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师也：光荣革命的光荣——读道格拉斯诺斯《宪法与承诺》有感

    一个国家的革命，若是对今后的制度毫无成就与建树，若是没有留下让后人值得借鉴的东西，那这样的革命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英国经济推向了和从前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的经济由于宪法政治的建立才真正走上了光荣的道路。道格拉斯•诺斯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本文中，他着重阐述了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前后皇室经济状况以及宪政、代议制的建立对英国经济的推动作用，集中讨论了支撑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的政治因素。
    在宪政范围内，“宪”字与“限”字是一个意思，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能否有效限制住君主的权力？政府往往是不可靠的，一个政府的权力若是太大，它既可以赋予你一切，也可以夺走你一切。诺斯在谈到政府的承诺时说：有两种方式可让人们信任政府作出的承诺，其一是当权者确确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其二是自身服从于一整套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不给违背承诺留存任何余地。前者一般情况下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后者才是我们主要要研究的。
    一．光荣革命前英国皇室的财政改革的历史
    斯图亚特王朝时，国王通过扩充皇室来募资，议会在中间的作用微乎其微，向谁借钱、借多少、借来的款项去向如何都由不得议会插手，查理一世甚至未在议会的允许下征税。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买官卖官的事情发生，例如一个男爵头衔价值1095英镑，其他的头衔也全数标价待售，这种盈利方式一度为王室带来90000英镑的收入。
    直到1640年，政府做了一件完全超出自己底线的事情：他们没收了商人出于安全考虑存在伦敦塔里的金条，这导致了很多商人纷纷破产、并加剧了王室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议会与普通法庭都反对国王滥用权力，但国王显然不愿意接受限制权力的意见，所以议会曾经多次被解散。
    立法权本来在议会，而且普通法庭才是正常的司法机构。但国王为了一己私利，成立了星室法庭，这种法庭为王室专用，可以撇开议会的立法权而动用专权立法，星室法庭全部由国王的亲信构成，集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于一身，不过由于民怨沸腾，星室法庭在1641年被取消了。
    后来王室管理机构也被撤销。过去，国王可通过它对经济实行管制，如今这管制不再存在了。同时，土地所有权被修改，更有利于私有化和市场的发展，国王对于其曾经支持者的控制力量不再那么强大，市场环境因此明显改善。这个时候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而且也确实履行了，如废除君主制和贵族院，不过这次改革最后仍然失败了。
    1660年，国王复辟，王室与人民之间激烈的政治博弈又开始了。国王独裁和侵权的行为又开始加剧。地方政府被重新授权，并且辉格党的反政府派系遭到了严厉打击。17世纪80年代中期，104位议会议员中只剩下了1个辉格党人，完全丧失了否决权。没过几年，詹姆斯二世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支持者，结果弄得个众叛亲离，这也才真正到了英国历史的转折点。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
    二．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问题：
    当时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问题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税收问题、贷款问题以及寻租横行。
    首先，斯图亚特王朝由于战争等等原因，财政确实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英国常常出现随便征税的现象，也就是国王没有经过议会批准就对公民强行征税，这也使得王室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很激烈。
    此外王室还用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但是，国王并未与财富集团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斯图亚特王朝大多是以威逼利诱的方式来获得贷款的，也就是现在的“强行借款”。偿还贷款经常是无法预期的事，国王也从来没有按照当初的贷款协议执行过。通过1604和1605年间的强行借款，国王1年就借到了111891英镑，这些钱尽管最后都偿还了，但其中20363英镑还是在1609年12月时才还清。1617年的强行借款（还不到10万英镑）直到1628年才得以偿还。从1611年到1625年，国王一直通过相同的办法来借款。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借款越来越像税收，但由于它们都属于借款，所以，国王并不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如果说这时对君王有什么限制，那唯一的限制就是声誉了。在声誉的影响下，君主与贷款方重复博弈，但还是会很大程度上毁坏承诺，因为君王的时间偏好和贴现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政府违约是家常便饭，即使财政不困难，也很难保证国王不会拿着借来的钱吃喝享乐。
    还有一种增加收入的办法就是出售垄断权。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国王以一种新的方式利用了专利权。专利权原本是用来保护并促进新科技的发明，但在当时却被用来“阻止现有产业披着技术进步的外衣进行垄断”。新的垄断权都出售给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事收益可观的经济活动但又不是国王的支持者。这导致在经济中出现了寻租和剥夺准租金的行为。一旦某种经济活动的垄断权被出售，以此种经济活动为生的人（如供货商和消费者）都会受到冲击。在这个历史时期，公民所承担的政治风险大大增加。
    不过国王并没有自己的常备军，这也是王朝能轻易被推翻的原因。
    英国国王做的事情现在在我们看来，貌似连小错误都算不上，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见过了太多因为横征暴敛而流血的事件，相比于他们，英国国王简直太文明了。但是，议会却很有维权意识，这些越过议会自作主张的决定在议员们看来简直不可原谅。
    三．值得信任的承诺
    这次革命开创了议会至上的时代，我认为这是光荣革命最大的光荣。当然国王也并没有因为议会权力的增大而沦为傀儡，虚君宪政在英国成功推行，最关键的是，在这次财政大变革中，议员们在财政事务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国王独立的税收来源被大大限制，国王要想实现目标，就要跟议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政府开支明细公开透明，王室资金使用都要由议会过问，这些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一般情况下，革命都是暴力的、都会为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摧残，而光荣革命几乎没有任何流血事件发生，并且在革命成功后实现了向虚君宪政的平稳过渡。
    光荣革命后，政策中的重大调整必须由议会批准，且国王不能再单方面立法。为了能和平去除从前的独裁倾向，议会同意向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这也提高了议会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但议会同样也是一个利益集团，诚如诺斯先生所言：他的目的并不比国王崇高，这时就需要制度约束。埃克隆德和科里森做过分析：不确定性带来较高成本和私人回报，这降低了产业对于监管和控制需求，创造环境，加大了君主和商人共同寻租的成本。寻租的权力由国王移向议会，法律提高监督成本，并且由于立法机构内观点不一，大大减少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国王可以提出开支的议案，议会必须详悉甄核，具体说来是：下院授权、上院批准该授权。私利仍被谋取，但已然不再是暗箱操作，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透明的。
    在这个新制度下，一切都变得可预见，所以它使人们信服这样一点：政府的承诺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是确确实实能够实现的。在光荣革命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资本市场中出现了类似由光荣革命引发的戏剧性变化。
    四．财政革命
    威廉和玛丽执政期间，议会通过革命协议重建了英国政治制度。斯图亚特王朝曾利用星室法庭重新分配权利，这些行为一度对公民的自由和财富构成了威胁，国王可随意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但仅仅取消导致独裁行为的权力不足以防止权力滥用。控制国王的行为不仅需要对国王权力加以适当的限制，而且也需要解决财政问题。所以，光荣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财政革命。我把诺斯先生在本文中谈到的所有财政事务归结为两个方面：
    1.关于政府贷款：制度创新改变了政府寻找信贷的方式，促进了公共财政的正规化。这在英法战争期间得以体现，公共财政正规化，每笔新借款都必须得到法律的授权，所有新的长期借款都要支付利息。
    诺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在1693年，英国政府以新税收为抵押获得了第一笔巨额长期贷款（100万英镑）。但是截止到1694年，这笔资金就用光了。当政府寻找新的长期借款时，它邀请贷款人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合作伙伴并负责管理政府的贷款账户，而且还负责确保不间断地支付承诺的利息。英格兰银行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它不能在议会没有明确批准的情况下借钱给国王或者购买国王的土地。这些制度创新为辉格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手段（对商业利益集团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国王的贷款都要经过英格兰银行，所以如果英格兰银行没有收到政府为贷款资金支付的利息，它就必须立刻停止支付贷款。
    这样一来，政府的未来行为就受到了额外的私人限制，若不能履行其过去承诺的责任，它就很难使用目前的贷款资金。开始人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的初始贷款认购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有可能失败。但实际上，第一天就认购了三分之一的贷款，而在随后的两天里又认购了另外三分之一的贷款。十天后，全部贷款都已被认购。
    一个国家，为了快速达到目标可以接受大一点的权力，可这权力绝不是无限制的。例如内阁总理制可以变为总统制。可这是权力约束大与小的问题，绝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为了达成经济指标而进行中央集权或许会得到一时的效果，但从长久看来，这种方式贻害无穷。
    很多人觉得民主效率低下，但从长久来看，代议制为英国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行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大的权力一旦被关进笼子，当公众有权力进入财政体系内发言，经济发展一定是长久并且令人惊叹的。
    2.政府开支：光荣革命前，政府开支将近180万英镑，政府债务被控制在近100万英镑，占GDP的2％—3%。当时荷兰可以以4％的年利率筹500万英镑的长期贷款，英国却只能以6％—30％的年利率筹措小额短期贷款。这也就是说不论世界经济趋势如何，政府都无法实行财政扩张的政策。
    光荣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1697年，也就是光荣革命后9年，政府开支就增长了3倍，达790万英镑。开支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与法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但重要的是，政府开发社会资源的能力得到提高。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可以证明这一点，9年战争期间，政府债务从100万英镑增加到将近170万英镑。这样的债务水平—约占GDP的40％—在过去是很难达到的。另外，新政府资助战争的能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在打败法国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截止到1720年，政府债务是1688年的5倍多。一般情况下，伴随着巨大的财政需求，随之而来的都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不利要求。新的融资方法实际上消除了这样的需求。
    一系列价格变化还为新政体愈加提高的可预见性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尽管债务水平提高致使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政策却没有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型财政。反之，政府借款范围扩大，而市场向政府贷款收取的利率却降低了。17世纪90年代初，政府最初的长期贷款利率达到了14％。截止到17世纪90年代末，利率水平降到了一半，在6％—8％之间。在随后的20年间，利率水平一路下降，截止到18世纪30年代，达到3％。既能够在利率不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又能够给大家提供充分的资金，这一现象表明，尽管债务规模明显扩大，由政府行为带来的整体风险却显著降低了。
    五．关于新制度革命的一些随感：
    英国的社会制度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它从专制到宪政的转变一度让世界大开眼界。光荣革命后，虚君宪政之所以推行的如此成功，政府的承诺之所以能够让人信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久远的议会历史。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给后来政策的制定起了很大帮助。
    权力对于一个人的腐蚀是平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即使违背道义，君主依然无市议会，对人民横征暴敛，但这样无道义的中央集权本身也是很空虚的。它时刻处于恐惧之中，害怕被推翻，所以光荣革命还未见血，权力就已然崩溃了。处于权力中心的君王不愿意放弃一点点权力，甚至连反省都不愿做，因为他要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所以即使民怨沸腾，他也表示视而不见。
    君主立宪制其实是一种相对完美的政体，最起码在17世纪是英国最好的抉择。日本明治天皇时期实行的是实君宪政，那是因为日本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英国国王显然不如明治天皇靠谱，并且虚君宪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议会和国王权力进行了双制衡。国王与政府都不能轻易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或拒绝偿还债务，因为财富所有者通过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获得了对每一项决议的发言权，有否决权的人在不断增加，表明公民可以避免自己受政治侵害，政府也没有机会再去横征暴敛。
    诺斯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六．谈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光荣革命的差异。
    杨小凯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了洛克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詹姆斯二世不能算得上是暴君，他甚至还有一些软弱，而推翻他的并不是以某人英雄形象在支撑的革命力量，而是有信仰、有目的、有秩序并且文明的革命团体。在一次大革命中，若是某人一再被夸赞成伟大的领导核心，可对于新秩序的建立毫无头绪，这样的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
    马克思主义革命着重体现在要消灭阶级，这中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流血，但马克思又没有为革命成功后经济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于是各国一味地遵循公有制，任何人的东西都被公有，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不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就根本不能提高政府承诺的可信度，不保护私有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形成的英雄形态又会在新的社会秩序建立后不可避免地实施独裁。在这一点上，光荣革命为人类历史做的贡献不可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