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型城镇化摆脱“下限保卫战”(刘树成)
2014年4月10日,《经济参考报》发表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树成的专访,刘树成就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做了系统分析。全文如下:
用新型城镇化摆脱“下限保卫战”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
2012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冲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然突出,给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中国社科院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真正贯彻落实刚刚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2年至今下行压力对经济下限产生三个冲击波
《经济参考报》: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与前些年动辄两位数增长相比,出现了下降的态势,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作为国内长期研究经济周期的著名专家,您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何看法?2014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很快将公布,请您提前预测一下?
刘树成: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至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一个V字形下落与反转的轨迹,在2010年第一季度回升到11.9%的高峰。之后,我国GDP增长率开始进入一个下行通道,也就是我国经济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或增长阶段转换期。在开始的头两年,2010年和2011年,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还下降的不多。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在9.6%。
2012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下滑到8.1%;第二季度开始“破八”,下降到7.6%;第三季度下降到7.4%。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降到7.4%,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2012年5月起,开始采取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一、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又下滑到7.7%和7.5%,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2013年6月中旬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进入2014年,从已公布的1-2月份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主要经济运行数据看,预计上半年GDP增速会继续下滑,预计第一季度有可能下滑至7.4%,这是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据报道,3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3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指出:“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我们拥有去年战胜经济下行挑战的成功经验,也为今年继续应对经济波动做好了政策储备。当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任务,有针对性地陆续出台相应有力措施。”
我们可以预计,在新的微刺激措施下,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小幅反弹。2014年,GDP增长率有可能走出一条与2012年、2013年大体相同的轨迹。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2014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压力
《经济参考报》:确实如您所说,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那么,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以上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下限的三个冲击波,总的来看,均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即由于制约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要素条件的约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了下移过程。与前两个冲击波相比,第三个冲击波已是第三年。
《经济参考报》:与2012、2013年相比,2014年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其它因素有哪些?
刘树成:2014年,除了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制约强化之外,形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制约也更加强化了,其中主要因素有:
第一,经济下滑惯性因素。在近四年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具有下滑惯性。从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至2014年第一季度,GDP季度同比增长率的下滑趋势已经历了16个月。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由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各行业间、各地区间,以及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生产、投资、收入、消费等)间,具有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作用,也就是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和累积放大效应,因而形成经济运行的下滑惯性。同样,在经济波动的上行阶段,经济运行具有上升惯性。目前,在经济运行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惯性的措施,没有形成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经济增长随时就有滑出合理区间下限的可能。
第二,信贷和投资因素。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两大“化解”任务: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化解一些重要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将对信贷的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
根据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5789.05亿元,比2010年底的67109.51万亿元增加了38679.54万亿元,增长57.64%,年均增长19.97%。虽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却隐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2014年,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新增债务将受到严格控制,同时存量债务的偿还压力加大,这将制约各地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
第三,地区因素。2014年,全国多数省份纷纷下调了GDP增长预期目标(见表1)。从近三年来的情况看,2012年,与上年相比,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仅4个,上调的地区7个,不变的地区20个。2013年,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增加到12个,没有上调的地区,不变的地区19个。2014年,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的地区又增加到22个,上调的地区仅1个,不变的地区8个。2014年,在GDP增长预期目标下调的地区中,下调1.5个百分点及以上的地区就有8个,主要是西部地区6个、东北地区2个;下调1个百分点的地区9个;下调0.5个百分点的地区5个。各地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一方面是好事,有利于各地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和提高质量与效益上来,但另一方面也对全国GDP增速的下滑产生压力。
第四,企业因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对经济下行产生压力。劳动力、资源、土地、资金等各种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弱,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处于负值区间。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月度同比上涨率来看,从2012年3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为负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负值,代表工业生产者受损程度,反映市场需求不足,表明实体经济处于通缩状态。
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经济参考报》:每当出现新的冲击波,政府都会采取微刺激政策,来进行调控,但是一旦这种微刺激力量消失会产生哪些影响?它的缺陷有哪些?
刘树成:近三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下限形成三个冲击波,每年形成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即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守住下限是被动的。经济下滑具有惯性,当微刺激措施的力量消失之后,或者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目前的微刺激措施有两个缺陷:一是“碎片化”,即措施应急、零碎、不系统,缺乏措施之间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衔接。二是“短期化”,即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支撑效力不持久,对防止经济下滑的效果仅能维持一、两个季度。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现在则要经常守住下限。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经济参考报》:那么,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怪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政府应具体采取哪些措施?
刘树成:要摆脱当前这种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寻找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能持续的推动力量。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即可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续的推动力量。刚刚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贯彻落实,即是重要抓手。
从任务层面讲,这一规划的具体任务,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是一个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这一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持续的推动力量,可以解决当前微刺激措施的“碎片化”及其支撑效力“短期化”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讲,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结构、城市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从惠民生来说,新型城镇化将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型城镇化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开创新局面。
(刊载于:《经济参考报》,2014年4月10日,第8版)
关键词:刘树成 新型城镇化 经济形势 “下限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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