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国际货币安排问题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关系：在何种比例和条件下，个人能够把美元兑换成英镑，把加拿大的元兑换成美元，等等。这个问题和前一章讨论过的货币控制有密切联系。这也和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具有联系，因为，控制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支付的一种办法。
    国际货币安排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尽管它具有技术性和难于克眼的复杂性，国际货币安排这个论题是自由主义者不能忽略的一个主题。当我们说：对今天美国经济自由最严重的短期威胁——当然，除了由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外——是我们将被引导到采用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控制以“解决”收支平衡问题。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看来似乎是没有害处的；它们会得到在其他情况下会惧怕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人的支持。好多工商业者甚至于把它们看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情况能够扩散得如此之远，从而最后对私有企业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性。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把市场经济转变成集权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最有效方法是从直接控制外汇开始。这一步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进口的定量配给、对使用进口货的国内生产加以控制或对进口货的代用品的国内生产加以控制、如此等等无穷尽的越来越恶化的连锁反应。尽管这样，甚至于象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那样的自由企业的战士，在讨论所谓“黄金外流”时，有时也被引导到对外汇交易施加限制是一种必要的“治疗手段”的主张。这种“治疗手段”远比疾病本身更为怨劣。
    在世界上的经济政策中，很少有任何真正新的东西。被断定为新的东西最终被证实为前一世纪抛弃的东西的稍加改装的形式。然而，除非我认识错误，全面的外汇控制和所谓“货币的不能兑换的性质”是一个例外，而它们的起因显示了它们集权主义的内容。就我所知，它们是在纳粹统治的早期为雅尔玛·沙赫特所发明。在过去很多情况下，货币当然曾被说成为是不可兑换的。但是，在那时，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当时的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以法定的比例把纸币兑换成黄金或白银、或所应兑换到的货市商品。它很少会指一个国家禁止它的市民或居民用那个国家的货币单位来表示的一定数额的纸币来换取用另一个国家货币单位表示的相应的纸币——或者换取硬币或金条．例如，在美国内战期间和其后的十五年，美国货币在拥有钞票的人不能从财政部那里把它兑换成固定数量的黄金这个意义上是不能兑换的。但是，在整个时期，他可以使用美国纸币按市场价格自由购买黄金，或按照双方同意的任何价格买卖英镑。
    在美国，自从1933年以来，在过去的意义上来说，美元是不可兑换的。美国公民拥有黄金或买卖黄金是不合法的。在新的意义上来说，美元不是不可兑换的，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正在采取非常可能地要把我们早晚赶往那个方向的政策。
    黄金在美国货币制度上的作用
    只有文化上的落后才能使我们仍然认为黄金是我们货币制度的核心因素。黄金在美国政策上的作用的较为正确的说法为：它主要是一种其价格受到维持的商品，象小麦或其他农产品那样。我们对黄金价格的支持方案与我们的小麦价格的支持方案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我们对外国人和国内生产者都按照支持的价格来偿付；第二，我们按照支持价格仅随意出售给外商而不出售给本国商人第三点是黄金的货币作用的一个重要残余物。财政部有极创造货币来支付它购买的黄金——好家印刷纸币一样——因此，购买黄金的费用在预算中并不出现，而需要的金额并不一定来自国会的拨款。同样，当财政部出售黄金时，帐面上只表现为黄金证券的减少，而不是进入预算的一笔收入。
    当黄金价格最初在1934年被规定在目前的35美元一盎司的水平时，这个价格远高于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结果，黄金大量涌进美国，在六年内，我们的黄金存量三倍于往昔。我们渐渐拥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一半以上。我们累积了“剩余”黄金，其原因和我们累积了“剩余”小麦一样——因为政府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最近，形势起了变化。当法定的黄金价格仍然处干35美元时，其他货品的价格变为两倍或三倍于往昔。因此，现在35美元要小于自由市场应有的价格。结果，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短缺”而不是“过剩”的问题，其原因正和限制租金上升不可避免地造成房屋“短缺”一样——因为，政府正在设法把黄金的价格维持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
    法定的黄金价格应该在很久以前加以提高——正象小麦价格在过去经常被提高一样——除了偶然的情况的考虑，即：黄金的主要生产者，从而是价格提高的主要受益者为苏联和南非。对这两个国家，美国在政治上是最没有感情的。
    政府控制黄金价格和自由经济是不相调和的，其不相调和的程度不亚于控制任何其他价格。这种假的金本位必须和真正金本位下的黄金作为货币严格地区分开来。真正的金本位和自由经济是完全调和的，虽然它可能行不通。当罗斯福政府提高黄金价格时，它在1933和1934年来取的有关的措施在基本的观点上背离了自由的原则并且创造了以后给自由世界带来灾祸的先例，其影响甚至超过规定价格这一事实本身。我指的是黄金存量的国有化，禁止为了货币目的而为私人占有的黄金，以及在国家和私人契约中废除黄金条款。
    1933年和1934年早期，法律要求拥有黄金的私人把他们的黄金移交给联邦政府。政府则以相等于以前的法定价格来补偿他们，而这一法定价格在那时肯定低于市场价格。为了使这一要求有效，在美国国内拥有黄金被认为是非法的，除了用于艺术上的黄金以外。人们很难设想一个对自由企业社会赖以存在的私人财产原则有更大的破坏性的措施。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黄金国有化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按照人为规定的低价使土地和工厂国有化在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美国在本身从事其中的一个以后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另一个呢？然而，关于涉及到黄金的事倚，有些自由企业的支持者的盲目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1960年，亨利·亚历山大，接替J．P．摩根公司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首脑，提出建议，把美国公民私人拥有黄金的禁令范围扩大到国外拥有的黄金！它的建议波艾森豪威尔总统所采纳，而银行界人氏几乎没有提出抗议。
    虽然为了货币的目的而“保存”黄金被当作为借口，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并不是为了任何这样的货币目的而实施的，不论这个目的本身是好还是坏。实施黄金国有化目的在于使政府从黄金价格的提高中获得全部“帐面上的”利润——或者为了防止私人从中获利。
    废弃黄金条款具有类似的目的。这也是破坏自由企业基本原则的一个措施．在完全理解的条件下，双方诚心诚意缔结的契约为了一方的利益而被宣布为无效。
    目前的支付和资金外流
    在更加一般的水平上来论述国际货币关系，就有必要采区别两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国际收支平衡表和黄金外流的危险。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异能够最简单地通过考虑一个普通商业银行的事例加以说明。银行必须以如此的方式安排其事务，以致它所收进的款项，如手续费、贷款利息、等等，多到足以支付它的开支——工资和薪金、借款的利息、办公费用、股东的收益、等等。也就是说，它必须争取一个足够大的收入帐目。但是，一个收益帐目很不错的银行仍然可能遭受严重的困难，假使由于任何原因，它的存款者对它丧失信心，而突然同时要求把他们的存款兑现的话。很多健全的银行由于在前一章里所叙述的流动性危机期间这样一种挤兑而被迫倒闭。
    这两个问题当然不是没有关系的。银行的存款者对它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银行的收入帐目遭受损失。然而，这两个问题又是非常不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收入帐目的问题一般出现较慢，而有着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它们。它们很少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另一方面，挤兑可能会突然地和无中生有地冒出来。
    美国的情况是完全相类似的。美国居民和美国政府本身企图以美元购买外汇，以便在别的国家中购买物品和劳务、在外国企业中进行投资、支付借款利息、偿还借款或给别人送礼；不论就私人还是公家而言，都是如此。同时，为了相应的目的，外国人也企图用外币来购买美元。事后，用来换取外币的美元数目恰好等于用外币购买的美元数目——正如售出的鞋子数目恰好等于买进的鞋子数目一样。算术就是算术，一个人购买的是另一个人出售的。但是，却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美元表示的外币价格，某些人要花费的美元数将等于其他人要购买的美元数——正象没有东西来保证：按照任何规定的鞋价，人们要买的鞋子数正好等于其他人要出售的鞋子数一样。事后的等同反映了消除任何事前的差距的某些机制。为了这个目的而得到一个适当的机制的问题相当于银行收入帐目的问题。
    此外，美国也具有一个类似银行回避挤兑的问题。美国巳经承担义务，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出售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政府和居民在美国拥有大量的款项，其形式为银行存款或能立即变卖成美元的有价证券。任何时候，持有这些款项的人可以通过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行为对美国财政部造成挤兑风潮。这正是1960年秋天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在将来的不可预测的日子里很可能再要发生的事情（或许会发生在本书出版以前）。
    这两个问题在两方面具有联系。首先，正和银行一样，收入帐目的困难是对美国能遵守诺言按35美元一盎司价格出售黄金的能力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实际上一直必须向国外借款以便使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帐目保持平衡这一事实是为什么美元持有者有兴趣把美元换成黄金或其他货币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黄金的固定价格是我们用来规定另一批价格的办法——按外币计算的美元价格——而美元的流出是我们用来解决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事前矛盾的办法。
    取得国外收支平衡的另一机制
    如果我们考察取得国际收支平衡的其他的一些机制，我们对上述两种关系会有较清楚的理解——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中的比较基本的一个。
    假设美国在国际收支上大致保持平衡，而某种事态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形势，譬如说，相对于美国居民想要出售的美元而言，外国人减少了想要买进的美元数量；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相对于外币持有者想要出售外币换取美元的数目相比，美元持有者想要买进的外币数量增加。这就是说，某种事态的出现可能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造成“赤字”。这可能来源于国外生产效率的增长或国内效率的减退，可能来源于美国援外开支增加或其他国家开支的减少，或经常会遇到的千千万万种其他的变化。
    对于这种干扰，国家仅有四种进行调整的方法，它必须使用这些方法的某种配合方式：
    1. 美国外币储备可以由于支取而减少，或外国的美币储备可以增加。在实践上，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使它的黄金储备下降，因为黄金可以兑换成为外币，或者它可以借进外币并使它们按它价和美元相交换；或者，外国政府可以按官价出售外币给美国居民从而累积美元。依赖外币储备显然最多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正是由于美国广泛地使用这个权宜之计才造成人们对它的国际收支的平衡的焦虑。
    2．可以迫使美国国内价格作出相对于外国价格的降低。这是在纯粹的金本位下主要的调整机制。最初的赤字会造成黄金外流（见上面机制1）；黄金外流会造成货币数量的下降；货币数量的下降会造成国内价格和收入的下降。同时，相反的影响会在国外出现：黄金流入会扩大货币数量，因而提高价格和收入。美国价格的降低和外国价格的上升会使美国货品对外国人更有吸引力，从而提高他们想要购买的美元数量；与此同时，价格的变化会使外国货对美国居民更少吸引力，从而降低了他们想要出售的美元数量。两者的影响都在于减少赤字，从而在没有必要进一步使黄金外流的情况下，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
    处于现代的管理本位之下，这些影响不是自动发生的。黄金外流可能作为第一步仍然出现，但是，它们不会在流出国中，也不会在流入国中影响货币数量，除非两国货币当局作出如此的决定。今天在每个国家中，中央银行或财政部有权抵销黄金流动的影响，或者有权在没有黄金流动的情况下改变货币数量。因此，只有在遭受赤字的国家当局为了解决它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愿意造成通货收缩，从而造成失业，或者得到盈余的国家当局愿意造成通货膨胀时，这种机制才会被使用。
    3．正如通过国内价格的变动一样，通过外汇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例如，假设在机制（2）下，美国一辆某种牌子的小轿车的价格下跌10% ，从2，800美元跌到2，520美元。假使英镑的价格始终保持在2．80美元，
    这意味着英国的价格（不算运费和其他费用）将从1，000铸跌到900镑。假使一镑的价格从2．80美元上升到3．11美元，英国价格也会发生完全一样的跌落而并不需要美国的价格有任何变化。在过去，英国人必须花1，000铸换取2，800美元，而现在，他只要花900镑就可以得到 2800美元。他不会知道这种成本的减少和外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美元价格跌落而造成的成本的减少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外汇率的变化具有几种方式。在目前的许多国家使用的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贬值或升值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政府声明：它将改变它过去规定的外汇比价。另一方面，外汇率根本不需要加以规定。它可以是天天变化的市场的外汇率，正和1950年到1962年加拿大的情况一样。假使这是市场的外汇率，它可以主要由私人交易所决定的真正的自由市场外汇率，如从1952年到1961年间的加拿大的外汇率一样，或者，它可以为政府在市场上所操纵，如英国1931—1939年的情况，和加拿大在1950- 1952年以及1961－1962年的情况。
    在所有这些手段中，只有自由浮动外汇率才是完全自动调节和不受政府控制的。
    4．机制2和3所作出的调整包括由于内部价格或由于外汇率的变化所导致的商品和劳务流动量的变化。另一种办法是：可以使用政府对贸易的直接控制或干预来减少美国企图花费的美元和扩大美国的收入。可以提高关税来阻止进口，可以使用津贴来刺激出口，可以对各种物品施加进口限额，可以控制美国公民或公司在国外的投资，等等，一直到一整套外汇控制的办法。在这个范畴之内，不但必须包括对私人活动的控制，而且还包括旨在于使国际收支平衡的政府方案的变化。可能要求外援的接受者把援助的款项在美国使用掉；武装部队为了节约“美元”，可能以较大的代价不是从国外而是从美国来购买物品——这里使用自相矛盾的字眼——以及其他种种令人感到困惑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将要而且必须使用这四种办法中的一个。复式簿记必须平衡。支出必须等于收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们发表的国家政策曾经是和继续会是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在1961年12月对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讲演中，肯尼迪总统说，“因此，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我重复这一点，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声明——没有施加外汇控制、使美元贬值、树立贸易障碍或中止我们经济的恢复的企图．”作为一个逻辑问题来考虑，这句话使得仅为两个可能性剩了下来：使其他国家采取我们难以依赖的有关措施，或减少总统和其他官员反复声明不准继续减少的储备。然而，《时代》杂志报导说：从开会的工商业者那里，总统的保证得到了一阵掌声。以我们已经声明的政策而言，我们是处在一个人不敷出的人的地位，而这个人又坚持说；他不可能挣得更多或花费得更少，或者借款，或者从他的资产中取得入不敷出的差额！
    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采用任何一种连贯性的政策，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象我们一样作同样的鸵鸟般的声明——被迫使用所有的四个机制。在战后年代的早期，美国储备上升；最近，它们一直在下降。与储备上升这一情况相比，我们更乐意于欢迎通货膨胀。由于黄金外流，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通货收缩的程度要比没有黄金外流时为大。虽然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黄金的官价，我们的贸易伙伴们却改变了他们的官价，从而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在造成这些调整时，美国的压力并不是不存在的。最后，我们的贸易伙伴广泛地使用直接控制，而由于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面临着赤字，我们对国际收支也采取了大范围的直接干预——从减少旅游者能免税带入的外国货的数量——这是细微而有高度象征性的一个步骤——到要求外援开支在美国使用，到要求家属不和海外军人一起生活，到更严格的石油进口的限额。我们也曾不得不降低身分去请求外国政府对加强美国收支平衡采取特殊的措施。
    在四个机制中，使用直接控制显然从几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最不好的，而且对一个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摧毁性．然而由于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我们曾逐渐被引入于依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控制。我们公开宣传自由贸易的美德，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迫使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行进，而我们还具有进一步行进的很大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减少关税的法律。政府可以协商任何次数的关税削减。然而，除非我们采用另一些机制来解决国际收支的赤字，我们不过是用一套贸易的办法来代替另一套办法——实际上，是用一套较坏的来代替一套较好的。关税固然是坏事，而限额和其他直接干预甚至是更坏。象市场价格一样，关税具有非个人的性质，并不牵涉到政府对商业事务的直接干预，限额则很可能要牵涉到分配及其他行政的干预，此外还给与行政官员一笔有价值的权势作为私人利益走后门之用。或许比关税或限额更坏的是在法律之外的安排，例如日本“自愿”限制纺织品的出口的协定。
    作为自由市场解决办法的浮动汇率
    只有两种机制是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的。一个是完全自动调节的国际金本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既行不通，又不是理想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自己单独采用它。另一个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相当于前一章所主张的货币规章的办法。假使我们不采用它，我们将无法扩展自由贸易的范围，并且迟早会不得不对贸易施加广泛的直接控制。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条件能够并且确实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或许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62年4月），我们能够糊里糊涂地走出困境，并且可能处于具有盈余而不是处于赤字的状态，累积了而不是损失了储备。果然如此的话，这将不过意味着：其他国家会面临着施加控制的必要性。当我在1950年写论文建议浮动汇率的制度时，当时的前提是伴随着所谓“美元短缺”的欧洲在国际收支上的困难处境。这种变化总是可能的。事实上，很难预料这些变化在何时和如何发生正是赞成自由市场的基本论点。我们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我们是要通过采用一种机制来解决整个收支平衡问题，而这种机制又能使自由市场的力量对影响国际贸易的条件的变化，提供一个迅速、有效而自动的反应。
    虽然自由浮动汇率看来显然是适当的自由市场机制，但是，强烈地支持它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为职业经济学者，而反对它的却是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否定政府干预和政府决定价格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是如此呢？一个理由单纯是沉溺于现状。第二个理由是真正和虚假金本位之间的混淆。在真正的金本位下，不同国家的货币的相互之间的比价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同的货币只是不同数量黄金的不同名称。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仅仅采用名义上以黄金为基础的形式便能够实现真正金本位的实质——即：采用虚假的金本位，在其中，不同国家的货币比价的固定不变仅仅因为它们是在市场中受到维持的规定价格。第三个理由是每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倾向，认为其他人应该使用自由市场，而自己则需要特殊的处理。这在汇率上对银行家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喜欢有一个保证不变的价格。此外，他们对市场会出现的应付汇率的波动的办法并不熟悉。专门在外汇的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和套汇的公司并不存在。这是强行维持现状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加拿大，处于十年的自由汇率这一不同现状之后，某些银行家站在赞成继续使用自由汇率的前列并且反对维持固定比价，也反对政府对汇率的操纵。
    我相信，比这些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对浮动汇率的经验作出错误的解释，来源于可以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的统计学方面的错误。亚利桑那显然是美国患结核病者能进入的最坏的地方，因为亚利桑那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比任何其他州都要高。在这个例子中，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外汇率，荒谬之处并不如此明显。当国家由于内部货币处理不当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时，它们最后总是不得不采用可以伸缩的汇率。没有任何程度的外汇控制或直接的贸易限制能使它们把汇率维持在脱离经济现实很远的水平。结果，浮动汇率确实是无疑地与财政和经济的不稳定状态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正象在许多南美国家发生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或者是严重的但还不是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我们正和许多人一样，很容易得出浮动汇率造成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的结论。
    赞成浮动汇率并不意味着赞成不稳定的汇率。当我们支持国内的自由价格制度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价格上下剧烈波动的制度。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价格可以自由波动，但是决定它们的因素稳定到足够的程度，从而在事实上价格的运动会处于适当的范围之内。这也同样适用于浮动汇率的制度。最后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在其中，价格虽然可以自由变动，但在事实上，汇率却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基本的经济政策和条件是稳定的，汇率的不稳定是根本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通过行政办法冻结汇率来消除这个征兆并不能治疗根本的困难，而只能更加痛苦地对困难作出调整。
    为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需要的政策措施
    如果我详细说明我认为美国为了形成一个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应采取的措施，那末，这会有助于以具体的办法表明目前的论述的含义。
    1．美国应该宣布：它不再按固定价格买卖黄金。
    2．规定个人拥有黄金或买卖黄金是不合法的，目前法律应该废止，从而，对按照任何其他商品或包括国家货币在内的金融票据来买卖黄金的价格就会没有限制。
    3．规定联邦储备系统必须拥有等于它债务数额的25%的黄金证券的目前法律应该废止。
    4．象完全取消小麦价格维持方案一样，在完全取消黄金价格维持方案中的传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累积下来的存货。在两种情况中，我个人的观点是：政府应该立即执行上述第一和第二点，从而恢复自由市场，并且最后应该出清它的所有的存货。然而，理想的办法很可能是：政府逐渐地出清它的存货。以小麦而言，在我看来五年似乎是足够长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赞成政府在五年的每年中出清掉它存货的五分之一。这样长的时期看来对黄金也同样是相当合适的。因而，我建议政府在五年期间在自由市场上拍卖掉它的黄金存货。有了自由黄金市场，个人很可能会认为黄金的库存收据比真正的黄金更为有用。但是，果然如此，私人企业肯定能提供储存黄金的地方并且发给收据。为什么储藏黄金和发给收据应该是国有化的企业呢？
    5．美国也应该宣布；它不会规定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的官价汇率；此外，它不会从事于目的在于影响汇率的任何投机或其他活动。汇率会在自由市场里决定。
    6．这些措施会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成员来规定美元官方平价这一正式职责发生矛盾。然而，基金组织认为：虽然加拿大没有规定它的货币比价，但它并不和基金组织的条文相冲突，从而，批准加拿大的浮动汇率。没有理由认为它对美国不能同样对待。
    7．其他国家可能要维持它们自己的货币和美元之间固定比价。这是它们自己的事，而只要我们不去承担按固定价格购买它们的货币的义务，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只有使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他们才能成功地维持它们和我们货币之间的比价——减少或增加储备、使他们的国内政策与美国政策相协调、加紧或放松对贸易的直接控制。
    排除美国对贸易的限制
    类似上面加以概括的制度将彻底地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可能出现赤字，而这些赤字需要高级政府官员恳求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支援，或需要美国总统的行动象一个惶恐的小银行的主人那样，设法恢复对他银行的信心，或迫使宣传自由贸易的政府对进口施加限制，或为了微不足道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而牺牲重要的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支付总是平衡的，因为一种价格——外汇率——会不受约束地造成平衡。谁也不能出售美元，除非他能找到购买它们的人，同样的话也适用于相反的情况。
    因此，浮动汇率制度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自由的贸易——除了以严格地政治和军事的理由来进行干预的情况以外；例如，禁止出售战略物资给共产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坚持使用固定汇率的紧身内衣，我们不可能肯定地走向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必要时的安全手段，必须保留使用关税或直接控制的可能性。
    浮动汇率制度有附带的好处，它几乎能赤裸裸地揭露出反对自由贸易的最流行的论点中的荒谬之处。
    该论点为：别处的“低”工资使关税多多少少成为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这里的“高”工资。日本工人每小时得到100日元和美国工人每小时4美元相比是高还是低呢？那完全取决于汇率。什么决定汇率呢？使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出售给日本人的数量大体上等于他们能出售给我们的数量。
    为了简单化起见，设想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同时设想按照某种汇率，譬如说1，000日元换一美元，日本能以比美国便宜的办法生产进入外贸的每一样东西。按照这个汇率，日本能出售给我们很多东西，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出售给他们。设想我们用美元纸币支付他们。那些日本出口商将怎么处理这些美元呢？他们不能吃它们，穿它们或住在美元里面。假使他们只是愿意持有它们，那末，印刷工业——印刷美元票据——将会是一项宏伟的出口行业。它的产量会使我们所有人具有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几乎完全由日本人免费供应。
    但是，日本出口商当然不想持有这些纸币。他们想出售它们换取日元。但是，根据假设，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东西全可以用少于1，000日元的代价而能购买到，而我们又假设每一美元可以换到1，000日元。这对其他日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为什么任何持有日元的人会放弃1，000日元来换取一美元，而一美元又要比1，000日元买到更少的物品呢？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为了使日本出口商能把他的美元换成日元，他不得不要求少拿几块日元——即：以日元表示的美元价格势必少于1，000日元，或以美元表示的日元价格稍多于一美元。但是，按照一美元换500日元之比，那末，日本货对美国人来说要比以往贵一倍，而美国货对日本人来说要便宜一半。日本人就不再可能以较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售一切的物品。
    以美元表示的日元价格最终会停留在哪一水平呢？最终会停留于能保证一切日本出口商所愿意出售的从出口货换来的美元的数量等于进口商愿意购买的用于进口美国货的美元的数量这一水平。在较松散的意义上说，停留于能保证美国出口货的价值（以美元计）等于美国进口货的价值（也以美元计）。仅在松散的意义上是如此，因为，精确的说法应把资本交易、礼品等等考虑在内。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原理。
    可以看到，上面的论述并没有提到日本工人或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些是与题无关的。假使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为低，那是由于他在既定的训练水平、既定的资本和土地等的数量之下，比美国工人平均说来具有较低的生产能力。譬如说，假使美国工人平均生产能力是日本工人的四倍，那末，用他来生产少于四倍生产能力的任何物品是一种浪费。较好的办法是：生产那些他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物品，并且用那些物品来换取他生产能力较低的物品。关税并不帮助日本工人提高他的生活水平或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的生活水平。相反地，它们降低了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使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达到它应有的高水平。
    假使我们都同意，应该把自由贸易作为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一向试图采用的方法是与其他国家相互协商，以使减少关税。以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办法。首先，它的步调保证是缓慢的。行动最快的人是单独行动的人。第二，它助长了对基本问题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它使人们看到，好象关税有利于施加关税的国家，但却对其他国家有害。好象当我们减少关税时，我们放弃了一些好的东西，从而，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关税的降低作为某种报酬。事实上，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关税有害于我们自己，也有害于其他国家。即使其他国家不这样做，取消我们的关税会使我们受益。假使他们减少他们的关税，我们当然会受益更多。但是，我们得益并不取决于他们减少他们的关税。各自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发生矛盾。
    我认为，如果我们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象十九世纪英国废除谷物法那样，结果会好得多。正象他们所做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会大大地增加。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该在减少卢森堡产品关税以前，要求卢森堡采取互利的行动，或者对从香港进口的纺织品施加限额，从而使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失业。让我们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任务，走在前面，而不做一个勉强的追随者。
    为了简单化起见，我的论述议就关税而言，但是，正象早已看到的那样，非关税的限制现在可能构成一个比关税还要严重的对贸易的障碍。二者我们都应该加以消除．一个迅速而又是逐步的方案为：通过立法使不管是我们制订的、还是其他国家“自愿”接受的进口限额或其他数量的限制每年提高20% ，直到它们如此之高，以致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从而，可以被放弃掉，同时使所有的关税在今后的十年中减少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好地促进国内外的自由事业的几个措施。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把款项赠送给外国政府——因而促进社会主义——而在同时对他们能生产的产品加以限制——因而妨碍自由企业。我们应该采取一致的和有原则的姿态。我们可以对世界其他地区说：我们相信自由并且企图这样做。谁也不能迫使你取得自由。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们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你提供完全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向你们开放。在这里，你可以出售你能出售和愿意出售的东西。使用售货款来购买你愿意买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个人之间的合作可以遍及全世界而同时又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