观察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以宇宙本身惯性系为参照观察宇宙的中心。以宇宙惯性系为参照，宇宙没有中心，也可以说任何地方都是中心。所以不能混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在宇宙这个惯性系中，宇称是守恒的。当我们取宇宙中的一个局部现象——弱相互作用为参照系进行考察时，宇称是不守恒的。但弱相互作用下的不守恒，是局部的、微观的、暂时的现象;由于这个不守恒本身是可重复的，所以从整体和长期来看，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也是守恒的;只是这个守恒通过不守恒表现出来，守恒是本质，不守恒是现象。宇称守恒是绝对的，不守恒是相对的。宇宙本身作为一个惯性系统，无所谓复杂与简单。所谓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的区分，完全是以人类为参照系而 产生出来。所谓复杂系统，是由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系统;简单系统是由有序一个层面组成的系统。有序与无序、复杂与简单的区别是相对的，仅取决于主体的参照系。就惯性系来讲，宇宙空间无中心;就人类参照系来讲，社会空间、人类生存的空间是宇宙的中心。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就会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说明，对称逻辑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经济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是宇宙的产物，经济学首先必须以宇宙为参照，以社会的出发点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从宇宙和社会的本质——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及其演化过程可以看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对称的结构，而不是某个要素。以要素而不是以本质为出发点的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只能是纯逻辑的推导过程，同客观事实发展史相脱节。宇宙和社会的演化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说明，要使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的一致结合起来，就必须把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同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相一致的基础，也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相一致的总体框架。只有把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同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因此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对称的思维方式——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家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渗透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他所从属的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杨小凯：“我们用各种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很多发展现象，它们都是分工的不同侧面。特别是，通过价格制度，我们用一个新兴古典序贯均衡模型来揭示有不同分工网络结构的自发地社会组织试验的含义。这个模型的特征是有限理性、适应性行为、经济组织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信息的自发演进。” ⑦“2.1 运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经济发展机制”。⑧这里杨小凯明确肯定了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对分工形成的经济网络的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同时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杨小凯：“超边际分析则同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整数和复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及控制论有关。超边际分析除对每一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外，还对它们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⑨但超边际分析之所以只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不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复杂模式，就是因为超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思维方式。正好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分工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果。无论是企业还是分工，其形成与发展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期间虽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主体的动机，但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个目标的过程绝不是对各个“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的量的叠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实现也不是各个“角点解”超边际分析的函数，而是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对称与衔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的管理模式就是对称管理模式。中国管理模式作为对称管理模式，既是中国“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义利统一”、“无为无不为”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发展，又是人类管理模式发展链条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德治与法治、出世与入世的对称。对称文化：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中国管理模式就是对称管理模式。
    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这其中无形的、不可计算的因素的作用大于各种有形的、可计算的因素的作用。分工作为企业的结构之一，只是形成企业整体功能的组成部分，既不能单独起作用，在整体功能中的作用也不能单独分开计算。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试图把分工在形成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整体功能的作用单独分开计算，寻找企业分工合理化、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有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具体化，试图把企业的整体功能归结为各个部分功能最大化的总和，只能破坏企业有机体的整体作用。企业经营是全息经营。全息方法说明，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关系，是对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利润率的否证。系统方法与控制论方法说明系统结构与自组织能力和系统功能的关系，是对边际分析方法的否证。在全息方法看来，边际量与总量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着正比关系，二者有时成反比的关系;经济规模不一定等于规模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分工与经济规模会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会不会出现“一般化报酬递增”(杨小凯)，要看项目内容(机会)、主体素质、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和管理水平，而不是对分工和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数学抽象推论。洪秀全等率领50万众军队、船1万余艘，船帆遮天盖日，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其纲领之完备、组织之严密、分工之细密、规模之宏伟，甚至超过当时的清王朝，但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因为文化观念落后，极力贬低践踏中华传统文化，使之逐步失去看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的支持。清王朝满族统治者虽然对于汉族来讲是异族，然而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甚于太平天国，这使它的统治根基——人心并未被彻底动摇。到太平天国后期，人民对太平天国的反感甚于对清王朝的反感。这说明：民族感情归根结底是文化感情，民族凝聚力归根结底是文化凝聚力，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根源于中国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仅由此就可以推论企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企业文化。对于太平天国的成败、企业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杨小凯能否用各个“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来解释?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旗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兵法排兵布阵，用兵出神入化、变幻莫测;企业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人优我换，通过创新战略——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在宏观的买方市场中创造一个微观的卖方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超额利润，此类种种对策智谋，杨小凯能否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数学框架之内来论证?对于蓝海战略与红海战略孰优孰劣、长尾战略与龙头战略谁胜谁负，杨小凯能否用他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理论来分析?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机会管理就是创造机会、把握机会、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机会把握住了，就是超速发展;机会把握不住就得淘汰。这好像与分工、交易费用和经济规模没有太大关系，也无法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杨小凯在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中，还谈到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谈到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谈到了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谈到分工产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生机制，谈到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就是没有谈到机会管理这个现代企业管理中最关键的问题。杨小凯讲到了“经济发展、企业
    孙子是古代军事家，也是对策思维的典范。孙子的管理智慧，就是要把孙子的对策智慧移植到管理活动中，减少管理活动中的盲目性，提高管理活动中的自觉性，自觉地用经济对策代替经济博弈。有的老板认为，商场如战场，《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就是商场厚黑学;有的老板认为，商场是双赢合作的场所，好项目是合作出来的，《孙子兵法》中的“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就是商场蓝海战略的理论依据。孙子思想中所包含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个体和团队、战略和战术、势和导、攻和守、进和退、虚和实、奇和正、众和寡的对称辩证关系，有普适性、合理性。
    刘邦是政治家，从善如流，善用人才，善于战略，善于笼络民心，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创造机会。“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人杰为其所用，所以得天下。刘邦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壮大自己的实力，赢在政治家的谋略、大家风范的性格与领袖级的组织能力。
    韩信是军事家，善于谋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旗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是人类军事史上谋略的典范。曾几何时他的军事实力可以和刘邦、项羽三足鼎立，之所以最后还是被吕后擒杀，是因为他的谋略属于军事层面而不属于政治层面，他虽然能够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取胜，却只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韩信赢在善谋，输在性格优柔寡断和缺乏政治家的头脑。
    项羽是战术家，崇善武力，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一代英雄豪杰;曾几何时，他的军事实力远超刘邦。但他不善谋略，不善用人，生性多疑，就一个谋士范增不能用。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赢得起输不起。赢时归功于自己，忘记了功臣;遇到困境与失败时只找客观原因不找主观原因，感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失败时把责任推到天意，“天要亡我，非战之罪”;死要面子，能伸不能屈，宁愿自刎乌江边也不要东山再起的机会。项羽赢在武力，输在性格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缺乏政治家的头脑。
    制度和企业家精神”⑩但他居然把企业制度说成“是基于分工的一种交易结构”，由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团队、企业家素质、员工素质等要素形成企业有机体的“系统质”不见了;在该标题含“企业家精神”字眼的章节中，仅提到“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提到企业剩余索取权对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设计了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与企业家精神最佳结构模型，把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看成是企业家知识和思想的定价方式，但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却只字未提。企业家精神仅仅是企业家的“知识”或“思想”吗?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的创业精神，企业家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获得的回报从质到量也不等同于剩余索取。杨小凯在这里是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企业家固然不同于投资者，但企业家也不同于职业经理人。杨小凯看不到机会管理的重要性、看不到企业有机体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基础理论一般均衡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机会管理是主客体对称的范畴，企业有机体是系统的范畴，需要对称的、立体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理解，而均衡论的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使它不可能涉及这个领域。同时，企业家的机会管理的成本收益和职业经理人的剩余索取不一样，不可能通过数学模型来评估预测。杨小凯在这里是为了数学建模的需要，不得不把企业家归类到职业经理人，把企业家的创业收益归类到职业经理人的剩余索取。这是按图索骥、削足适履，用数学形式来剪裁经济学、管理学的思想内容。这说明在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中，不可能给现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正确定位;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涵盖现代企业家的机会管理，无法涵盖以现代企业家的机会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也就无法给企业做实质性的解释。企业管理学不能数学化，经济学也不能数学化。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不能数学化。能数学化的是价格，而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由于数理逻辑本质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的范畴，所以不能由知性逻辑的必要性推出数理逻辑的必要性。数理逻辑是对知性逻辑的简洁化，因而充其量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只要符合知性逻辑，用自然语言照样可以论证经济学原理。把经济学数学化，把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复杂知识硬塞入知性认识的框架，其结果就是出现大量的悖论。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出现大量悖论的根源。无法给企业和经济发展做实质性解释的企业超边际分析数学框架只能是数学游戏。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近代哲学家、数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形式逻辑的思想来源于莱布尼茨，他认为经典的传统逻辑必须改造和发展，使之更为精确和便于演算。所以数理逻辑不是新的逻辑，没有超出传统逻辑的知性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就是精确化、数学化的形式逻辑。
    数学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还因为纯数学只能证明不能发现，只能根据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建模，而不能预测经济的发展。一旦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原有的模型就将无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网理论”，其依据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规模既定之后生产过程未定之前，无法中途改变规模以适应需求变化。因此，农产品的需求信息与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把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与生产周期造成的价格变动轨迹画在以价格和产量为轴的坐标图上，形同蛛网，就形成蛛网理论。问题是蛛网理论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反映的失灵，但信息不对称是历史的、相对的;一旦信息工具与手段发达、信息对称了，价格反映灵敏了，“蛛网理论”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所以要使数学模型能反映经济的本质，预测经济的发展，靠得还是模型后面的思想——正确的方法论与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否更深刻、更正确认识经济本质与规律，不是看其是否运用数学方程，而是看其整体抽象度。而数学不可能做到最高层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层次抽象的是哲学方法论。五度空间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逻辑，就是这样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想用数学方法代替哲学的方法，只能菜篮打水，树杈打渔，挂一漏万，不着要领。缺乏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是杨小凯发展经济学的典型缺陷。杨小凯自己也认为数学不是万能的。杨小凯：“很显然，不管数学形式化的潜在好处是什么，它并不意味着凡是用复杂数学包装起来的经济思想就一定是深刻的。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建立在复杂数学之上的经济模型，其实思想非常肤浅。原因在于，即使是目前最高深的数学技术，也不能刻画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丰富实质。因此，对于真实世界而言，现在很多运用了高深数学技术的经济模型，仍然显得过于简单，从而也就不能用于政策制定或商业问题上。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则由于太复杂而不能用数学语言形式化。” ⑾这说明，杨小凯自己也承认他的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框架无法统一解释复杂的经济与企业管理现象。然而，杨小凯却似乎明知不可而为之：“但是，数学形式化能加速知识累积的优点，将毫无疑问地使主流经济学在演进过程中以应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并将这些深刻思想形式化为特征。”⑿人类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能够形式化也就不可能是什么“深刻的思想”。任何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数学是一种人工语言)，都必须转变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才能表达思想;而概念、范畴、范畴体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形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自然语言是不可替代的，人工语言只能是自然语言的辅助工具和补充。由于历史进化和现实的原因，自然语言可以表达人类知性、理性，逻辑、非逻辑的完整思想;而数学等人工语言即使转变成概念，也只能近似地表达人的知性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则什么也表达不了。所以把自然语言看成低级语言、数学等人工语言看成高级语言是错误的，正好像把汉语看成低级语言、把英语看成高级语言，把用汉语发表的论文看成低级论文、用英语发表的论文看成高级论文是荒谬的一样。“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像“木的铁”、“圆的方”一样，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一个悖论、一个伪命题。“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和制造“永动机”一样，是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幻想。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有把经济学“深刻思想形式化”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形式逻辑看成和语言一样的纯形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把经济看成只是现象，再深刻的经济思想也不过是对现象的罗列概括，而不是对经济规律的反映，因此这些所谓“深刻的经济思想”可以在“形式化”后像叠砖头一样得到“累积”。这说明，线性、还原论、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使西方经济学无法自圆其说，无法解释经济现实，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管理学脱节的根本原因，而无法与现代管理学衔接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现代经济学，更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现代企业管理是文化管理为主导、机会管理为核心、人本管理为基础的立体管理。分工和合作浓缩在团队管理中，是人本管理的一个环节;经济规模从属于规模经济的需要，而规模经济是机会管理的延伸;企业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现代企业管理的灵魂。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人格化，真正的企业家的看家本领就是机会管理，企业其他管理围绕机会管理这个核心展开。所有这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软件、硬件似乎很难能够纳入杨小凯的“角点解”进行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工业化、城市化时期比较平面只有硬件缺乏软件的经济活动的反映，拿到现在来只能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现代企业管理中，机会管理是本，企业家人格是最大的资本，有形资本、分工、交易费用、经济规模与经济组织是末。知识经济时代的机会管理需要企业家的对策论思维而非博弈论思维，要取得利润最大化和“一般化报酬递增”，不是仅仅取决于量的线性分析，更多是取决于结构的非线性分析。对于经济博弈，超边际分析方法也许可以派上用场;对于经济对策，超边际分析方法无能为力。就是边际分析本身，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分析同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分析也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前者则相反，是边际效用递增规律，边际报酬递增规律。要提高企业的整体功能必须靠复杂系统论的全息方法;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全息方法是超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是对超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的扬弃。所以我们要区别“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这两个概念。
    霍金(1942—)，英国当代物理学家。他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无任何静止质量、没有大小、能级无限大的“奇点”。霍金的“奇点”不是宇宙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霍金通过数学计算认为人只要乘坐速度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就可以穿越“时间隧道”而回到过去，和死去的亲人见面也是荒唐的。即使人可以乘坐速度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穿越“时间隧道”而回到“过去”，看到的也只是“过去”的影像，而不可能和死去的亲人谈话。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具体的对象只能用具体的思维方法来把握。正好像金钱不是万能，数学方法也不是万能;研究复杂事物的本质，哲学和直觉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