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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袁为鹏供稿；时间：2018年2月26日
石泉先生晚年肖像照
2018年1月17日是先师石泉先生一百岁诞辰纪念日。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前不久召集先师生前友好和门人齐聚珞珈山，共同缅怀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风范。
余忝列先生门下，得以出席这一盛会，其间聆听各师友叙说先师嘉言懿行，追忆与先师数载之交游，感念先师培育之恩德，数度涕下，情难自已。因思石师一生以治学与教育为职志，关于先师之治学经历、学术成就、学术贡献与学术品格，自先师逝世以来已陆续由各位师友撰文详细介绍，惟于先生之教育方法，尤其是对于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工作，虽在不少师友的回忆文章中提及，尚少有专门的文章介绍。我作为先师晚年所培养的近代历史地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所接受的教育与培养方法与各位同门师兄师姐颇有不同。二十年前，武汉大学历史系之研究生教育，其制度环境与培养方式亦与今日存在不少差异。倘能追叙余与先师当年结缘及问学之经历，概括先师对余之教育与培养方式，对于后人全面了解石师之教育方法与教育思想，及当年武汉大学历史地理所之研究生教育状况，或许不无裨益。
爰草斯文。一则，抒发个人对于先师培育之恩的感激之情，以为先师百年诞辰之纪念；二则，保存一段真实之历史，以为后来者之参考。
余生也晚，性至愚，对先师思想与学问之理解远未深入。本文所叙，仅是先生晚年教育生涯的一个片断而已。不当之处，尚祈各位师友和广大读者指正。
一 跨入师门
（1）推荐
1997年的秋天，我尚在华中师范大学念硕士三年级。毕业在即，是参加社会工作还是继续求学深造，心里一片迷茫。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想要早点工作，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放弃自己进一步求学深造的梦想。
我曾在图书馆查阅过当时国内各主要高校及研究机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招生信息，发现各地大多是招收文化史或思想史方向的研究生。而我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关于晚清利权观念与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写作过程中感觉经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研究理论性太强，不易把握，颇想换个领域再学习。
一天晚上，我到青年老师王奇生家中求教。王老师现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当时尚是刚刚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的年轻老师。他思想活跃，待人热情，我们青年学子很喜欢到他家中做客。没想到王老师一见到我，就想起他的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先生有意招收一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觉得我比较合适。当即打电话向石先生推荐我，让我到武大找石先生一谈。
王老师虽然向我简单地介绍过关于石先生的情况，我本科选修历史地理学时也曾得知先生是荆楚历史地理的名家，但想到先生是有名的大学者，我在拨打先生的电话时内心忐忑不已。电话接通，里面传来的是一个浑厚、亲切的男中音。我在电话中说明来意，并与先生约好第二天下午三点到先生家中面谈。石师仔细地告诉我他的家庭住址及交通路线，结束通话时，先生很客气也很亲切地说了声：“恭候”。多少年来，这一声恭候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难以忘怀。
1995年10月摄于武汉（转引自《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增订本》高文出版社2004年）
（2）面谈
第一次去见石先生，心中十分紧张。据王老师告诉我，石先生招生以严格出名，而且先生招生并不特别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而是注重学生的学术兴趣与培养潜力。在招收学生前，一般都会与之面谈一次。如果面谈不满意，则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其不适合报考，劝其另谋高就。据说年前本校曾有位学兄有意报考先生的研究生，但面谈之后即遭到先生婉拒。所以这第一次面谈其实就是一场提前了的面试。
当时我对石先生的治学与为人知之甚少，对于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的知识也很有限。只是觉得研究地理环境变迁很有意义，而且先生又是难得一觅的名师，机会难得，所以决定去试试。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很少对外交际，不懂礼节。临行前，曾有一位精通时务的学兄告诉我，第一次登门造访，应该给先生带上一瓶好酒或者一盒名茶作为见面礼。我当时对酒、茶毫无知识，且囊中羞涩，不克置办，没有采纳这位同学的建议，而是决定用一个大信封包了两篇我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手稿，带着去见先生，顺便也好向先生请教。后来想来，幸亏没有采纳那位学兄的意见，否则我这一生恐怕永远也难再次踏进先生的家门。
记得当我按响先生家的门铃，走到四楼门口时，先生已经打开房门，笑容可掬地欢迎我的来访。但当他的眼睛扫过我手中的那个厚厚的大信封时，脸上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连忙询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并声称如果是贵重物品请在外面放好之后再进来。我连忙从里面掏出那两篇习作，呈请先生指正。先生这才放了心，很热情地招呼我到他书房里坐下来交谈。
第一次与先生的面谈令我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将近八旬的老人。我感觉先生精力充沛，讲话中气十足，思维与反应相当敏捷。我们第一次面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石先生向我介绍他早年追随陈寅恪先生研治中国近代史，后来从事荆楚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经历。还介绍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强调指出中国近百年地理环境变迁最大最烈，对中国现实影响最直接，而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却少有研究，实在是一种学术惯性之所致；并说明自己希望培养一名博士生来从事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考虑到武汉大学自身的优势及研究所的情形，最好先从研究武汉城市历史地理面貌的变迁入手，但如果学生另有好的选题也可以，他并不定框框。
1938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年20岁（转引自《新探增订本》）
这时我才知道先生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第一次见先生我显得有点拘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先生询问我的一些学习经历和兴趣，并特别问我读些什么书，有何心得可以分享。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好迷上了国内刚出版的陆健东先生所著的《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对陈先生的学问与品格，甚是敬重，而对陈先生的人生遭际，不胜同情与慨叹。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并趁机向先生请教自己读此书当中的两处疑惑，先生面色和蔼，并且一一详细解答。[1]
[1]我当时提出的两个问题如下：其一，陈先生之身世与经历和中国近代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无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绝佳人选，为何他本人不治中国近代史？其二，1949年前后，他为何选择去广州而不是干脆留在北京或者去香港或欧美暂居？有趣的是，后来先生告诉我，这两个问题也是海外著名的汉学家，汪荣祖先生当年在海外曾向他问及的两个问题。坊间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传记很多，石师生前最看重汪先生的著作。或许这一个巧合是我当年能够通过面试的重要原因吧。
1997年先生于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留影（转引自《新探增订本》）
先生还特别介绍他那本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硕士学位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的主要内容及写作过程。临走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告诉我，这本书的样书可能下周就会寄到他的手中，他嘱咐我下周再联系他一次，他愿意送一本书给我，无论我是否报考他的研究生。我趁机问先生是否欢迎我报考，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报考，并欢迎我以后有问题随时联系、造访。
对于我而言，算是过了报考博士研究生关键的第一关。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1月出版
（3）察访
不过，后来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伟教授告诉我，此后不久石师曾委托当时在华师任教的青年教师周洪宇先生专门造访过刘老师，向她仔细询问我的具体情况，并特别问了一句话：“他能够真正坐得下来吗？”刘老师的回答极其严谨而负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是最有可能坐得下来的。”先生这才放了心。先生择生之严，态度之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我如约再次拜访先生，获得先生亲笔签名的赠书。石先生进一步向我介绍了国内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与现状，勉励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另外，考虑到我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尚很欠缺，先生还介绍我与其助手鲁西奇师兄联系，由他帮助指导我准备考试。
当时正好赶上先生的八十华诞，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历史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组织了系列的庆典和座谈会。为了让我进一步了解历史地理学科及武汉大学历史地理所的研究情况，先生还让我作为一名特殊的客人出席这些活动。这些交往与活动令我对历史地理学以及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再踌躇，决心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4）考试
1998年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除了考英语之外，共有两门专业课，一门是中国古代史，一门是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一科考题中有两道题目我印象深刻。其中一道题，选了一大段《水经注》的白文，要求考生标点。《水经注》的正文包括经和注两个部分，其中注是对经文部分的解释与补充。标点之前须先分清经与注，否则很难弄通。
另一道题则是问考生为什么要报考历史地理学的博士研究生？我还大体记得我当时主要回答了三点理由：其一，当时国内近代史博士点都招文化史与思想史，我觉得文化史研究太重理论，自己把握不住，不如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比较实在，而且对现实较有意义。其二，近代历史地理学国内尚少有人搞，属于开拓性的研究，我很喜欢做。其三，做地理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与政治很少有关联，可以不受束缚，畅所欲言。
从这两道题中可以看出石师的风格，即不太注重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考查学生的古文功底，并注意观察考生今后的研究志向。我后来在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题中也一直仿效先生出一道古文标点题，只是所选的文章要简单些，不再从《水经注》中选题，而是从晚清的各类文献中随意选取。
我很顺利地通过了武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考试，在1998年秋天，成为先生正式的学生。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已不再另外招生，我便有幸成为先生之关门弟子，在武大颇受许多老师和同学们所瞩目，我也一直引以为自豪。
二 石泉先生对我的指导方式与教学内容
我进入武大时，石先生已届八十高龄，而且还承担着湖北省政协与民进方面的社会工作，已不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单独为我开设专业课程了。在专业学习方面，石老师让我平时多和鲁西奇老师接触。说他读书较多，知识面广，文笔也好，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还让我选修蔡述明教授的自然地理专题课，陈伟老师的历史地理史料学，鲁西奇老师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专题等课程，并与我约定不定期地进行面谈，随时对我在学习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点拨。
这样，与石先生约定的不一定期面谈便是石先生对我最主要的教育方式了。面谈的次数大约是每月一次到两次，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左右到六点，谈话的内容与主题并不固定，但多是与我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我记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陈寅恪先生的指导方法及各位前辈学人的学术史
在与先生的面谈中，先生常常会提起他的老师著名史学大学陈寅恪先生，包括陈门弟子周一良、汪篯、刘节等人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武汉大学两位已经逝世的历史学家吴于廑、唐长孺先生，也是先生的生前好友，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经验，先生也会时常向我提起，并嘱我平时多阅读这些学术前辈的经典著作。偶尔来兴致时，还会津津有味地讲一些有关这些前辈学人的掌故。而先生介绍最为细致的，还是自己当年追随陈寅恪先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并在陈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情形。
关于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的学习、考试、论文写作情形，从石师的介绍来看，我感觉当年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教育似乎比较类似于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教育。研究生首先要修习不少专业课程，在正式进入论文写作阶段之前，除了要通过各门专业课程的考试之外，还要通过一个比较严格的综合性考试。
关于陈寅恪先生对石师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方式与方法，先生自己在其正式出版的著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自序中有详细说明，其文如下：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证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以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谨严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
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二点：一是陈先生在指导中所运用的反面质询方法。石师曾坦言当时写作立论之不易，即自己的学术观点除了首先要保证自身有理有据之外，还得能够说服或者驳倒相反的或者其他具有竞争性的观点。至少同相反的或其他竞争性的观点相比较，要能保证自己的观点在证据上更加充足些，在逻辑上更加合理些。记得先生曾提及当年在写作论文时，围绕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何以必须尽快签订合约结束战争，而不是如同当时少数人所主张的那样，实行迁都和持久作战这一问题，石师曾与陈先生反复辩难，师生二人根据当时所能掌握的史料，对当时的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清政府政治动员与控制能力进行过反复推演，最后得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清政府如果想要保住政权，实已别无选择，不得不尽快与日和谈。
二是先生特别为我介绍了一本民国时期的笔记，名为《花随人圣庵摭记》。作者黄浚，字秋岳，是近代有名的诗人。可惜后来晚节不保，抗战初期竟然出卖中国军事情报给日本侵略者，结果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死。先生当年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研治晚清史时，师生都十分欣赏黄氏的史才与史识，对其后来的结局惋惜不已。石先生在硕士论文写作中，曾参考和引用过黄浚的这本书，这在当时受到一些保守学者的非议，但陈寅恪先生坚持认为不可因人而废言，支持他大胆地使用这本书。1950年代初期，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准备写作《寒柳堂记梦》之时，还专门写信向石先生借阅此书。我后来在研究中也多次阅读过这本书，受到很多启发。
（2）多读古代史方面的经典论著
在先生的提示下，我阅读了不少陈寅恪先生等著名学者的论文与著作。同近代史这一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相比，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较长，名家辈出，涌现出许多典范佳作。我在武汉大学虽然专业方向是近代历史地理，但平时阅读的重点，几乎都是古代史的论著。除了罗尔纲先生的几本考据著作与今人茅海健的《天朝的崩溃》一书，石师曾特别指示我阅读之外，先生似乎很少给我开列近代史方面的阅读书目，只是提醒我在写作时注意查阅并参考同类论著，注意遵守相关学术规范。
我以为这固然与先生离开近代史研究多年，对近代史领域当前的研究情况略有生疏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先生看来，近代史是史学领域相对年轻的学科，相关的史料丰富，新材料层出不穷，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者常苦资料之不足，因而在史料的鉴别、运用与考据方面较之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更注重精耕细作。所以，要熟练掌握史料运用与考据学的方法，还应多读点古代史方面的经典论著。虽然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极少涉及中国古代史，但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研读，至今仍令我深深受益。
（3）强调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石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理论方面特别推崇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对于侯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四论》，反复告诫我们要仔细研读。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实践方面，则重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及其门人的学术成果。常说武汉大学历史地理所发展较晚，要多向北大和复旦学习。博士研究生期间，鲁西奇师兄也指导我读了一些海外学者如施坚雅等人地理学方面的理论与研究成果。我也正是从阅读这些书中初步摸到了一点点历史地理学的治学门径。
左起石泉先生、侯仁之先生、侯仁之夫人张玮瑛先生（转引自《新探增订本》）
石先生治历史地理学非常重视田野考察，许多同门师兄们都有跟随先生到外地考察的经历。遗憾的是，我入学时石师年事已高，不克外出考察，我便缺乏这方面的宝贵经历。先生生前还曾特别嘱咐我多找机会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1988年11月石泉先生与美、日学者考察宜城楚皇城遗址（转引自《新探增订本》）
（4）自己的家世、人生经历与晚清掌故等
张之洞与湖北新政，兼及张之洞、李鸿章、陈宝箴等人的历史掌故也是先生谈论的话题之一。先生是晚清世家子弟，他的曾祖父、叔曾祖父都是出身淮系的晚清大臣。他的祖母就是张之洞的女儿，先生年轻时曾与张之洞的后人多有交往。出生北洋的近代工商巨子周学熙的妻子即是先生的姑母。所以先生非常熟悉晚清政坛的各种典故，随口讲来，皆是难得的史料。
比如在谈到张之洞为官之清廉时，即以他祖母当年的嫁妆之菲薄为例，据说只有一二百元大洋加上两口很普通的大木箱。谈到当年张之洞、陈宝箴等人思想之开明，即以他所熟悉陈寅恪先生儿时的家庭教育情形为例来加以说明。再如，张之洞在儿子去世后很快即将儿媳遣返回家等事例。
石先生还很爱讲他的叔曾祖父刘含芳的故事。刘是出自李鸿章手下的一名淮军将领，后来成为一位比较能干的洋务官员。他曾苦心孤诣地建设新式炮台，在甲午战争时期据守烟台，面对强敌，紧急时刻，他一面积极组织防守，一面让人备好酖酒一瓶(一说是鸦片烟泡)，誓言城破之后将与夫人同饮，决不贪生投降，所幸日寇未得入城。但甲午战败后，根据条约，他不得不亲手屈辱地将自己苦心修筑的各炮台拆毁，内心受到强烈刺激，郁郁而终。
他还讲了许多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相互讥讽，以及甲午战前翁同龢刻意削减海军军费的典故。对于刘氏家族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先生也毫不避讳。
这些故事，有的在晚清的笔记、野史中略有记载，有的则是先生直接从亲友那里得到的口碑史料，非常生动，仔细品味，颇能加深对中国近代史之认识。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主要是围绕张之洞湖北新政时期武汉一带的地理环境变迁而进行的，所以这方面的内容是我在博士研究生学习第二、三年与先生交谈之重点。
石先生一生坎坷，亲身经历过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可惜，这方面的内容并不是先生对我讲述的重点，他大概只在工作相对比较清闲，心情比较愉快的时候才会讲给我听。而先生一生都在忙于研究与社会工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有。
我曾听到的先生讲的故事除了先生同陈寅恪先生求学的经历之外，还有抗战前夕先生参加军事训练，接触宋哲元将军与冯玉祥将军及其下部分高级军官的有趣经历。还有，抗战爆发后，先生从江西逃难到四川的一路交通情况，以及1948年先生躲避国民党的追捕而最后进入解放区的经历等等。
这些故事极为生动，对于我们深化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大有裨益。譬如，关于冯部军官的文化水平，他讲军训时期有位军官曾很客气地夸奖他们，“你们这些青年学生个个能讲好几种英语，将来前途不堪设想”。
关于燕京大学外籍教师对于学生参与革命工作的态度，他讲叙了当年面临国民党追捕时，如何在夜间和同志们在一位外籍教师的家中秘密商量脱逃计划的经过，以及白天自己在一名外籍青年教师的掩护下，两人身着白色西服，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用英文交谈着，若无其事地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哨卡，出了北平城门，而后进入解放区。
再如关于陈寅恪先生对于自己从事学生运动的态度。据石先生讲，陈先生大体上是知情的，但从不干预过问。但当李涵师母因受先生参与学运的牵连而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后，陈先生立即出面营救[1]。
[1] 石泉先生出城后，国民党特务因为抓不到石先生，转而拘捕李涵师母。陈寅恪先生闻讯立即参与营救，最后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保释出狱。后来，师母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成功逃离，与石师会合一同进入解放区。
还记得有一次先生生病入院治疗，我在病房里面陪护。晚上睡不着，先生主动同我谈起他当年求学时的经历，说到他自己当年读书期间，内心最大的苦恼就是长期在从事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之间何去何从的选择中挣扎。一方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他理应积极参加当时的救亡与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对于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又希望能够潜心学术。陈寅恪先生对此曾反复告诫他一心不可二用，如果想要二者得兼，到头来注定是一场空。研究生期间在陈先生的教育和熏陶之下，石师矢志于学，并成功地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但却因为积极参与学运而上了国民党特务逮捕进步学生黑名单的第一名。最终被迫放弃论文答辩，离开北平进入解放区。所幸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和师母主动放弃行政岗位，要求归队，回到了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参加工作后，先生和师母也曾反复地告诫我一心不可二用。
石师传奇的一生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宝贵材料。
三 漫谈石师的教学方法与教育风格
石先生深谙教育之道，他对我的教学从形式上看似乎很是随意，但实际上却是自有法度。在长期的教育与治学生涯中，先生业已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并最终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学家的人格魅力。就我的肤浅理解，可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尊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建立融洽友好的师生关系，严、宽结合，创造一种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
上面提到，第一次与先生见面时我曾将两篇自己的手稿递交给先生指教。石先生第二天就要赴外地开会，他是在火车上挤时间读了我的文章。此后不久，在一次会议间歇，先生将文章还给我，归还时还向我道歉，说是拖延太久了。待我回家仔细一看，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许多先生的铅笔批注与建议。我当时很诧异为何先生要用铅笔批注，后来才明白，先生批阅学生文章一般用铅笔，以示对学生的尊重，自己的意见只是参考，学生不满意可以擦去。除非是文中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先生才使用红笔批注，以示警惕。平时对于学生在学习中初步形成的一些看法，有的虽然很是肤浅，但先生从不一棍子打死，而是积极鼓励，并从不同的角度反复问难，启发学生将思考引向深入。
谈到师生关系之融洽，有一个场景也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应约到先生家里谈话。石先生让我和他一道躺在书房外阳台上的两张旧式的躺椅上，一边享受冬日熙暧的阳光，一边聊天。记得我当时比较拘谨，每当先生向我提问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坐起来回答。先生见后，一面嘱我随意，不要拘泥于礼节，一面用双手使劲地按住我的双肩，让我也躺着同他自由交谈。“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先生虽然已经离我而去，但他对学生的关爱，却如同那冬日暖阳，仍时时照耀着我，温暖着我。
或许是因为与先生年龄相差悬殊，先生平时对我更多地体现出慈祥的一面，但对我学业方面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为了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先生一向有个规矩，那就是每次提交作业时必须将文章所使用的主要参考文献也一并上交，便于先生查考。但由于我研究近代史，许多文献部头很大，而且图书馆不让外借，我很难完全满足先生的要求。但只要先生手头有的书籍，他都会认真查考，毫不含糊。
先生要求我在博士论文正式打印之前一定要到图书馆仔细核对引文及出处，不允许有半点马虎。我当时觉得写作时比较认真，很多资料均是自图书馆借阅并抄录在笔记本上，再到图书馆借原书复查很是麻烦，心中颇有些抵触。在先生的反复要求下，我才拿着文稿到图书馆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最后的复查结果是，文稿中凡是五十字以上的引文，很少有文字、标点等完全不出错的；一百字以上的引文，往往错误还不止一处。有了这次深刻的教训，此后我凡有学术文章，在发表前都会自觉地核对一下引文，以减少不必要的疏漏。
先生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平时和先生谈话时，先生往往会针对我知识方面的不足，随时补充一些参考书籍和文献，嘱我从图书馆中借来参阅。虽然我同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候间隔会长达一个多月，但先生的记忆力甚佳，他会记住上一次甚至上几次谈话中提到的参考书或文章，在下次谈话中冷不防询问我对那本书或文章有何意见，以此来检查我对学习是否用功，是否已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并仔细地阅读过他提示到的那些参考文献。这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叫做“杀回马枪”。他时常运用这个方式来检查和督促学生的学习。所以先生对我的教育表面上很是随意，但实际上是相当严格的。
不过，对于我的研究方向与博士论文的选题，石先生却表现得格外宽容，他尽量减少各种对我的束缚，放手让我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是围绕武汉一带近代城市地理变迁来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石师有一个研究武汉地区历史地理的宏大的研究计划，希望我来承担近代方面的研究任务，石师当时还有一个五千元的项目资助。另一方面，当时我在武汉求学，受资料条件与研究经费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或者其它地区的研究，只能利用当地的条件来做湖北省或者武汉地区的研究。我当时完全依靠每月220元的助学金维持生活，没有任何其它经济来源，能够利用这一笔科研经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当时一点也不认为这个计划对我有何束缚。
石泉先生课程讲义整理而成的《中国历史地理专题》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记得第一次拟博士学位论文提纲（即开题报告）时，我就是按照写一本武汉近代城市地理变迁史的设想来写的，内容涉及到武汉近代工业、交通等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变化等多方面。我以为这样既能拿到学位，又可以参与先生的研究项目，从中获得经费支持。但没想到石师对我这个看起来野心勃勃的开题报告非常不满意。首先认为这个提纲拟得太大，研究起来无从下手，容易流于泛泛而论。我还记得石师多次引用武大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先生生前好友唐长孺先生的话对我说，治学的关键是要开窍，开不开窍，关键在于能否发现矛盾和问题。认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切忌平铺直叙，面面俱到，一定要有深度地分析或解决矛盾或问题。他建议我收缩战线，以张之洞清末新政时期的工商业经济活动与武汉一带的地理环境变迁为中心来写，认为这样研究才能深入。
我循着先生的指点，首先从当时张之洞在鄂兴办的全国规模最大，对武汉城市地理环境变迁影响最巨的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着手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但随着我对汉阳铁厂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对汉阳铁厂的厂址定位及中国近代的工业布局方面的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感觉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决心要抛弃武汉城市地理变迁的这个主题，另以汉冶萍公司为个案写一篇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过程及特点的论文。当我想要改变选题时，我实际上已经借钱购买了《张之洞全集》等大部头的参考资料，正准备从石先生的课题中报销这笔钱。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石师谈起要改变选题时，先生仔细地听了我的想法，除了表示有点担心我的选题过小，恐对今后的发展不利之外，原则上同意了我自己的选择。但要求我放开视野，真正做到“小题大做”。他还表示希望我毕业后能够留在武汉大学，继续从事武汉城市地理方面的研究。由于选题的改变，我已无法使用先生手中的武汉城市地理的科研经费。考虑到我的经济困难，石先生慨然决定，我购买书籍的花费，由他自己从工资收入中帮助支付。后来参加工作后，我曾想将这笔钱还给石老师，结果被拒绝了。
石先生对我的宽容还表现在对我最后的工作去向问题上。我入武汉大学念博士的第二年，石先生即表示希望我今后留在武汉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石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创始人，在先生多年的努力之下，武汉大学已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研究领域从先秦直到明清时期，包括考古、测绘、自然地理等专业方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队伍，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四个学科博士点之一，但其中没有专门从事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员，所以先生非常希望我毕业后能够留下来补充这方面的力量。我理解先生视研究所如同生命的感情，也很愿意今后继续留在先生身边做学问，所以我当时很痛快地答应了先生的建议。为了将我留下来，先生花了不少力气，其中包括亲自向校长争取留校名额。2001年春天，当先生好不容易为我争取到了这个留校名额时，我却因为种种原因改变了主意，一心想到北京去找工作。石先生知道我改变主意后，当时颇有些生气，认为我这样突然变卦不仅会弄得他在学校方面不好交待，还打乱他的工作计划。但后来从我的角度考虑，先生慢慢地接受了我当时的处境与选择。他曾向我表示，“强扭的瓜不甜”。他还表示，自己培育人才，主要是希望为“国”所用，而不是为“己”所用，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
先生对我的宽容和爱护决不仅仅表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当我准备动身去北京寻找工作时，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他很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北京各科研机构的情况，包括其学术风气，主要学者的学术特色与风格等，希望我能善加抉择，妥善应对。先生对于世事的体察细致入微，他的许多经验之谈，后来在我同北京学界打交道时，不断地得到应证。在我进京的前夕，师母李涵老师、先生的女儿石莹还特意给我打电话，除了嘱我在路上小心之外，还向我介绍了他们熟悉的几位可以为我在京求职提供帮助的朋友及其联系方式。我最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职位，还多亏了石莹帮助提供的信息。
我刚到北京工作之初，面临着住房等许多生活方面的困难，先生和师母还主动利用他们的亲友关系，积极帮我想办法解决。尽管我一直因为未能听从先生意见留在武大，而对先生深怀歉疚，但先生丝毫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对我心存芥蒂，我和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一直保存到了先生最后的时刻。
（2）强调将史料的搜集、鉴别与运用作为历史研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史学离不开考据学，这是普通的常识，但象石先生那样如此重视考据之学的学者并不多见。教会学生如何考据，从史料中求史实，从史实中获得史识，是先生历史教学最核心的内容。先生总是告诫我，做史学研究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实，必须经过严密的考据工作，方能从史料中求出史实。只有在坚实的史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炼出真正的史学见解，即“史识”。先生对史料坚持“考而后信”的原则，对时下许多史学工作者不注重考据之学，往往轻信史料或者随意引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的学风不以为然，认为其结论经不起推敲。先生对于史料的考据与运用，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读者可以参阅他的相关文章，兹不多述。
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强调对于一条史料，必须首先弄清其是怎样形成的，属于第一手材料还是第二手材料，属于“有意的史料”还是“无意的史料”，史料的创作者当时所处的位置及环境如何，有无利害关系等等，然后才会对这条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所蕴含的信息有准确的把握。
史料没有全真的，也没有全假的，真的史料往往也包含了虚假的信息，而一条明显作伪或造假的材料，如果能够考证出其原委来，也能反映作伪者的动机与心态，假材料又变成真材料了。史料的解释与运用不能孤立，要注意将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史料联系起来，看其能否相互应证，倘若这些材料相互冲突，则需要更进一步地辨析材料，鉴别真伪，决定取舍。或者宁可存疑，不可根据自己的先见而主观随意地对材料进行解释或取舍。
对史料的鉴别、取舍与运用是史学研究精髓之所在，我在石先生指导下作博士论文时对此有深刻体会。
我的博士论文中最受先生好评的部分，就是分析汉阳铁厂之厂址决策时，张之洞为何放弃在铁矿所在地大冶附近办厂的计划而执意要在汉阳办厂。我推翻了多年来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张之洞本人当时奏折中的解释。结合这一时期张之洞本人所留下来的大量往来电报史料，及当时参与其事的张氏幕僚、勘矿专家等人的报告、信函等史料，我认为张之洞这封奏折虽然本身是真实的史料，但所反映的史实不仅与其本人前后的说法自相矛盾，也与当时勘矿专家等人的真实意见不合，是一篇受到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的限制，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官样文章。我结合当时张之洞与李鸿章、盛宣怀之间的矛盾冲突，认为张之洞这一决策，是在与李鸿章集团之间围绕钢铁厂控制权之争激烈化的情形下，为确保自身对钢铁厂的控制权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实际上此前张氏也是力主在铁矿所在地大冶办厂的。在写作过程中我曾与石师反复讨论，最后先生同意了我的观点，并将这篇文章的写作，视作我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3）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与品格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传授一些有用的知识或者方法
这一点可从先生同我谈话的主要内容看出来，先生很少直接指导我如何写论文，也很少直接地向我讲授一些知识性的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指导我学习长辈学者的典范作品，不时地向我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对我进行人格熏陶与精神启谛，希望我能够自觉继承前辈学者“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先生自己更是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精神风貌来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先生自己每为文章，从来不会轻率苟同他人的见解，而是对各种流行观点之史料依据及其来龙去脉进行深入的审核，并尽可能穷尽各种史料，对史料进行认真的鉴别与分析，最后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初版于1988年，2013年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再版。2004台中高文出版社出有增订本。另2004年武汉大学出版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
他的有些文章，往往是推翻近千年来既有之成说，不易为学术界所接受。但先生认为自己写文章本不是为了所谓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有些结论刚得出来时连自己也觉得惊讶，但经过反复地思考与研究，仍觉得事实不得不如此，所以敢于坚持。先生关于荆楚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由于对流行上千年的历史成说作了较大翻案，他的一系列颇具创新的学术见解虽然不断为考古发现与地质勘探所证实，但在先生生前他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还只是少数派，不少学者觉得翻案太大，难以接受。先生对此或不无几分遗憾，但他对自己经过认真考证而得出的新解是有信心的。他决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放弃或改变他的学术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吃早餐，石先生向我提起英国历史上有几位科学家，他们的学术观点在生前并不受人重视或者说不被人接受，而是在死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被世人所接受并最终被追认为皇家学会会员的。他认为他的学说或许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1]
[1] 据同门师兄徐少华教授、王红星教授介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诸多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了石泉先生一系列学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荆楚古史学界，石先生的许多学术观点已经逐步由少数派演变为多数派了。
（4）开放的视野与博大的胸襟
由于历史原因，先生治学的黄金岁月曾遭遇“拔白旗”、“反右”及“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的冲击，许多大好的光阴未能自由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学术研究。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导的唯一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他竟不得不在自己四十多岁的时候放弃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将后半生主要精力投注在远离政治的古代荆楚历史地理的专门研究中。
先生的论文都写得非常专深，外行一般难以卒读。只有同先生接触的人，才会被先生那渊博的学识与开阔的胸襟所折服。先生的学问贯通古今，象他那样能够从事中国先秦史、隋唐宋元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并出色地指导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者，并不多见。先生学术视野之开阔，突出表现在对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不同学术风格的学者的知识与观点的吸纳与包容之上。由于石先生是一位以长于考据，治学严谨而著称的学者，先生的这一面似乎被人有所忽略。
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善于吸纳不同学科的理论与知识，石先生与中国科学院水生所蔡述明教授合作撰写的《古云梦泽研究》一书，就是一部历史学者与自然科学家合作研究的典范之作。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先生一直要求我们多注意吸纳其它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利用它来深化历史学的研究。
石泉、蔡述明先生合著《古云梦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先生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学术风格，治学以考据学见长，他的学问应属于“京派”。我记得有一次同先生谈起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京派”与“海派”之分时，石先生还特别告诉我，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虽然属于“京派”，但陈先生生前对于“海派”学者及其作品也是相当尊重的。学术的发展要靠兼容并包，相互促进，不可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先生的为人正是这方面的典范。先生的学术观点独树一帜，一时很难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但先生为人则是虚怀若谷，处处与人为善，从不把学术上的争论带到人际关系上来。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学问一样，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尊重。
石先生这种开阔的胸襟体现在对学生的教育上，就是鼓励学生多学科，多渠道地学习知识，多向其他专家学者们请益，毫无门户之见。我进入武大不久，石先生即很谦虚地对我讲，由于他已多年未从事近代史的研究，恐怕有所生疏，他建议仍多向华中师大与武汉大学近代史的老师们请教。
记得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先生亲自带着我分别上门拜访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吴剑杰教授与王承仁教授，请他们以后对我多加指点。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先生带着一把黑色的雨伞，和我一起行走在武大的校园，他的步履依然稳健，只是偶尔才会用那把雨伞当着拐杖节省一下体力。上楼梯的时候，他因为心急，竟然不顾我的劝阻，一口气爬上五楼。那天晚上我们在两位老师家里谈得很晚才归。回来的路上，珞珈山下凉风习习，月光明媚，先生还禁不住同我谈起了他文革前在武汉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的经历。他的精力是如此的充沛，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更难接受几年之后他竟会病倒，并最终离我们而去……
我毕业后决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并追随朱荫贵教授从事近代经济史的博士后研究。石师对朱荫贵先生的学识和人品评价甚高，他真诚地祝贺我找到了一个好的老师，曾对我说：“朱先生比较年轻，是站在近代经济史非常前沿的学者，他的学识和研究经历正好可以弥补我的不足。”在先生的邀请下，朱老师参加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我到北京之后，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到武汉看望先生。我记得先生还勉励我加强外语学习，抓住机会争取能够出国进一步深造，以开阔学术视野。他对我说，“我还想帮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一封出国留学的推荐信。”可惜，我在北京申请出国进修时颇为不顺，直到先生去世两年之后，我才在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帮助之下，获得耶鲁大学访问进修的机会；后来又有幸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学习，而先生已不克分享我的快乐了。思之泪下。
2017年清明节在北京石门弟子福田公墓扫墓留影（作者供图）
时光飞逝，自1997年我与石师结缘，迄今竟已有二十个年头。一转眼，我已从二十年前那个内心充满迷茫与梦想的青年变成了年过不惑的中年人，而先生辞世也已十多年了。世事变化如棋，人的许多经历和记忆随着时光而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惟有先生那慈祥的面孔，那宽厚而善良的笑容常驻我心，越来越清晰，永远也不会忘却。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石泉先生一百岁诞辰！
袁为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石泉先生；纪念；百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