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主权债务危机井喷,高福利模式不可为继。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对基本体制的冲击严重,特别是对各国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当前包括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在内的西方政府普遍面临着财政悬崖问题,导致债务危机加重。例如,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加剧了赤字危机;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也已经被打破;欧盟不得不对公共支出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尤其是在削减不切实际的福利支出上幅度较强。2009年德国政府颁布《新债务限额》和2010年议会一揽子节约措施都力主削减社会福利开支;2014年法国总理瓦尔斯公布计划在医疗福利和社会保障福利上削减共计210亿欧元的支出,再加上移民、难民危机等问题,这些国家社会稳定受到打击,高福利模式不可为继成了必然,但如何改革却面临多重困难。
4.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应对之策匮乏,未来走向扑朔迷离。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即应对危机之策乏善可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政策更是寥寥无几。货币宽松造成通货膨胀、维持社会福利增加债务危机、税制改革激化社会矛盾、科技创新加剧结构性失衡等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根本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有学者总结出了五种基本观点,分别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历史进程视角来看,前三种模式已被或正被证明不可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收效甚微则表明工业资本主义也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因此,社会主义属性越来越突出将很有可能是未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改变,试图借助内力和外力进行的自我调节式的改良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系统性危机。
三、积极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挑战 1.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首先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业布局,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积极承接国际外包,利用“互联网+”和信息革命带来的机遇,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
其次是要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寻求经济增长新引擎、新动力;同时需要努力做好内需市场的拓展和挖掘,适当地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过剩的生产要素和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地区调整,以达到平衡发展。
再次是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绝非天然低效率,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模式和转型升级,应该积极调动企业人员和各类要素的活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之举。
最后是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控制货币发行,妥善引导资金市场流向。受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和国内经济形势影响,我国M2货币发行增长幅度较大,M2占经济总量比规模较大,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货币在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不太乐观的背景下容易流向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从而可能增加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
2.积极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正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权衡利弊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参与世界分工,通过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往来,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弥补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管理不先进等问题,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新时期,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我国提出了构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打造自由贸易区平台等战略举措,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当前我国已与境外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14个,并有多个正在谈判和研究的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角色发生变化,中国正从被动地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建设转向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了从“参与者”向“倡导者、领导者”转变。杭州G20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正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理念的深刻写照。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之道。
3.加强经济主权安全保护。国家经济主权完整是争取国际平等对话权的基础,也是维持经济长治久安的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通过金融和外汇市场等经济手段打开他国市场,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和军事等非经济手段迫使他国在经济主权上做出让步,这些都不利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逼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以量化宽松和其他手段强致人民币升值,企图篡取人民币定价权;另外境外热钱和对冲基金虎视中国资本市场,对我国经济主权安全极为不利。应该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做好经济主权安全:首先是将经济发展目标做好短期与长期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不能盲目迷信国外的技术、市场和经济政策。其次是加强对在华境内外国公司的管理,并做好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保护。再次是要培养相关法律人才,加强在出现国际争端和贸易摩擦时对我国正当利益的保护。最后是要控制境内重要的自然资源出口。
4.重点防范外部风险渗入。外部风险渗入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重要问题,防患于未然才能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运行。对外部风险的控制和预防应该做好四点工作:首先是全面展开我国对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对社会不稳定、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设置明显的警戒线,尽量避免在上述地区进行经济活动。其次是谨慎引进外资、技术、企业,加强对涉外事务活动的管理监督,提升对境外企业在华收购、合并行为的审查能力,必要时启动双方经济往来的隔离机制。再次要做好应急机制建设,特别是应该及时掌握发达国家和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密切国家的经济政策动向,形成多套方案应对可预期和不可预期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是与相关国共同建设风险防范和控制平台,共享风险监测及预警信息,从而实现有效联动和快速处置。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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