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又回来了——《21世纪资本论》述评(汤铎铎)

     2014年，全球最受欢迎的经济类著作非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莫属。除了作者本人，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出版社。过去15年，以学术标准著称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过两本足以自傲的畅销书，其当年销量均在6万册左右。《21世纪资本论》的成绩是不到两个月首印8万册即告售罄，还不包括超过1万册的电子书。迄今为止，该书英文版已售出超过30万册，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百年来，这绝无仅有。
     论及该书的成功，一些评论者喜欢从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入手，指出此后西方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该书出版正逢其时云云。就评论者而言，这样带入方便自然，无可厚非。不过，这种时势造英雄的论调多少冲淡了该书本身的价值。我想，这本书的成功主要源自其开阔的理论视野、丰富扎实的数据资料和不循成见的观点结论。这样一本书，任何时候出版都会获得成功。
     该书的主旨可以从两方面概括。从现实层面看，它对崇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了新的批评；从理论层面看，它为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甚至有望引领一场宏观经济学革命。
     对资本主义制度最著名的批评，当属马克思的《资本论》。皮凯蒂在书中多次提及马克思，而其书名也含有向马克思致敬之意。皮凯蒂与马克思的共同点在于，都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指出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会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然而，如果据此即认为皮凯蒂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而《21世纪资本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后续，那就大错特错了。皮凯蒂的研究和马克思截然不同，最突出的有两点。首先，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是理论的和演绎的，主要借助逻辑和思辩；皮凯蒂则是实证的和归纳的，主要借助扎实的历史数据和资料。其次，从结论看，皮凯蒂要比马克思温和得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因而主张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公有制；皮凯蒂则认同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在实现经济效率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资本税纠正其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保守主义思想回潮，这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均有表现。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多少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效率压倒公平，生产和经济增长压倒收入分配。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经提出一个“倒U型曲线”，指出在经济增长过程的开始阶段，尤其在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均收入都很低的时候，增长会使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不过，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在人均收入突破中等阶段以后，这种情况会慢慢改善，最终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因此，整个收入分配会呈现出“倒U型”走势。这一曲线实际上只是一个经验假说，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并不清晰。然而，其暗含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推论却被很多人接受，即我们主要应该关注经济增长本身，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最后收入分配问题会自动解决。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宏观经济学巨擘罗伯特?卢卡斯的一个说法也很有代表性。他指出，“论及有损正确经济学的倾向，我认为最魅惑最恶毒的是关注分配问题。……但是，工业革命至今二百多年发生的亿万人福利的巨大增加，几乎没有丝毫可以归因于资源从富人到穷人的直接再分配。通过找出当前产出的不同分配方法来改善穷人生活的可能，相较于产出增加的无限潜力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也就是说，改进人类福利的最好办法是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很小，而且，关注分配问题本身甚至是有害的和别有居心的。更形象一些的话，关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都是创造财富的勤勉的英雄，而关注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的都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捣乱者。他们不关心如何创造财富，只关心如何分配财富，而这往往会妨害财富创造。
     在这种大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间就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皮凯蒂则以严肃而决绝的态度，让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这一重要问题上。这需要勇气，皮凯蒂的勇气来自其扎实的研究。中国有句古语叫“十年磨一剑”，皮凯蒂在这一领域已经耕耘了超过15年。他有数十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最顶级的学术期刊上，他参与创建的全球顶层收入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他在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发布的Ideas全球经济学家排名中位列前500，他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评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青年经济学家（45岁以下）之一。因此，皮凯蒂并非被边缘化的非主流学者，《21世纪资本论》的强势表现也绝非偶然。
     皮凯蒂的切入点非常新颖。他仔细研究了几个主要发达国家超过百年的财富收入比（也即资本产出比，皮凯蒂将财富等同于资本，这一处理小有争议，但不影响分析和结论，此处不赘）。当他从这一独特角度掀开历史长卷之时，其意蕴之丰富出人意料。资本产出比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有很多中长期的实证研究。但是，这种超过百年的超长期考察却很罕见（在该书中，英国和法国的数据超过300年，美国超过200年，德国和加拿大超过100年）。在这种超长尺度下，一个清晰的模式显现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很长时间内稳定在500%至700%的高位，即一国的总财富（资本）相当于其5到7年的国民收入。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该比值急剧下降到200%至300%的水平，因为此时资本不但从数量上遭到损毁和破坏，而且其市场价值也崩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比值开始缓慢攀升，目前已经达到500%左右的水平。
     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很长时间内，主要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处在非常糟糕的状态。除了引用大量数据，皮凯蒂还多次提及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在他们的小说中，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是依靠继承财富而达到的生活水平，很难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来获取。皮凯蒂带我们重温了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一幕，男主人公被告知，无论你天赋如何高，学习工作如何努力，职业生涯如何顺畅，你最后得到的生活都无法和娶一位富家千金相提并论。皮凯蒂称这一时期为世袭资本主义，而这种世袭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不过，二战后至今的几十年中，主要发达国家最富有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显著增加，顶层财富越积越多，财富继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有重回一战前模式的趋势。
     皮凯蒂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资本又回来了”，直指近几十年主要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上升的事实。资本回来似乎并不可怕，难道更多的财富积累不是好事吗？真正可怕的是这后面暗含的收入分配逻辑。增长理论中有个并不神秘的定义式，即：资本收入份额等于资本总量乘以资本收益率再除以国民收入，亦即：资本收入份额等于资本收入比乘以资本收益率。显然，在特定的资本收益率假设下，资本收入比上升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也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一般而言，资本收入者要比劳动收入者更富有，二者收入份额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皮凯蒂用这个简单的定义式把上述两种现象——资本收入比上升和收入分配恶化——联系起来，并称之为资本主义第一基本法则。
     对于近几十年资本收入比的上涨，皮凯蒂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除了资产价格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增长放缓，二是技术进步变慢。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会导致资本收入比上升？皮凯蒂给出的答案是所谓资本主义第二基本法则。在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中，处在稳态中的经济满足如下条件：资本收入比等于储蓄率除以经济增长率。显然，在特定的储蓄率假设下，经济增长率越低，资本收入比就越高。第二法则要比第一法则难懂一些，并且，第二法则并非是第一法则那样的恒等式，而只是渐近相等，即短期内这个等式可以不成立，长期内经济会向这个结果收敛。
     如此，资本主义第一和第二基本法则就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经济增速下滑导致资本收入比上升，资本收入比上升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进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反向的推论也成立，即：经济增速提升会导致资本收入比下降，资本收入比下降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下降，从而改善收入分配。当然，这些推理的成立都以特定的储蓄率和资本收益率假设为前提。具体而言，当经济增速变化时，储蓄率不能有更大幅度的同向变化；当资本收入比变化时，资本收益率不能有更大幅度的反向变化。这些条件在该书中均有讨论，不过客观而言，皮凯蒂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充分论证为何这些条件必然成立。这正是许多批评的入手处，可能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据此，皮凯蒂提出了全书的核心要义，即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举个例子，当经济以某个速度稳定增长时，典型劳动者的工资大致会以相同速度增长；同时，如果资本所有者将大部分资本收益都用来再投资（当其足够富有时，消费的总财富占比应该很小，这个假定并非不合情理），那么其财富的增长速度就是资本收益率。如此，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普通劳动者。长期来看，这一机制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不可忽视。如此简洁明快的论证却是言前人之未及，对熟悉增长理论的人来说这相当令人诧异。现代增长理论的开山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肯定了这一论证，并称之为“富者愈富动态”。他认为皮凯蒂在老题目上做出了有力的新贡献。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索洛的评论文章甚至比皮凯蒂原书的表述都更为清晰，对于一个90岁的老人而言这难能可贵。
     《21世纪资本论》已经收到了太多的肯定和赞美。除了索洛，另外两个热情的支持者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也都是诺奖得主。皮凯蒂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的历史数据，使得收入分配问题重新回归宏观经济学研究。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并不存在。因为他关注的时期正好包含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那是一个财富遭到破坏但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的特殊时期。库兹涅茨观察到的收入分配改善来自财富破坏，而非经济增长。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会自动变公平的观念值得商榷。更重要的是，“富者愈富动态”并不依赖任何形式的市场失灵，它本身就是内嵌于市场运行当中的一个机制。既然如此，关注分配问题也许并不像卢卡斯所说的那样不堪。
     至此，皮凯蒂给出的资本主义未来图景和马克思一样灰暗，似乎只有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才能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其途径是毁灭财富。从前面的论证看，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其实是保持持续的高增长。高增长会降低资本收入比和资本收入份额，从而改善收入分配。当然，如果能让经济增长率高到大于资本收益率，上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彻底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强调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都不为过。然而，历史数据是无情的。皮凯蒂发现，在过去2000多年里，资本收益率长期维持在4%到5%的水平，而世界经济增长率在1950年到2012年的黄金期也没能超过4%。因此，对于未来利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皮凯蒂不抱希望。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累进资本税，即对个人和家庭的净资产征税，而且净资产越大税率越高。这是从不等式的另一端入手，既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那就只好降低资本收益率。书中对此做了大量论证，不过最终结果是由于税收竞争等技术原因，这一方案短期内很难付诸实施。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样一本书在获得赞扬的同时肯定也不乏批评。目前来看，很多批评也只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确实，对于一本严肃的专业著作而言，在学术上赞同要比批评容易得多。不过，随着大量一线专业学者的介入，相信会有很多学术性的批评出现。对该书而言，这很大程度上是好事，甚至会促使该书更加成功。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结果应该是说服别人，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和足够的重视。《21世纪资本论》至少已经成功做到了后一点。
    （完）
    （作者于2014年9月3日供稿          编辑、审校：王砚峰）
    关键词：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评价  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