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国营农场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我国糖料生产现代化 (韩朝华)

     食糖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性农产品，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受保护程度最高的商品之一。我国自加入WTO以来，食糖生产波动增长，糖料种植面积由2002年的165.4万公顷增长到2013年的203万公顷，食糖产量由1064万吨增长到1307万吨。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第四大食糖生产国。与此同时，我国的糖料生产区位逐渐从广东、福建等农业相对发达地区向广西、云南等不发达地区转移。目前，广西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甘蔗种植区，近年来广西自治区的产糖量已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制糖产能也占到全国的60%。
     但是与世界上主要产糖国家相比，我国糖料生产方式仍然十分落后。如广西的甘蔗种植仍以个体农户为基本单位，蔗田地块小而分散，田埂多，不利于铺设喷灌、滴灌等水利设施，也不利于机械化种植的开展。全区大部分蔗田仍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甘蔗收获至今仍全部用人工完成。就经营规模来看，目前广西全区蔗农户均种植糖料蔗仅为泰国的1/10、巴西的1/15、美国的1/20。而且，甘蔗品种单一老化，糖料种植科技化、良种化、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低，导致我国糖料蔗的单产普遍偏低，再加上灾害频发、劳力成本逐年升高，使得我国糖料生产成本远远高出国际上诸制糖大国的水平。如2013/14年榨季巴西、澳大利亚、泰国、印度等国的甘蔗收购价折合人民币只有240元/吨左右（到厂价），吨糖成本2800元左右。而我国（广西）的甘蔗收购价为440元/吨左右（地头价），食糖的平均成本5300元/吨。同时，我国糖厂普遍规模偏小，运行效率偏低，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也成为我国糖产品价格过高的重要原因。
     国内糖价高于国际价格并非我国糖业的独有现象，当今世界上各大产糖国无不如此。但其他产糖大国都把糖业视为战略性产业，采取了系统的产业保护措施，以确保本国糖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我国自加入WTO以来，尽管也采取了多种糖业扶持政策，如进口配额等，但实施不力。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对糖业保护最少的国家。有研究者估计，我国糖价波动与国际糖价波动的正相关性达到0.96。近年来，在国际糖价明显低于国内糖价的情况下，我国的糖进口量逐年增大，对国内糖产业构成了很大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油价与世界糖价关联密切，每当原油价格急剧上涨或处于高位时，食糖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且价格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原油危机之后，世界甘蔗生产大国（如巴西、印度和泰国等）先后推行了生物能源计划，使得大量本应用于制糖的甘蔗被用于生产燃料乙醇，这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市场上糖价与原油价格的同步共振。
    近几个月来，国际油价大幅跳水，并已带动国际糖价显著下行，给今年我国糖业运行造成了明显的压力。根据以往经验，可以预期，在2014/15年榨季里，我国制糖产业可能面临大面积亏损，而我国糖料种植农户也将连带受到巨大冲击。因而如何改变我国糖业的被动局面已成为我国糖业发展战略上一个迫在眉睫的抉择问题。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要尽快改变我国迄今执行的糖价保护政策和政府收储政策，建立糖价的目标价格制，在实际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由政府向糖料生产者提供补贴，当实际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向低收入消费者提供补贴。这样，就可以发挥市场价格在调解食糖供求上的主导作用，减轻政府维持价格和保存储备的财政负担，并避免与之关联的市场扭曲。
     但是，目标价格政策无助于提高我国糖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讲，只有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糖业生产的现代化，提高我国糖业的生产效率，才能增强我国糖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糖业发展对政府保护的依赖。为此，必须改变我国糖业以小农家庭种植为主的传统经营方式，在发展集约型种植业的基础上提升我国糖料的生产效率，向经营规模要发展空间。在这方面，以现有国有农场为依托，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发展现代种植园经济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我国现有的国有农场多数创建于五、六十年代，它们在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发展农业、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不活、改革迟缓以及缺乏来自顶层的明确定位和政策扶持，我国多数国有农场的发展陷入停顿。许多农场为了摆脱运行困境，推行了类似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经营管理体制。这样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多数农工的生产积极性，并使不少农场摆脱了一时亏损，但由于历史包袱重，体制约束多，农场无法像多数农村那样自由选择种植品种，也很难发展非农产业或让农工离开土地转入非农领域就业，使得许多农场只能维持现状，无力发展。许多农工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周边农村的一般农户。随着现有农场职工的年龄老化，新生力量难以进入，农场的社保负担也日趋沉重。许多农场被划归属地管理之后，虽有农场之名，却无大规模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生产之实。从经营方式上来看，不少农场已与普通农村集体无异，成为个体农户分散经营地块的行政集合体。
     今年11月份，我们在广西金光农场调研时了解到，这个国有农场的甘蔗种植面积为4.76万亩，年产甘蔗32万吨。其中，约有2万亩蔗田配有水利灌溉设施。目前，该农场的甘蔗种植方式为半机械化作业，即犁耙整地环节和中耕、施肥、培土环节是100%机械作业，但甘蔗的种植环节和砍收环节仍以人力作业为主。目前，整个农场因职工社保缴费负担沉重而面临财务困难。为此，该农场在今年推出了“两田制”，即将全场农田分为“身份田”和“市场田”两类。对于“市场田”，农场职工和非农场职工都可承包，农场仍按一定标准收取承包租金。但对于“身份田”，只能由农场职工承包，农场除了收取每亩34元的管理费之外不再收取承包租金；而得到了“身份田”的农场职工则需要自行承担按规定原应由农场承担的那部分社保缴费义务。这样一来，农场摆脱了职工社保缴费义务带来的财务困境，代价是农场现有的分散化、小型化甘蔗种植方式被进一步固化。
     目前，在全国农村，推动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以发展大型集约农业已是势在必行，不少农村土地已在通过多种方式转入公司化的集约经营。我国现有国有农场的这种分散化经营倾向不符合这一时代潮流，也不利于发挥国有农场原有的资源优势和组织优势。可以想象，全国糖料种植区域中情况与广西金光类似的农场还有不少，如果能以这样的国有农场为基础，按照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辅之以系统的专业种植园经济扶持政策，是有可能建立起一批规模大、生产条件好的现代糖料种植园，使之成为我国糖料生产的生力军。
    所谓糖料种植园，其基本特征有三：一，专业化的集约型农业企业；二，直接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三，依托现代公司治理原则运转的决策管理体系。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国有农场的现有土地和固定资产进行资产评估，查清历史债务，明确家底。
     第二，由省农垦集团为出资人，以农场的国有土地和固定资产为出资，向社会招募战略投资者，组建股份制的甘蔗种植园，并仿照现代法人治理模式建立种植园的管理体系和决策体系。
     第三，这样的种植园须实行政企分离，省农垦集团作为种植园中国有资产的权利代表，只对国家所出资本的有效保全和不断增殖负责，整个种植园的经营决策由种植园董事会按章程进行决策。
     第四，从人才市场上招聘职业经理人充当种植园日常经营的领导人。日常经营负责人对董事会负责，按农场运行绩效接受考核并享受年薪制和绩效奖金。
     第五，借助现代金融手段广泛融资，对农场实施系统的基础设施改造。这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全面进行土地平整和农田基础设施改造，使之能适应大型集约化种植业的需要；二，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三，引进新的良种，改良作物品质。
     第六，按照现代种植园的经营方式，改造农场现有的内部管理模式，建立专业化的生产作业组织，实行集约化经营，并通过内部培训和对外招聘，聚集起具有较高专业技能和经营意识的员工队伍。
     第七，妥善安置冗余职工，确保职工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积极协助有条件的职工转岗再就业。
                                           （作者供稿）
    关键词：糖料生产  国营农场  改革  现代化
    （编稿、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