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我眼中的科斯和他的中国情怀

    9月3上午，打开电脑，就收到了科斯研究所的秘书Alexandra Benham 的邮件，说我们敬爱的科斯教授过世了。读到这封邮件，我眼泪即刻掉了下来。本来，前些日子在浙大开会，罗卫东教授还告诉我，已与王宁和张五常教授商定好，今年9月底或10月初浙江大学“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要邀请科斯本人来中国。我在复旦上学期还与学生预告过，9月底或10月初科斯会来中国，到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中国接待和拜会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科斯研究所的秘书提到，科斯去世前，还在读《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上的文章，他一直在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他晚年在阅读这些东西，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在我眼中，科斯是个活着的“圣人”。他是那么纯粹、平实、谦虚、善良和待人和善。2010年在芝加哥见到他的时候，感到他满面充满光，心里无任何杂念,一生都在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但在资助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又是那样慷慨大方。譬如， 2008年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研讨会，据科斯晚年的研究助手王宁博士告诉我，经费都是从科斯个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和个人积储中支付的。科斯一生把整自己的精力和思考都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当中，实际上也支持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研究。
    科斯到了老年，生活得非常艰难。他曾亲口告诉我，人老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他没有子女，晚年在养老院生活。他夫人去年去世，他非常伤心。这大半年来，我们这些熟悉科斯的中外学人和朋友，都真的很担心他受不了一生相依相伴的老伴离他而去。
    这一两年我参加了浙大的一些会议，正在筹备成立的科斯研究中心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中文和英文的《科斯全集》。我们想趁今年9月底或10月初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把科斯先生接来中国，甚至考虑让他在中国安享晚年。
    今年4月份，科斯研究所邀我去芝加哥参加诺思先生的生日宴会，因为太忙而没能成行，不然，我总能在科斯先生逝世前到芝加哥再次拜见一下他老人家。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为此我更感到欷口和悲痛不已。考虑到科斯先生是在102岁的高龄安详仙去，用中国社会的传统说法，这应该叫“喜丧”，由此还感到一丝安慰。
    我所理解的科斯经济学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从苏联引入了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部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三本书基本奠定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这种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开始普遍教授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教授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这些当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一套建立在一些公理化的假设之上的数量分析体系或言“科学”体系。这种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教给学生的是，消费者如何行为，生产者如何行为，以及市场竞争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分配，如何导致市场均衡，但是基本上不考虑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
    科斯经济学出现后，出现了新的变化。科斯明确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把运用市场的费用的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之中，也实际上把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条件运用到当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尽管有些争议，但这对原来以新古典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冲击和改造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几乎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讲到市场运行的成本、制度以及社会成本问题了。这一切都是科斯带给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科斯有两篇经典文章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制度分析基础，故科斯的理论也被称作为“科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并进而在当代经济学中形成了以科斯、诺思、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巴泽尔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科斯的《企业性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朴的文章，于1937年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Economica》上。这篇文章开始就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企业──或言“厂商”是什么，为什么在市场中存在企业？这篇经典文章所问的问题，今天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我们只是研究企业如何运行就行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科斯所问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射或者探寻了20世纪曾存在过的两大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市场资源配置制度。完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一个国家就是厂商或者一个大企业；而市场经济，相当于许许多多厂商或者企业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人类社会的生产，到底是由一个国家“超级企业”或者用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奥利华•威廉姆森的说法──用一个巨大的行政科层来进行配置更有效率，还是由许许多多的企业竞争而配置资源更有效率，这取决于运用市场的费用（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或言管理费用）的高低。这实际上并不只是研究企业的性质问题，而是探讨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合理性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在人类现代社会中，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还是选择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谁是最优的问题。
    科斯的第二篇经典文章，是1962年发表在科斯本人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是一篇关于市场运行中权利配置问题的文章，也实际上涉及到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问题，并由此奠定了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分析基础。概言之，科斯的思想和理论分析，使当代经济学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现实，也部分改变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是为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公认的。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言中，尤其是他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经典文章中，他曾非常有信心地说了一句话：未来几十年，相信的所有经济学都会变成制度经济学了。
    我所感受的科斯的中国情怀
    我是在2010年参加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主办的会议上第一次遇见科斯先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科斯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告诉我，他现在都没有去过中国，并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有趣的是，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似乎影响更加深远。科斯的经济学思想被张五常、汪丁丁、周其仁、盛洪等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介绍到中国之后，正好与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需求相一致，广为传播，也为大家所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科斯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可以说无人不受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甚至也可以认为，几乎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是制度经济学家了。无论是研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甚至区域经济学的，还是研究管理学以及研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家基本上都对科斯的思想和理论比较熟悉。
    科斯生前曾对中国经济学家充满期待，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完全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子，要思考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子。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在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回归正道。
    在2010年7月的研讨会闭幕后，99岁高龄的科斯参加了在芝加哥的一家华人海鲜餐馆举行的告别宴会。因为知道我在中国也是教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研究所的Lee Benham把我叫到科斯教授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与科斯先生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声音和笑貌，尤其还记得，他怕我听不清楚他的嘱咐，把身子向前凑了一下，趴在我耳边告诉我，并反复强调了三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长，他寄很大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惊闻科斯先生仙逝的噩耗后，他那天晚上对我的叮嘱又不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且一生都不敢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