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学术交流报告(经济研究所赴乌克兰访问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赴乌克兰访问团
     2013年9月22日至26日，应乌克兰科学院邀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研究员的带领下，由经济研究所朱玲研究员、韩朝华研究员、胡怀国研究员、姚宇副研究员、金成武副研究员和亚太院富景筠副研究员组成的出访团队一行六人，赴乌克兰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访问考察活动。期间，访问团成员同乌克兰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和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学术交流，并结合双方的研究兴趣、学术资源和科研机制等，对下一步学术合作的形式、机制和选题等进行了磋商，初步达成了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意向，为正式合作协议的签署做了较为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访乌之际，适逢乌克兰科学院院庆活动刚结束，接待方的安排略显仓促，给访问团的交流活动带来了少许不便。尽管如此，由于访问团成员在出访前已做了精心准备，访乌期间又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学者交流、企业调研、个人访谈等形式，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较好地完成了出访任务，而且对乌克兰20多年的经济转轨和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访乌期间，访问团一切从简，行程紧凑，坚持“地铁＋快餐”模式，虽然疲惫至极，但收获很大：经过努力，访问团不仅克服了诸多客观困难，而且取得了远超预期的访问成果。
     一、基辅：乌克兰科学院
     乌克兰科学院是乌克兰最高学术机构和最大的研究中心，目前有170个研究所、中心，职员超过四万人。其中，70%的研究力量集中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它也是我们此次乌克兰之行的主要访问地。《乌克兰科学院年度简报》显示，2012年，该院共有职工40609人，其中研究机构人员为37426人、研发部门（R&D）为2039人、服务部门为1144人；2012年的总支出为32.42亿（乌克兰）元，其中财政拨付为25亿元，工资性支出为22.6亿元（占总支出近70%）；全年共出版学术著作近800部、教辅科普书籍47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5万余篇。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研究机构。
     9月23日，访问团应邀与乌克兰科学院外事局局长谢尔盖?缅库什科先生举行了会谈。缅库什科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乌克兰科学院的人员组成、机构设置、研究领域等，并对深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交流、尽快签署所际交流框架协议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表示，乌克兰科学院不仅是该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而且同国内外其他研究机构有合作研究项目，还与该国的教育机构一起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希望我们的乌克兰之行“不仅能达成合作协议，而且能与有关研究所确定具体的研究项目”。朱玲研究员向缅库什科转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问候，详细介绍了我院尤其是经济研究所的机构设置、研究领域等情况，并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匈牙利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和罗马尼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的合作情况，建议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优先考虑研究所一级的学术交流合作。
     对于朱玲研究员的这一建议，缅库什科局长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安排访问团于9月24日和25日，分别赴乌克兰科学院经济与预测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在乌克兰科学院各下属研究所中，经济与预测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最为接近，故24日双方围绕合作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该所副所长安德烈?格里申科表示，他们对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很感兴趣，希望加强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合作。朱玲研究员向对方介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经济研究所的机构设置、近期研究重点，并就具体的合作研究项目同对方进行了磋商。双方初步商定，可考虑在下述五个领域，展开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即经济体制转型（制度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小企业创新研究、收入分配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等。
     除了学术合作方面的磋商，访问团还与乌克兰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就中乌两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通报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经济与预测研究所，乌克兰同行向访问团重点介绍了乌克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对加入欧盟表示出相当的期待，认为加入欧盟有助于其开拓欧盟市场、引进新技术和新生产线、促进乌克兰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促使乌克兰的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等。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乌克兰的专家学者对该国经济转轨中企业、市场和政府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总结，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经济转型和所有制改革中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及其对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时至今日，回忆起转轨初期的艰难时刻，乌克兰科学院的学者仍不胜唏嘘：他们曾一度领不到工资，每个人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度过难关，等等。
     为了更好地完成出访任务，访问团成员在赴乌前曾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包括了解乌克兰的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各类宏观经济数据等。赴乌期间，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并借助于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相互印证，增强对乌克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了解，访问团成员充分利用短暂的访乌机会，做了不少实地调研工作。一方面，通过考察企业、同企业工人和退休人员交谈等，对企业改革、职工的工资水平和人员流动、退休金和养老金、住房和医疗制度、社会保障措施等进行了调研；另一方面，通过请教宾馆服务人员，访问团成员在严守外事纪律、注意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对所住宾馆附近的火车站、地铁站、超市等基辅市民常去的场所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前期准备、学术交流和实地调研相结合，访问团大致理清了乌克兰的经济转轨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并初步形成了系统、直观和“立体”的认识。
     二、乌克兰：艰难的转轨
     在转轨经济体中，乌克兰颇具特色：转轨前，乌克兰的经济基础在独联体国家中几乎是最好的，包括中西部肥沃的黑土地和相对发达的农业、东部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相对发达的工业等；转轨后，乌克兰的经济表现却几乎是主要转轨经济体中最差的：其1999年的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40.8%（乌克兰国家统计局），人均GDP由1990年的1569美元（现价，下同）降至1999年的635美元（世界银行，下同）。进入21世纪后，乌克兰经济渐有起色，人均GDP一度升至3891美元（2008年）；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乌克兰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14.8%），再加上当年加入WTO，乌克兰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下降和加入WTO后进口品竞争的双重压力。乌克兰科学院经济与预测研究所的格里申科副所长表示，2013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仍然为负（预计为-5%）；除农业外，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处于下滑状态。该研究所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室主任拉吉亚?申卡卢克表示，欧盟和俄罗斯是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地，乌克兰提振外需、实现正增长，一方面视乎欧盟和俄罗斯的经济复苏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乌克兰是否能够顺利加入欧盟。
     乌克兰经济转轨可谓一波三折。若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不得不提及其乌克兰特殊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乌克兰是欧洲的第二大国（国土面积），土地广袤肥沃，是前苏联乃至欧洲的大粮仓，一度生产了前苏联25%的粮食、50%的肉类和60%的食糖；同时，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以全球0.4%的陆地面积拥有全球5%的矿藏储量，雄踞欧洲首位。然而，肥沃黑土地和丰富矿藏的四周，却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国”环绕：如（先后有）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南部）、“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西北部和西部）、俄罗斯（东部和东北部）等，乌克兰人长期处于依附或被统治地位：即使在西乌克兰，历史上也是波兰地主和罗马尼亚地主、犹太商人或德语商人拥有大部分权利，乌克兰人长期被排斥在政治经济权力之外（乌克兰教士或许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乌克兰精英阶层）。为了对抗波兰，乌克兰人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议》（1654年）寻求俄罗斯的帮助，其结果却是波兰和俄罗斯签署的公然瓜分乌克兰的《安德鲁索沃条约》（1667年）：西乌克兰（右岸）归波兰、东乌克兰（左岸）归俄罗斯。直至二战末期，随着苏军击溃德军，整个乌克兰才真正统一（1945年西乌克兰并入苏联）；直至1991年，乌克兰才真正独立（12月1日通过全民公决）。
     数百年的东西分裂，在乌克兰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西乌克兰在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更接近其中东欧“邻居”；东乌克兰则同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乌克兰的独立、转轨过程，还是目前申请加入欧盟，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影响。例如，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分别有97%和95%的民众支持独立，而东部和南部则分别为88%和87%；在转轨过程中，由于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但缺乏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自给率仅两成左右），俄罗斯大幅提高能源价格对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或是其转轨绩效差强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转轨过程中政府和议会之间的争执不断、相互挚肘（议会多次否决改革议案）以及在欧盟和俄罗斯等外部政策方面的多变，亦同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乌克兰科学院经济与预测研究所的学者在同我们讨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一事时，亦认为加入欧盟的主要困难并非来自经济，而是乌克兰人在政治方面的分歧，即乌克兰究竟应转向欧盟还是俄罗斯，目前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乌克兰还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此即持续的人口下降和劳动力外流。1992年初，乌克兰的总人口为5205.6万，截至2013年5月1日则降至4549.5万人（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of  Ukrain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kraine”  ,
    January-May  2013）；并且，这种趋势迄今仍无缓解迹象，必将对乌克兰的人口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措施造成新的压力。有研究显示，到2050年，乌克兰人口至少还会减少300多万，近半人口将超过45岁，预计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15%升至25%。人口下降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持续的劳动力外流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其中，西乌克兰人更多地流向欧盟国家，东乌克兰人则更多地流向俄罗斯。同中国目前庞大的农民工流动群体类似，乌克兰的人口流动主要是由于工作原因：European  Social  Statistics  (2013)显示，在2011年移入欧盟的新移民中，乌克兰人以20.4万人高居榜首，甚至超过了美国人（18.8万人）、印度人（17.2万人）和中国人（15.3万人）等人口大国；不仅如此，乌克兰人主要是去找工作（就业占68%、留学仅占3%），这同以留学为主的中国人（就业占18%、留学占32%）有很大不同。
     乌克兰外移者大多是年富力强的人，大量的人口外移不仅会恶化乌克兰的人口结构、增加社会保障压力，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人力流失，早晚会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欧盟各国等“邻居们”相比，乌克兰人的机会偏少、收入偏低。乌克兰科学院经济与预测研究所的一位学者曾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曾在波兰教过3年书、在哈萨克斯坦代过课，目前在乌克兰科学院的月工资约为7000元，其中2000元要交税和支付社会保险费；她在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收入，大约是目前收入的三倍（回国工作主要是为了同生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另外，我们在与经济与预测研究所的学者交流时发现，其英语水平和使用范围远低于我们的预期，甚至难以向我们提供英文形式的专著和研究论文，而该研究所毕竟是“欧洲”国家的顶级研究机构。据该研究所学者的解释，研究所的多数学者不会讲英语，因为“英语好的学者大多跑到国外工作去了”。由此不难看出，乌克兰外移者中有不少高级人才，这对于急需人才的乌克兰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本损失。
     通过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在基辅的实地调研，访问团发现基辅市民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北京市民，但商品和服务价格则与北京大致差不多（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的兑换率约为1：1.3），商品种类也没有明显的不同，这意味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压力要比北京大。访问团成员在与当地一位退休工人的访谈中得知，他们的退休金差别很大，普通工人的退休金大致在每月1000元左右（企业精英和官员的退休金可高达每月两万元），根本无法在基辅生存（正常生活每月约需5000元左右），故80%的退休工人都会在退休后通过打工补贴家用。不仅如此，由于存在普遍的腐败现象（办理退休手续亦需行贿），基层民众的实际压力要比统计数据所表明的大得多。据该退休人员介绍，乌克兰的腐败现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橙色革命之后的腐败其实是更严重了”，“我们根本没有发言权，说了也没有人听”。
     总的说来，乌克兰的经济转轨仍没有完成，制度仍有待完善、体制机制仍有待理顺，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困难。尽管如此，访问期间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乌克兰是一个值得敬重的民族：虽然历史上命运多舛、当前社会经济问题重重，但仍保持着乐观心态、质朴民风，生活中能够相互信任、和谐相处，再加上乌克兰地大物博、工农业基础雄厚，有着一定的基础研究积累和创新能力，故一旦机制理顺、制度完善，仍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欧洲大国。我们期待乌克兰人能够早日摆脱当前困境，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衷心祝福乌克兰人民！